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新年夜， 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冲进了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一间收容所内。这些军人似乎早有准备，“他们在会议室里迅速集中，并拔掉了所有的电源和电话线，”收容所职员英凡特回忆说道。军人们而后高声对所有人质问道：“你们中间谁是狗娘养的共产主义者罗伯托·科扎克？赶快滚出来！”
　　一位身材高挑的英俊男子站了出来。“我就是。”他镇定地回答。
　　科扎克迅速被抓捕。这些军人用枪顶着他的头，就在会议室里对他展开了审问。这些军人是智利当时的右翼独裁统治者皮诺切特将军的忠诚护卫队，他们奉命要在科扎克的办公室里找到藏匿的枪支和现金，还有科扎克参与数月前一起试图刺杀皮诺切特案件的证据。
　　科扎克只是当时皮诺切特对政敌展开清洗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在此之前，有数位智利知名的左翼政治家都被逮捕并被残忍杀害。在审讯中，科扎克坚称这间收容所的唯一目的就是帮助难民，不带有任何其他政治目的。一个小时之后，科扎克被释放。“他的全身青一块紫一块，”英凡特说，“很明显他受到了拷打。”
　　罗伯托·科扎克大概是20世纪最不为人知的英雄人物之一。一些历史学家现在给他冠以“拉丁美洲辛德勒”的名号。就像那位拯救了1200位犹太人的德国商人辛德勒一样，科扎克在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后帮助了大约25000到35000名智利人逃离皮诺切特治下的“白色恐怖”，使他们免于被囚禁拷打乃至屠杀的命运。
　　“我爸爸，看来并不是我所熟知的那个人。”
　　当科扎克于2015年去世时，整个世界对他传奇般的一生都知之甚少。除了本地媒体的少数报道以及智利政府的一尊奖杯外，就连他的儿子尼克莱·科扎克都不曾了解自己父亲的前半生。直到智利政府随后决定兴建一座相关的历史博物馆时，尼克莱才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的英勇事迹。“我爸爸，看来并不是我所熟知的那个人。”他感叹道。
　　1942年，罗伯托·科扎克出生在阿根廷东北部的一个边远村庄。科扎克的家庭在19世纪90年代从乌克兰移民到了遥远的拉丁美洲。还在科扎克非常年幼时，一家人从小村庄再次搬到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为了养活家里的12个孩子，不得不前往城市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
　　尽管出身贫苦，科扎克却十分好学。他在9岁时就到书店兼职打工，同時在那里得到了博览群书的好机会。靠着这份努力，科扎克成功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民用工程系就读。毕业之后，科扎克辗转从事过好几份工作，最后决定进军更广阔的国际舞台。1968年，科扎克被当时的国际移民组织（ICEM）阿根廷分部所录用，这个始创于1951年的联合国下属组织旨在为因为二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帮助。
　　到1972年被调往智利分部之前，科扎克先后在西德、瑞士和英国等地轮岗，这帮助他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并拓宽了他的视野。就在科扎克抵达圣地亚哥后的次年，智利爆发了历史性的军事政变，左翼政府被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人推翻，后者的恐怖统治宣告开始。
　　一上台，皮诺切特就开始进行报复式的清洗工作，并发誓要将左翼政府在智利植下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种子”全部拔除干净。很快，农场、私人住宅甚至足球场都成了皮诺切特的审讯场。被抓捕的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还有学生、记者、牧师和艺人们。任何涉嫌和左翼思潮有染或是对其抱以同情态度者都会成为秘密警察的下一个目标。粗略估计从1973年到1978年间，大约7万人被抓捕，其中3万人被虐待，3500人被杀害。
　　科扎克很快意识到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而他的工作和所在的机构，似乎也有利于这项任务的展开。科扎克发现，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国际社会注意到智利的情况。为此，他依靠在ICEM工作多年的优势，迅速和那些对受害者抱有同情心的外交官们展开联络。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就是当时的瑞典驻智利大使艾德斯塔姆——早在二战时期，艾德斯塔姆就帮助过挪威犹太人逃到瑞典。现在，他又加入到了帮助科扎克拯救智利人民的行动中来。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行动要数1973年一次发生在古巴使馆的包围战。当时，古巴大使馆收留了数百位智利前左翼政府的支持者。皮诺切特军政府很快对古巴使馆展开大规模攻击，并准备破门而入逮捕这些人。得知消息的艾德斯塔姆只身一人，扛着一面瑞典国旗进入古巴使馆，使得智利军政府不得不暂缓进攻，为疏散这些支持者赢得了时间。这一行为当然也激怒了皮诺切特。当年年底，艾德斯塔姆就被驱逐出了智利。

他总是在优雅地玩火

　　很多曾经的ICEM智利分部职员回忆，科扎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可思议的优秀心理素质。英凡特回忆称，在秘密警察盯上ICEM智利收容所的那一阵，每天办公室要被突袭检查好多遍：“所有人都头上冒汗、脸色发白的时候，他仍然淡定自若，告诉我们要尽快收好记载有（被保护者）个人信息的档案。”
　　现年已经76岁的前意大利外交官埃米利奥·巴巴拉尼也曾参与过科扎克的营救行动。据他的回忆，科扎克当时的主要角色就是“像间谍一样”，深入皮诺切特政权内部，获取高官的信任，以套取更多的情报，争取在秘密警察下手之前，先转移目标人物。一旦某个目标人物暂时安全后，科扎克又要尽快联络外交官们，希望他们能尽快批准目标人物的避难签证。
　　巴巴拉尼也认为“拉丁美洲辛德勒”这个称号恰如其分。“罗伯托和辛德勒一样，是当时社会公认的典型高富帅，”他回忆说，“他总是西装革履，出入各种高端社交场合。他原本没有任何必要冒这个险来毁掉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社会地位。但出于良知和勇气，他还是这么做了。”
　　很多得到科扎克帮助的人至今难以忘怀他向人伸出援助之手时所散发出的那种慷慨动人的品质。著名智利律师扎拉奎仍然记得1979年科扎克送行他到机场时的感人一幕，“机场仍是遍布秘密警察的危险地带，但他坚持要来，”扎拉奎记得，当他们最终告别时，科扎克不经意间往他的口袋里塞了好几百美元的现金。 　　那时，科扎克经常在他的住宅内召开高级政要派对。风度翩翩人缘又好的科扎克通常有能力邀请到各国的外交官、皮诺切特政权的高官以及军队的将军们一道把酒言欢。酒过三巡之后，科扎克精心策划的救人行动就展开了：他会让已经喝醉的官员们签署被抓捕政治犯的释放令，然后转身又让外交官们赶快去办避难签证。
　　“就在罗伯托和这些军队将军们在他的住宅里喝酒时，楼上的阁楼里或许刚刚又挤进来了一个过来临时避难的政治犯，”英凡特说，“他总是在优雅地玩火。”
　　数年的经营让科扎克在皮诺切特政权内部的人脉越牵越广，最终直达皮诺切特本人那里。一份美国驻智利大使馆的解密情报显示，1978年科扎克第一次面见了皮诺切特以及时任司法部长马德里雅格达。

现任智利总统曾被他拯救

　　尽管多数情况下，科扎克能将风险极大的营救行动玩转得游刃有余，但他毕竟也是凡人，而皮诺切特治下的“白色恐怖”也并非儿戏。科扎克的妻子塞维亚回忆称，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拯救瓦斯奎兹和艾斯提诺这两位智利左翼领袖的生命。
　　自1974年两人被秘密警察逮捕后，科扎克就开始设法营救。一年之后，他终于通过谈判拿到了释放令，但他们前往法国的签证却因为法国使馆卡壳，迟迟未能下发。不久之后，瓦斯奎兹和艾斯提诺再次被捕。这一次他们迅速被处决，公开展示的尸体显示两人死前有被虐待的痕迹——而就在他们被处决的同一天，科扎克收到了使馆寄来的签证。
　　被科扎克拯救的无数幸存者中，今时今日最著名的一位要数现任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1974年，巴切莱特的父亲埃尔维妥突然被逮捕随后被处决，原因在于他曾作为空军少将效力于前左翼政府。次年，还在上大学的巴切莱特及其母亲赫利亚又被蒙着眼睛，抓到了审讯营地。
　　现年已经90岁的赫利亚已经不愿过多回忆那段痛苦的日子，她说，她想不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一脸正义的审讯官能做出那样没有人性的举动。幸运的是，母女二人最终在科扎克的斡旋之下得以釋放，并最终踏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
　　到1979年科扎克离开智利前往日内瓦的ICEM总部任职时，智利国内在押的政治犯只剩下了79个。由于担心调往日内瓦的科扎克向国际社会透露更多有关智利“白色恐怖”统治的证据，皮诺切特承诺加快释放更多的在押犯人。
　　进入80年代后，这一波大规模的报复式清洗暂告一段落，皮诺切特开始转向小规模地清除某些政敌，一些流亡海外的智利人也开始设法返回国内。对科扎克来说，某些涉嫌颠覆皮诺切特政权的人和ICEM之间的关联成为影响他本人人身安全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1985年那次针对皮诺切特的未遂刺杀更是直接导致了1986年新年夜的突袭。“（突袭）之后很久，他都会经常做噩梦，醒来之后一身冷汗。”塞维亚回忆说。
　　1990年皮诺切特的统治最终倒台，标志着他17年的“白色恐怖”也最终结束。从此后到2005年间，科扎克继续在多个国际组织效力，直到退休——这位有着乌克兰血统的阿根廷人最终选择在智利这个他最有归属感的国度安享晚年。
　　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科扎克一直在和癌症做斗争。可能和他的低调性格有关，他一直没有向外界透露太多有关自己病情的消息。科扎克和塞维亚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是在前往癌症中心的出租车上进行的。塞维亚回忆说，当时车上的广播正在播放有关难民危机的新闻。他听后告诉她说：“我要是还年轻的话，一定会在那里出一分力。”十五分钟之后，科扎克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