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太平山顶上，曾经有个牌子：“今天心情不好，乃可购物。”——香港人不开心了，只要可以购物，就会开心。
　　
　　翻开余秋雨、王安忆等人编选的“三地葵文学丛书”，厚达数寸的《古苍梧集》颇为引人注目。这部文集涵盖了散文、诗歌、小说、剧评乃至昆剧剧本，可见作者的涉猎之广。而自称“古苍梧”的作者，便是著名学者、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学术顾问古兆申先生。
　　1945年生于广东高州的古兆申，一生经历颇为传奇。由于高州毗邻广西，从地理位置上很容易进入桂林、大理、重庆这些“大后方”地区，所以从1938年广州沦陷以来，这个粤西小城里就接纳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少年古兆申就是从这时起，在位于这座小城中心的“中山纪念堂”开始接触到各式话剧和民族文艺演出的。1949年，古兆申随父母举家迁往香港定居。至今回忆起当初经过的路线地名，他仍历历在目，“高州、水东、三水、广州、香港。那年我4岁，妈妈一路上和我说话，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告诉我。”有趣的是，一家人在迁居路上还曾遇见过解放军部队，“当时他们在包饺子，还抱着我玩，饺子包好了，又送给我一碗吃，真亲切。”
　　1965年，古兆申考入刚刚创建的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以前，香港仅有“香港大学”一所高等学府，它的前身是1887年创立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就曾就读于此。直到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才打破了香港的大学教育全部使用英文授课这一状况。
　　新创建的香港中文大学是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三部共同组成。当时，香港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海内外诸多学者都任教于此，中文大学一度成为各种思想交锋的最前沿。例如由国学大师钱穆创办的新亚学院，后来就成为了蜚声海内外的新儒学基地。而在古兆申就读的联合书院里，也聚集了一批著名的学者。鲁迅的英文秘书姚克、著名通俗小说家徐吁等，都曾在此执教。就在这一时期，热爱文学的古兆申与友人胡菊人等创办了一本名为《盘古》的杂志，开始以“古苍梧”的笔名发表文学作品，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开始了对中华文化分析研究的漫漫长路。
　　1967年，古兆申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69年又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首批毕业生。1970年，他又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1981年，他开始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修读法国现代文学及哲学课程。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成归来的古兆申先后在多家文化机构任职，担任了《文学与美术》、《八方》等杂志的执行编辑、《汉声杂志》的主编……1997年香港回歸期间，他又来到了华文界著名的《明报月刊》，担任总编辑一职。
　　
　　文学之路
　　
　　《新民周刊》：您的文学研究是怎样开始的？
　　古兆申：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刘勰的文学观》，这就是我从事文学研究之始。在研究古代文学的同时，我还一直很注意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留心于中国的传统戏曲、章回小说同外国文学的关系。上世纪60年代末，我曾与友人合编一套《现代中国诗选》，并由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两出版社联合出版，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同时，我自己也从事新诗，散文，小说及戏剧创作，并写文艺评论。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日据时期的上海文学（1941－1945）》，后来这篇文章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今生此时，今世此地——张爱玲、苏青、胡兰成的上海》。此外，我也很关注中国电影的发展，除在报刊发表影评外，亦撰写过论文多篇，尤侧重于戏曲电影的论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任台北《汉声杂志》主编时，还对中国民间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先后编撰了《黄河十四走》、《戏出年画》、《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等书。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始终致力于昆曲研究。
　　《新民周刊》：大陆学界对您较多的了解可能就在于您在昆曲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您是怎样喜爱上昆曲的呢？
　　古兆申：在我大学时代，对我影响较深的老师是戏剧家姚克先生，我曾研修过他的中国小说史和戏曲史，也常常看他编导的话剧。他是40年代上海五大导演之一，最有名的剧作是《清宫怨》，后来被拍成电影改名《清宫秘史》，在“文革”时曾经被批得很厉害。他在香港执教的那段时间里常常会唱昆曲，后来我了解到他曾是曲学大师吴梅的弟子。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昆曲，并逐渐喜欢上的。
　　
　　从文化回归到《明报月刊》
　　
　　《新民周刊》：听说您曾经还做过小学老师？
　　古兆申：是的。因此我对香港的基础教育有自己的了解。在我小的时候，就有几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我在香港圣公会教会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的传统是不让学生涉及政治的。有一位体育老师，经常会和我们说起新中国的体育发展，言语之间很自豪，后来大概因为政治主张方面的原因，他离开了学校，没有再教我们了。而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是国民党，每年“双十节”他都会给我们发“青天白日”小旗，后来他也走了。可见，在当时的香港，各种主张和思潮都是存在的。
　　《新民周刊》：这样的环境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古兆申：其实，香港的很多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关心和探讨的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其他的因素。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香港的报业聚集了大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和报人。当时的香港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位置很尴尬，进退两难，只能在孤岛上观望。但是他们同时又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在香港延续了下来，在报上刊登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让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能够看到，感受到。
　　《新民周刊》：回顾您的学术历程，从香港出发，历经海外，最终依然回到了传统文化的本体。您的这一经历是否也能折射出香港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转变？
　　古兆申：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就出现了一些颇为独特的文化类杂志。主观愿望上，他们希望能够摆脱英美苏政治集团的控制，并希望较少涉及政治问题而更多地关注中华文化走向。我就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针对当时港台包括海外华人对于大陆的偏见，提出祖国大陆才是中国的主体，提出对中国这一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回归——这是在1960年代末，文化界第一次提出“回归”这个概念。
　　《新民周刊》：“文化回归”的概念是否也能从您曾经主编的《明报月刊》中找出点端倪？
　　古兆申：我到《明报》集团工作时，金庸先生已把全部股份卖给马来西亚华商张晓卿。张晓卿那时聘台湾《中国时报》前副刊总编高信疆先生为编务总监，我是应高先生之邀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的，那是1996年8月。在试编了三期之后，该年的第十一期上，我正式挂名主编，直至1998年１月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明报》为止，共编了15期。
　　我任《明报月刊》总编时适逢九七回归，于是就策划了一系列有关生存环境、文化环境、两地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此外，我还策划了关于世纪之交人类处境及中国文化面临怎样的挑战的专题讨论，并连载了金庸与池田大作的长篇对话录。这一切，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最初的主题——“文化回归”。
　　有关“香港精神”
　　
　　《新民周刊》：您对所谓的“香港精神”有何见解？
　　古兆申：香港精神？这种说法也许不大准确。不如说是一种思维的传统。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成就香港人的一种习惯，现实主义，注重眼前，优点你可以说是脚踏实地，但是势必造成在某些方面缺乏远见。
　　在香港的太平山顶上，曾经有个牌子：“今天心情不好，乃可购物。”——香港人不开心了，只要可以购物，就会开心。因此翻开报纸，国际新闻往往很少，媒体关注焦点都在本地新闻上，娱乐，体育等等……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是某些方面，似乎还不够。
　　《新民周刊》：您相信香港是一片“文化沙漠”么？
　　古兆申：“文化沙漠”是鲁迅先生上世纪20年代来港时偶然感慨的一句话，却被引用了一个世纪！
　　从历史来看，香港是中国境内最早走向西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根据史料记载，在许多方面香港的开放比上海还略早一些）。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都从这里来，孙中山也曾在这里念医科，组织革命，朱光潜的硕士学位也是在香港大学读的，张爱玲还曾在这里念英国文学……香港起码有现代的西方文化，怎么可能是一片沙漠呢？但如果把“文化”的定义缩小为“文艺创作”，或鲁迅当年所关切的所谓“新文艺创作”，那么的确在香港是风气不盛的。这当然由于它近200年的殖民地背景造成的人文心态使然，并不单单由于香港是个功利的商业社会。但事实上，香港还是有少数人从事严肃的文艺创作，也有个别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另一方面，香港的通俗文艺是很发达的，流行音乐，电影，武侠小说在海内外都起了领军作用。九七之后，香港文化应有较大的变化，但由于殖民文化正负两面的遗产一时还没能好好清理，因而目前还看不出端倪来，有待日后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