我妈年轻时有个名号，叫“铁匠”，名号的缘由，一是打麻将厉害，二是打我厉害。
　　我在挨打这件事上向来独孤求败，没听过身边有谁挨的打比我多。小时候走路摔跤会挨顿打，我若哭了会被打得更厉害;我和小朋友打闹，会毫无预兆地被她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竹条棍棒都是顺手的工具。她有个口头禅：“不打你也哭，打你也哭，那我就往死里打。”
　　她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后背的血手印、膝盖的血痕、都是我在童年被单向吊打的印记。多年过去，身体的痛感已随着时间的过渡慢慢消磨，但精神上的粗暴及讥笑所造的壳，却需要神经敏感纤细的我消耗漫长的时光去凿穿。
　　第一次挫折，来自幼时的一次亲戚聚会，我妈向亲友埋怨，我太爱哭，芝麻大点儿事能哭一宿。一个长辈当即逗我，这么爱哭，哭一个给大家瞧瞧？我瞬间涨红了脸，脑袋里好似挤碎柠檬，眼泪就顺着脸颊欢脱地滚下来。哭了哭了！大家哄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小孩爱哭是很可笑的事。后来这个把戏，在亲戚聚会之时常被迫上演，一些长辈乐此不疲地以逗哭我为乐，我的反应也总让大家心满意足，我妈则恨铁不成钢：“哭哭哭，就晓得哭！”
　　如今想来，大家只是喜欢笑，他们也笑别人，并不是针对我。但我察觉到人群中的恶意，它冷冰冰的，像一条阴冷的毒蛇，披着亲情的外衣在人群中搜寻弱者。我无力反抗，只能选择沉默。等到我长大些时，我的沉默又招致不满。我妈围着我打转，想撬开我的嘴——她命令我给长辈打电话，向长辈问好，电话通了，我却手足无措，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反复逼迫无果，她终于对我失望透顶：“你怎么变成这样？”
　　許多童年时候让我痛苦的细节，变成性格刻进骨髓里，我丧失了人际交往中的分寸感，生活如同建立在薄冰之上。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我在办公室里崩溃大哭，当时的我被周围善意或冷漠的眼神簇拥着，场景和童年时的难堪如出一辙。朋友私下开解我：有什么问题，你怎么自己忍着，不去和人说明白呢？我不知道怎么去和别人诉说心中的不快，我只熟悉无声的忍耐以及彻底的崩溃，中间开阔的情感地带，对我而言实属陌生，没有人给我写上“此处可抱怨三百字”的脚本。
　　那时我非常羡慕生性豁达的人，直到后来真正走出社会，才明白只有极少数人是天生心胸宽广，更多的人是在历练中逐渐完善自己。朋友告诉我，戳心的事情，在心里搁置一天就足够，但暖心的事要记得一辈子。我尝试着和过去多年的怨恨、纠结和解，仿佛是自然而然的，成年后，我和我妈的关系开始好转。前一阵子，她打来电话，我装作无意地问起她：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后背被你打出血手印，是因为什么？她说我有打过吗？我不记得了。我忽然明白，多年来我躺在亲人造成的阴影里，以受害者自居，遇着什么都拿出“原生家庭”的万能盾牌，实则是一场孤芳自赏的独角戏，也失去了真正改变的机会。
　　心理学家武志红谈过关系中的受害者心理，他说：如我们不能做选择，那么必然的，你会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受害者，而将对方视为迫害者。如果你处于这种局面中，要知道，你的被迫害感未必是外部现实，而可能只是你的内在想象而已。为什么宁愿以受害者自居，而不愿意发生真正的改变呢？
　　明白这些，我便从“受害者”的制高点上跳下来，并以另一种眼光打量童年时的阴影。我发现，很多小孩的成长轨迹都存在与原生家庭的某种“对抗”，缘于情感的忽视、身体的暴力，或是物质的苛待。张爱玲在捉襟见肘的求学时期，曾收到老师佛朗士的八百块钱奖励。这份被她视为一张“生存许可证”的钱，却被母亲在牌桌上轻松输掉了。有说法认为，也许她母亲觉得她太得意，便用这种方式小小地打压她一下。然而类似“八百块事件”的打压，对于小孩而言未免过于沉重。
　　小孩们童年时期的种种不幸遭遇，当然值得同情，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束缚其展翅翱翔的枷锁。时间自会抚平一切。反观我自己，那些我幼年时无力兜住的挫折和打击，多年后，我终于试着放下，和过去的阴影握手言和，这是对父母的原谅，也是自我救赎的成长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