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作为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著作，将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群体，利用幽默风趣的写作手法，将当时情景下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纠葛、痛苦、窘迫、怯懦与快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围城》以方鸿渐这个处于深度精神危机中的知识分子作为文章的主线，对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众生进行充分地描述，将当时知识分子在物质上的窘迫、精神上的困顿完全表现出来，并且对人的劣根性和人际之间的基本关系进行了相关探讨。本文对围城中方鸿渐以及周边人物的困境进行分析，并寻求在困境中如何超越自我的方法。
　　一、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
　　阅读《围城》可以发现人的各个阶段都面临困境，尤其是在生活和工作高效运行的现代社会中，人类正处于情感退化、精神匮乏的精神环境中，如何在当今社会去实现自己的精神诉求成为共同的问题。从方鸿渐到《围城》中其他角色，情感与婚姻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人物之间很少有感情的沟通与共鸣，并且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爱慕的基础上。方鸿渐一开始任由家里做主，与素未谋面的周小姐订婚，在即将成亲之际，未婚妻却因病去世，方鸿渐得以恢复自由之身，这表明方鸿渐与周小姐的情感生活就是一场没有感情也没有结局的结合。在留学归来乘坐邮轮回家的途中又与鲍小姐之间纠缠不清，两人的感情始于引诱与欺骗，在两人各取所需之后，最终随着邮轮的到站也无疾而终。同时方鸿渐与孙柔嘉之间也没有深厚的感情，只是在孙柔嘉一步步地精心策划下，极不情愿地步入婚姻的围城而无法脱身。通过对方鸿渐周围的人物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汪处厚老夫少妻的组合是典型的貌合神离，陆子萧对孙柔嘉、范懿对赵辛楣没有根基的单相思等情况，都表明三四十年代的两性关系游离在精神之外，对恋人和配偶的选择轻率且盲目。由于感情的意义在追逐中被放弃，感情困顿的处境也日益明显。《围城》中的人物情爱的缺失，是情感困境的具體表现。在两性关系的选择中丧失主体意识是丢失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在当今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旅途中的伴侣也不能帮助自己走出困境，两个人的结合也不过是利益的选择，婚姻里的对象也成为可有可无的补偿。《围城》中表现出的情爱匮乏，揭示了人们在情感的荒原中无路可走的艰难困境。
　　方鸿渐并不仅仅是一个不学无术、凭借购买假文凭的骗子，还是一个在夹缝中不断挣扎的追梦人，在遭遇了感情失败、事业受挫、人际关系破碎等挫折后，虽不甘心同流合污却又无法改变，只能装作一副孤独无奈又玩世不恭的样子。作者钱钟书先生用极具概括意义并且又普遍存在于人生世间的“围城”现象通过方鸿渐的故事进行展现，将现代文明下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握自己的盲目与恐惧，难以突破自我的孤独与怯懦表现得淋漓尽致。
　　《围城》不仅仅揭示了婚姻的围城，更表现出现代人均处在心灵围城中无法逃离。伴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孤独成了现代人生存与生活的主旋律，“城中”的人展现出了无尽的孤独;朋友与恋人的交往缺乏精神的交流与心灵的抚慰，精神上的孤独、日复一日的空虚与失落使得现代人处在难以自拔的困境中。误解和没有结果的期待让人深感沟通的艰难，方鸿渐的感情生活及其周围人物的生活场面是当代人心灵围城的缩影。《围城》中的困境更多的是现代人对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追寻无果的无奈，更是压抑的情感环境产物下对生活的失望。钱钟书先生采用形象的文字，将方鸿渐及其周围人在喧嚣背后的孤寂苍凉进行了充分的表现。
　　二、“自由”至虚无
　　“人作为一种‘偶然’存在于世，面对的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生来即是无意义的。”显然，《围城》中的方鸿渐也对此十分感同身受。钱钟书先生有意将当时的战争环境与人物之间的牵扯进行充分地剥离，以至于处于1937年这样残酷的战争局势下方鸿渐仍然可以从容地衣锦还乡。即便由于战争的原因全家迁至上海，似乎也并没有对他的闲情逸致造成很大的损害。方鸿渐可以说是命运的宠儿，出国留洋的费用是由岳丈资助，最后通过购买假文凭，带着博士虚假头衔荣归故里并且享誉四方。同时身边的情人更是接踵而至，并且毫不费力就得到了去三闾大学工作的机会，工作与情感生活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然而方鸿渐的内心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脱。人不能反求诸己，必须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目标，才能体现自己的真正价值。而方鸿渐正是这种缺乏“自身之外的目标”，导致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小养尊处优，养成了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清楚的人生规划;并且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现象缺乏一种清楚的认识，内心崇尚绝对自由，为了逃避现实，自始至终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所以，方鸿渐经常将外在的现象都视为荒诞无趣，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无法真正的相互理解，只能相互争吵折磨。他与赵辛楣本来是最亲近的人，却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就不禁感慨：“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显然方鸿渐不仅夸大了主客关系的对抗性，还否定了外在的世界。阅读《围城》，可以看到一个无所肯定的世界，一种全面否定一无保留的讽刺精神，如方鸿渐在船上与鲍小姐谈论她未婚夫认为学医兼信宗教就等于药房掌柜兼开棺材铺;又如方鸿渐批判赵辛楣，认为不是大教授搞政治，而是小政客办教育。但是在赵辛楣一针见血地反驳后，方鸿渐便看破了教育，看破了政治，看破了一切。也许从中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方鸿渐愤世嫉俗、否定一切的悲凉心态，但最能表现方鸿渐这种心态的莫过于对恋爱及婚姻的独到见解了，把赵辛楣对苏文纨的追求比作狗追水里肉骨头的影子，即使同苏文纨真的结婚，恐怕最后不会得偿所愿。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杨绛先生对全书的定义“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围城描述的不仅仅是方鸿渐而且是目前大部分人存在的生存困境，大部分人经常偏激的以为：人生的围城无处不在，由于无法事事随人心，越是得不到的越是在骚动。因此，方鸿渐认为医生信基督，政客搞教育是在客观的角度否定了外在的世界，对婚恋的相关理论则从理性的角度对整个人生的否定。这些是导致方鸿渐的所有理想和追求分崩离析的根本问题，最终使得方鸿渐走向深不见底的深渊。 　　三、“围城”的局限
　　茫然而去空手而归的虚假留洋博士，装腔作势丑态频出的教授群体，表现了物质和环境的压抑下，自由意志丧失在生存困境中。方鸿渐盲目屈从于世俗的眼光，对人生没有清楚的规划，“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最后通过购买假文凭，带着博士头衔荣归故里。真文凭或者假博士，留洋却成了金字招牌，成了没有根基、却实实在在的虚荣。教授群体的夸夸其谈，更是凸显了不学无术的本质，李梅亭借着资料卡片，厚颜无耻地进行炫耀;方鸿渐学“国文”出身却教伦理课程，不及时备课，尴尬地进行课堂教学;学“国文”的孙柔嘉却在教学生“外语”，被学生取笑最终赶下讲台。道貌岸然的教育“精英”，为了挣钱与声望却忽视了自身的使命感，事业以及生活的意义在装腔作势中被逐渐遗忘。方鸿渐从留洋到工作，从恋爱到婚姻，都处在不断的焦虑与纠结中，无限的延宕起伏使得自己在茫然的追寻中难以自拔。方鸿渐是在寻找，同时也是到处流浪，没有温暖的家庭，也没有安身立命之处。《围城》的结局意味深长，墙上的挂钟在走着圆圈，犹如方鸿渐的人生，疲倦至极，生命被损坏到极点，敲出的时间永远慢了拍，最后逐渐在茫茫人生中丧失了追求的方向，彻底的陷入迷惘之中。《围城》揭露了在现实世界中，人总是在不断地寻找中度过，要么取媚世俗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要么摆脱欲望的追逐，跳出权力的争夺圈去追寻精神的家园。方鸿渐的命运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在围城内外进进出出，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生命的意义在难以确定中逐渐破碎，围城里外的人都无法在现实的生活中给予生命原有的价值与地位，对被抛弃在生活中消耗的生命无能为力，所有的努力和斗争激情也在茫然的追寻中消失殆尽。
　　四、追寻真善美
　　方鸿渐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在当代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悲剧，平凡的人在压抑的生活环境中无时无刻不在与生命、与生活進行斗争和妥协。《围城》表明了人生的困境必然存在，然而只有战胜困境，不断斗争的信心，才能在信仰的废墟上重建理想，去寻找人生的价值。钱钟书先生从人的需求出发，将人的情感与欲望进行充分地描述，充分展现了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真实的生活遭遇，演绎了人间的悲喜剧，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生选择，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和巨大的冲击力。无论是对知识分子还是社会中其他阶层进行深入地观察，可以发现生活中到处充满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正如王元化先生说的“这样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情感，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生活的注重，对人类美好情感的肯定”。
　　五、结束语
　　欲望与追求总是难以满足的，孤独与寂寞也时常存在，围城是每个人都存在的普遍状态。文学是审视人性和宽慰人心的精神食粮，通过对《围城》的充分解读，探求自身存在的生存困境，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给麻木的身心以清醒的认识，使自己逐渐走出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