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考察影院员工的情绪劳动(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工作压力和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从情绪调节策略作为特质性静态概念的角度,探讨情绪劳动在情绪调节和工作倦怠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以全国44家城市影院的1067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情绪劳动量表(ELQ)测量个体的表层动作与深层动作、采用情绪调节量表(ERQ)测量个体的表达抑制与认知重评、采用工作压力源量表(OSI-2)测量个体的工作压力情况、采用工作倦怠量表(MBI)测量个体工作倦怠状态、采用工作满意度量表测量个体的工作满意度。选取2个时间点(间隔2个月)进行纵向研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达抑制得分与工作压力得分呈负相关(r=-0.16,P<0.01),与工作满意度得分呈正相关(r=0.17,P<0.01)。以工作压力得分为预测变量,情绪劳动得分和情绪调节策略得分作为中介变量,工作倦怠得分作为结果变量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均拟合良好,认知重评得分在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得分间起纵向中介作用,95%可信区间为(0.01~0.03);表层动作和深层动作得分在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得分间起纵向中介作用,95%可信区间分别为(0.03~0.05)及(0.02~0.05)。结论:情绪劳动机制与情绪调节策略在工作压力和工作结果间起到纵向中介作用。表达抑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积极作用;惯于使用认知重评的员工能够通过更多的深层动作和更少的表层动作导致更好的工作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