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斯必须处理的核心问题，可以简单陈述如下：如果后大革命的法国在政治上如莫拉斯所称那般分崩离析，法国怎么仍然以其可得以辨认的本来面目存活至今？
　　莫拉斯的回答是，政权在法国更替来去，国家却悄悄自我强化。法兰西的故事相当一脉相贯——“国家”指中央化的日常的行政，粗略言之，即“官僚体系”或那大批常任官员。这个过程，在法国历史上起源悠远。在《君主论》里，马基雅维利已标举法国君主制为中央化国家的成功例子，到18世纪中叶，慕之者与畏之者皆以法国君主制为中央集权的标准范例。
　　莫拉斯尽管敌视民主共和国，却还是非常现代的政治动物。他知道一个已被放逐的君主制不能希望根据君权神授之类过时理论返回其父祖的法国。这在路易十四时代，可能行得通，在20世纪则不是办法。要维护君主制，尤其企图回朝的君主制，必须根据它先前的成绩来维护，正如攻击君主制度之敌，必须攻击这些敌人的成绩。
　　就此而言，君主制度党竞逐政权的方式，必须和现代民主里的任何政党一样。唯一差别是，君主制度党自知在民主游戏中无法获胜。莫拉斯为君主制度张目，核心根据是说，君主制度对内并未过度中央集权，对外则外交政策向来成功。法国国王御民堪称节制，君主当政的法国也受四邻或敬或畏。反观第三共和国以来的法国，内则政治四分五裂，外则惨败于普鲁士。
　　莫拉斯始终强调内政与外交必然相关。大革命以前，法国国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保持德国分裂而衰弱。法国最不想要的，就是莱茵河那边有个强大的、统一的德国。积弱的德国是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缓冲物，只要法国外交成功，播好普鲁士与奥地利不和的种子，复于必要时打俄国牌，则法国总是有相当机会成为欧陆的支配力量。法国要想玩好霸权游戏，则法国内部情况关系重大。在国内，法国需要一个权力巨大的君主制，能有效统治并征税，同时获有贵族与教士支持。
　　贵族支持是战争的根本要件。在某一层次上，贵族是君主的天敌，每个贵族只要能够，都会权倾天下。国君向来以此为大患，尤其志在中央集权的君主。旧制下的法国君主制所以顺遂，端赖在贵族的地方权力与中央的集权需求之间找到一种持久的平衡。两者的理想媒人是战争；战争是绅贵在修道院、书房及法律以外的唯一正务。征税于民以供贵族快意于战争游戏，人人（纳税人除外）得遂所愿。有效率的征税是强大政府的别名：军事功名是贵族的义务，政府强大则是国王大悦，国王出资而供贵族战争，为带剑贵族提供军事功名的机会。
　　实践起来，此计没有这么简单。在君主集权中央的前提下放任地方贵族享有高度自治，实际上造成旧制法国政府分歧无章法，但只要这个体制持续运作，即是力量之源，而非积弱之患。君主政府之下，地方与省级司法体系各用其法，虽然芜杂冗乱，却有维持地方贵族参与政治的良效。贵族参知政治，君主必须保持警觉，一如军权侵扰地方权利与自由，地方必须提防，但这也是力量之源，而无积弱之患，因为这表示统治体系不至于僵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保持一些流动出入，胜于双方关系僵固以致整个体制毫无弹性。
　　莫拉斯认为，大革命持续了官僚的中央化过程，而消灭了地方自主对中央的平衡力量。大革命留下来的统治体制，是许多地位大致相等的省由巴黎指派的省长主持，加上巴黎巨大的中央化官僚。连国立教育制度也由官僚体系主持，以产生未来官僚为宗旨：中央化的国家自养自用。因此，在法国，左派与右派歧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凡俗与教士教育之争，至今犹然。
　　法国国家亦然。莫拉斯和马克思一样认为，1789年以来法国每次的革命都强化了这个官僚国家。意思是说，造成官僚体系行政自主的理想条件，是政权不稳定。法国每个革命势力都梦想据有国家，但每个革命势力都没有看清，威胁政权就是强化官僚体系，因为政权不断更换，而官僚体系永远都在。
　　法兰西继续存在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要如何解释？无论政权谁主，邮差都将信送到，虽然他可能因政权易手而不得不换制服扣子。革命的威胁无时不在，造成任何政权都是虚弱的，因为任何政权都是一时的，每任政府都是临时政府。还有什么更有利于造成官僚体系根深蒂固？不稳而更替频仍的政权，弱势的政府，形成法国的行政庶务掌握于在永久任期原则下随政权进退的官僚手中。
　　《西方政治思想史》，（英）约翰·麦克里兰著，彭淮栋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本文摘自该书第31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