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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他曾在北京天桥“打把式”卖艺，是目前健在的天桥“掌穴的”（挑摊主持和表演）艺人；解放后，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杂技团建团元勋之一。从老天桥一路走来，金业勤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杂技艺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9月29日，中国杂技团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纪念建团65周年演出。今年刚刚获得第39届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的《协奏·黑白狂想》演出完毕，舞台的屏幕上便闪现出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杂技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此时，一位银发老者坐在台下，激动不已。他，金业勤，这第一枚金牌的得主，如今已是90岁高龄老人。
解放前，金业勤曾在北京天桥“打把式”卖艺，是目前健在的天桥“掌穴的”（挑摊主持和表演）艺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解放后，他参与建立中国杂技团，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杂技艺术发展的曲折历程，可谓杂技界资历最老的艺术家。
金业勤被人搀扶着走上舞台并致辞，台下掌声经久不息。金业勤在历经人生起落之后，变得尤为乐观。如今，在闹中取静的王府井晨光街的红霞公寓住所里，他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充实，经常接受采访，出席文联和杂技界活动，但他在意的已不是名利，而是希望发挥余热，用他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杂技和老北京民俗文化。
血统纯正的“黄带子”
爱新觉罗，才是金业勤的本姓。
这个曾经统治中国长达275年的姓氏，代表了皇家的荣耀，金业勤的家族也不例外，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5代孙。努尔哈赤子嗣众多，金业勤家属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岳托一支。代善和岳托都是清初的铁帽子王，直到金业勤的太爷爷庆惠，也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释放了巴夏礼的那位王爷，仍然承袭了岳托的多罗克勤郡王的爵位。
但是，金业勤却没有享受到祖上的庇荫，事实上，命运从他父亲那一代开始就转了一个大弯。金业勤的祖父龄祺是庆惠四子，受封为正三品奉国将军，同治年被派往辽宁盖州为官，在当地生有一子一女，即金业勤的父亲和姑姑，金业勤的奶奶死在盖州，爷爷便又续了弦。后龄祺因病辞官回京，整日卧病在床，生性暴戾的后奶奶当了家，对金业勤的父亲和姑姑百般虐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金业勤的姑姑被美国兵强奸后，吓得大小便失禁，后奶奶便将她的炕上铺满炉灰，任其身体生满褥疮，长了蛆。金业勤的父亲屡次照顾她，都遭继母毒打。
不堪忍受折磨，金业勤的父亲离家出走，沦为乞丐。十几岁的孩子每天露宿街头，靠着白天给人遛马，晚上为卖白薯的小贩看锅勉强为生。得到父亲和姊妹相继病逝的噩耗，金业勤的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子嗣便回家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家产，但不想却遭到继母的无理干涉，最终经人调解，他仅得到了一所房子。
家庭的变故使得金业勤的父亲读书不多，他学了修自行车，在西四的自行车行耍手艺挣钱。金业勤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年届不惑，作为第一个孩子，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对他可谓尽心竭力。1931年，金业勤考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父亲勒紧裤腰带供他读书，一直到高小毕业。在当年，如此窘迫的家境之下，已实属不易。也正是凭着这点文化底子，为金业勤以后的从艺之路做好了铺垫。
金业勤上小学时，开始展露体格天赋。金业勤回忆，父亲用钢管车架子攒了一辆小自行车，他没事儿就玩。“我家附近住着一拨儿玩自行车车技的人，经常做一些高难动作。”金业勤虽然年龄小，大约六七岁，也加入其中。由于身体轻盈，练了两年，金业勤便能在车上做许多动作，他所在的师大二附小还特地选拔他在师范大学运动会上进行车技表演。
1937年，形势越来越紧张，金业勤说每天北京城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不久，“七·七事变”爆发，街上一片肃杀。金业勤父亲的胃病越来越重，无法去车行上班，一家老小的生计成了问题。在一位好友的介绍下，金业勤决定去天津拜师学杂耍。
天津，被称为“艺人窝子”，初来乍到的金业勤拜在当时著名魔术师陈亚南门下。陈亚南除了教授他魔术技艺外，主要培养金业勤车技。旧中国拜师有着严格的规矩，还要订立合同，跟随师父学艺要三年零一节，即学艺三年，再替师傅效劳一年。但陈亚南看金业勤有灵气，肯吃苦，考虑他家境贫寒，就打破了规矩，在金业勤学艺半年后，师傅就带他登台亮相了。为了能让金业勤多挣点钱，师傅让他把两个妹妹也带到天津学艺。从此以后，在天津的曲艺杂耍圈子里，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带着两个妹妹，在“燕乐”、“庆云”、“中华”、“大观园”、“小梨园”等杂耍园子赶场。
跟着侯宝林学“抖包袱”
当时天津的杂耍园子里，有说的、唱的、各种乐器演奏的，还有耍、变、练的。杂技和曲艺汇聚一堂，当年与金业勤同台演出的刘宝全、骆玉笙、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常宝堃、马增分等等都在解放后成为曲艺界大师级人物。
金业勤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与相声大师侯宝林相识相交。开始独立演出后，金业勤搬出了师父家，自立门户。他住进天津南市福安宾馆对面的一座两层小楼里，和侯宝林夫妇成为邻居。侯宝林大金业勤四岁，一直到后来回北京到天桥卖艺，两人都是亦师亦友。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说又练是真把式。为了跟观众讨个好人缘，让人喜欢，说是极为重要的。金业勤告诉记者，至今他都记着自己跟侯宝林先生学习“抖包袱”的情景。对于“抖包袱”，侯先生轻车熟路，造诣颇深，他告诉金业勤：“你上台得会说话，得会抖包袱呀！您像练车练得好的人家那叫‘车术’，说我小孩儿在车上给您练几手。我可练不好，我这就不能算‘车术’了，我这不叫‘树’，那叫什么呢？就叫劈柴棍把！待会您瞧，我这劈柴棍儿给您练练，您自管放心，我这劈柴棍儿科不扎人，还得仗着您赏脸捧场呢。”
侯宝林先生对于艺人的本分也十分执着，正应了曲艺界口口相传的那句“观众是衣食父母”的“祖训”。回忆起与侯宝林先生的种种交往，金业勤感慨颇深，也正是老艺人的执念影响了他一辈子的艺术人生。“侯先生跟我说，甭管观众多少，都得一样卖力气，尤其是观众少的时候，更得卖力气，这是咱们作艺的本分。”金业勤说道。 沦陷时期，尤其是日本搞第五次“强化治安”时，金业勤记得那时能吃到的主食就只有混合面和榨过油的豆饼了，如果能吃到纯玉米面的窝头，就得算过年了。所有艺人无一幸免，都卷入了落魄的讨生计中。原本艺人们在一个剧场每天下午和晚上各演一场，后来随着物价飞涨，演出的包银越来越不值钱，艺人们开始在两三个剧场赶场演出。“演出最多时，我带着两个妹妹一天跑五个剧场，日夜演出十场。”金业勤回忆道，他们骑着表演用的自行车，揣着混合面窝头，从中午演到午夜，不敢歇脚，没有一天能休息。
也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金业勤感到了严酷之下的温暖，艺德，这两个字犹如镌刻进金业勤的骨髓之中，至今不敢忘。
艺人们一赶场，剧场老板不高兴了，以至于很快就贴出告示“误场，罚包银三天”，以警示艺人。艺人们虽然害怕，但是不赶场就挣不到钱，所以误场在所难免，可是谁都没有被罚过。金业勤揭开了其中的“秘密”，这全赖艺人们间的相互帮衬，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台上演出临近结束，后台捡场的伙计一扒帘子说“角儿，马后啊”，台上演员立刻会意，下一个节目的演员还没到，于是台上便“抻”着演。待接场演员到场，伙计又说“角儿，马前了”，这时台上的演员赶紧收场。“这就在艺人当中形成了一种没有约定的默契，没有一个人被罚过包银。”金业勤还说，艺人中有谁病了、死了，生活困难了，大家就约好一天，租一个剧场义演，将收入都给困难的艺人。
如今，艰辛的生活已经远去良久，金业勤说，互相帮助的艺德不能丢。
天桥“小老黑儿”与第一枚金牌
金业勤也曾迫于生计，辗转蚌埠、南京等地卖艺。1942年，抗战正酣，经历了南方卖艺的漂泊岁月后，金业勤兄妹三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城。在艺人云集的天桥，金业勤兄妹便“撂地”表演车技。“地”也叫“穴”。有“守土”和“跑马穴”之分。“守土”就是一年到头总在一个地方练玩艺儿，“跑马穴”是没有固定的地方。“撂地”得有人在那儿应场主持，应场的人也叫“掌穴”的。
金业勤说自己当年“掌穴”的“地”在北纬路北，紧挨着老天桥电车站转盘，对面是小桃园戏院，后面是“天桥马连良”梁益鸣驻场的天乐戏院，和新凤霞驻场的万盛轩戏园。这块“地”是金业勤从魏记茶馆租来的，每天挣来的钱，他与魏家按“二八”分账。
提起天桥卖艺的生活，金业勤说，那时候除了要缴纳租金，还得对付地痞流氓的压榨。沦陷时，“日本人来看玩意儿，稍有不满就对艺人又打又骂”。可没想到的是，打败了日本，国民党反动军警和伤兵又来天桥明偷明抢、敲诈勒索。“在天桥卖艺要比在杂耍园子难得多，挣多挣少，能不能混下去就全仗着艺人的技艺与人缘。”金业勤回忆称，能够应对观众，是考验天桥艺人的又一项功夫。卖艺的场子都得先“圆黏子”，即变着法儿地把人招引过来，等人多了才正经地练功夫。之后，就是“开杵门子”，也就是就是在练真功夫前跟大家说“练完要给钱”的套话，这话得说得极有水平，不然辛苦练完，刚说要钱就“酥黏子”了，也就是有的人看完不给钱就走。
从1942年到1949年，金业勤在天桥卖艺的六年多，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和来历，只知道他叫“小老黑儿”。那年月天桥艺人通常都有外号，如摔跤的宝三、拉洋片的大金牙等等。从前老北京都管长得特别黑的人叫“老黑”，金业勤生得黑，且越晒越黑，因他年纪小，所有得了这么个绰号。
北京解放前，国民党开始疯狂征兵，金业勤一狠心又带着妹妹逃回天津。金业勤记得，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歇业的杂耍园子又重新开张。“解放军来看戏，还真买票。”金业勤说更让艺人们惊喜的是，解放军管他们叫“同志”。
一下子，换了人间。
1950年夏天，文化部要成立国家级演出团，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大城市召集杂耍艺人来汇考，由罗瑞卿、廖承志、周巍峙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进行节目选拔和改革。金业勤兄妹的《车技》被天津文化局推荐参加考试，一举考中。一共考中的46名艺人的15个节目经过两个月的集训，去除了旧杂耍中残忍、恐怖和不健康成分，保留了具有民族特色，表现高雅、愉快的高难技巧节目，并汇集组成一台晚会。
当年10月20日，金业勤等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因为他小时候经常到怀仁堂游泳，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开场后，金业勤才发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坐在台下，我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与演员座谈，问他们，这些节目的剧种叫什么。魔术、杂耍、马戏……被说了个遍。后来周恩来总理想了想说：“就叫杂技吧。”从这天起，中国民间的杂耍、马戏等统一称“杂技”，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国家级演出团——中华杂技团也在这一天正式成立。
中华杂技团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应邀赴前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3周年庆典演出，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到国外访问的文艺演出团。在莫斯科他第一次见到了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当然更让金业勤兴奋的是，他登上红场观礼台，见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各式的受阅坦克车和游行彩车在红场走过。苏联的马戏也让他开了眼，为日后金业勤成为一名导演奠定了基础。但是，出国演出并非都是愉快的记忆。在赴朝演出时，他们受到了敌军飞机的多次轰炸，曾在天津跟他一起登过台的好友、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就牺牲在他的身边。
上世纪50年，金业勤的车技达到了巅峰。他在车技中创造了高难度的“五人造型”； 1954年参加了电影《杂技表演》的拍摄；1956年被评为文艺二级演员，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相当；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国际杂技比赛的金牌，这也是中国杂技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除了车技表演，金业勤通过对国外马戏的学习和思考，还导演编排了许多著名的杂技节目，如夏菊花在国际青年联欢节上获金奖的《顶碗》、滑稽戏《抢椅子》、《狗尾巴算算术》、《滑稽口技》、《大魔术——纸上悬人》等。
如今，金业勤年届90，还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和年轻人一样，电脑、手机、相机、微信都玩得转，他还拿出手机和自拍杆与记者合影。提到人生感悟，金业勤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学的，“但就一点，乐观，得跟我学”。当年从“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到文革，金业勤没少受到冲击，也被抄家，也遭批斗，可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委屈，他都不跟自己较劲，他时常回忆起儿时练功时，师爷教训他的一句话：“天下有的是痛快的事，也有的是别扭的事。把痛快的事都给自己，把别扭的事都给别人，那合适吗？”
9月29日，中国杂技团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纪念建团65周年演出。今年刚刚获得第39届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的《协奏·黑白狂想》演出完毕，舞台的屏幕上便闪现出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杂技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此时，一位银发老者坐在台下，激动不已。他，金业勤，这第一枚金牌的得主，如今已是90岁高龄老人。
解放前，金业勤曾在北京天桥“打把式”卖艺，是目前健在的天桥“掌穴的”（挑摊主持和表演）艺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解放后，他参与建立中国杂技团，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杂技艺术发展的曲折历程，可谓杂技界资历最老的艺术家。
金业勤被人搀扶着走上舞台并致辞，台下掌声经久不息。金业勤在历经人生起落之后，变得尤为乐观。如今，在闹中取静的王府井晨光街的红霞公寓住所里，他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充实，经常接受采访，出席文联和杂技界活动，但他在意的已不是名利，而是希望发挥余热，用他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杂技和老北京民俗文化。
血统纯正的“黄带子”
爱新觉罗，才是金业勤的本姓。
这个曾经统治中国长达275年的姓氏，代表了皇家的荣耀，金业勤的家族也不例外，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5代孙。努尔哈赤子嗣众多，金业勤家属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岳托一支。代善和岳托都是清初的铁帽子王，直到金业勤的太爷爷庆惠，也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释放了巴夏礼的那位王爷，仍然承袭了岳托的多罗克勤郡王的爵位。
但是，金业勤却没有享受到祖上的庇荫，事实上，命运从他父亲那一代开始就转了一个大弯。金业勤的祖父龄祺是庆惠四子，受封为正三品奉国将军，同治年被派往辽宁盖州为官，在当地生有一子一女，即金业勤的父亲和姑姑，金业勤的奶奶死在盖州，爷爷便又续了弦。后龄祺因病辞官回京，整日卧病在床，生性暴戾的后奶奶当了家，对金业勤的父亲和姑姑百般虐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金业勤的姑姑被美国兵强奸后，吓得大小便失禁，后奶奶便将她的炕上铺满炉灰，任其身体生满褥疮，长了蛆。金业勤的父亲屡次照顾她，都遭继母毒打。
不堪忍受折磨，金业勤的父亲离家出走，沦为乞丐。十几岁的孩子每天露宿街头，靠着白天给人遛马，晚上为卖白薯的小贩看锅勉强为生。得到父亲和姊妹相继病逝的噩耗，金业勤的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子嗣便回家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家产，但不想却遭到继母的无理干涉，最终经人调解，他仅得到了一所房子。
家庭的变故使得金业勤的父亲读书不多，他学了修自行车，在西四的自行车行耍手艺挣钱。金业勤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年届不惑，作为第一个孩子，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对他可谓尽心竭力。1931年，金业勤考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父亲勒紧裤腰带供他读书，一直到高小毕业。在当年，如此窘迫的家境之下，已实属不易。也正是凭着这点文化底子，为金业勤以后的从艺之路做好了铺垫。
金业勤上小学时，开始展露体格天赋。金业勤回忆，父亲用钢管车架子攒了一辆小自行车，他没事儿就玩。“我家附近住着一拨儿玩自行车车技的人，经常做一些高难动作。”金业勤虽然年龄小，大约六七岁，也加入其中。由于身体轻盈，练了两年，金业勤便能在车上做许多动作，他所在的师大二附小还特地选拔他在师范大学运动会上进行车技表演。
1937年，形势越来越紧张，金业勤说每天北京城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不久，“七·七事变”爆发，街上一片肃杀。金业勤父亲的胃病越来越重，无法去车行上班，一家老小的生计成了问题。在一位好友的介绍下，金业勤决定去天津拜师学杂耍。
天津，被称为“艺人窝子”，初来乍到的金业勤拜在当时著名魔术师陈亚南门下。陈亚南除了教授他魔术技艺外，主要培养金业勤车技。旧中国拜师有着严格的规矩，还要订立合同，跟随师父学艺要三年零一节，即学艺三年，再替师傅效劳一年。但陈亚南看金业勤有灵气，肯吃苦，考虑他家境贫寒，就打破了规矩，在金业勤学艺半年后，师傅就带他登台亮相了。为了能让金业勤多挣点钱，师傅让他把两个妹妹也带到天津学艺。从此以后，在天津的曲艺杂耍圈子里，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带着两个妹妹，在“燕乐”、“庆云”、“中华”、“大观园”、“小梨园”等杂耍园子赶场。
跟着侯宝林学“抖包袱”
当时天津的杂耍园子里，有说的、唱的、各种乐器演奏的，还有耍、变、练的。杂技和曲艺汇聚一堂，当年与金业勤同台演出的刘宝全、骆玉笙、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常宝堃、马增分等等都在解放后成为曲艺界大师级人物。
金业勤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与相声大师侯宝林相识相交。开始独立演出后，金业勤搬出了师父家，自立门户。他住进天津南市福安宾馆对面的一座两层小楼里，和侯宝林夫妇成为邻居。侯宝林大金业勤四岁，一直到后来回北京到天桥卖艺，两人都是亦师亦友。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说又练是真把式。为了跟观众讨个好人缘，让人喜欢，说是极为重要的。金业勤告诉记者，至今他都记着自己跟侯宝林先生学习“抖包袱”的情景。对于“抖包袱”，侯先生轻车熟路，造诣颇深，他告诉金业勤：“你上台得会说话，得会抖包袱呀！您像练车练得好的人家那叫‘车术’，说我小孩儿在车上给您练几手。我可练不好，我这就不能算‘车术’了，我这不叫‘树’，那叫什么呢？就叫劈柴棍把！待会您瞧，我这劈柴棍儿给您练练，您自管放心，我这劈柴棍儿科不扎人，还得仗着您赏脸捧场呢。”
侯宝林先生对于艺人的本分也十分执着，正应了曲艺界口口相传的那句“观众是衣食父母”的“祖训”。回忆起与侯宝林先生的种种交往，金业勤感慨颇深，也正是老艺人的执念影响了他一辈子的艺术人生。“侯先生跟我说，甭管观众多少，都得一样卖力气，尤其是观众少的时候，更得卖力气，这是咱们作艺的本分。”金业勤说道。 沦陷时期，尤其是日本搞第五次“强化治安”时，金业勤记得那时能吃到的主食就只有混合面和榨过油的豆饼了，如果能吃到纯玉米面的窝头，就得算过年了。所有艺人无一幸免，都卷入了落魄的讨生计中。原本艺人们在一个剧场每天下午和晚上各演一场，后来随着物价飞涨，演出的包银越来越不值钱，艺人们开始在两三个剧场赶场演出。“演出最多时，我带着两个妹妹一天跑五个剧场，日夜演出十场。”金业勤回忆道，他们骑着表演用的自行车，揣着混合面窝头，从中午演到午夜，不敢歇脚，没有一天能休息。
也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金业勤感到了严酷之下的温暖，艺德，这两个字犹如镌刻进金业勤的骨髓之中，至今不敢忘。
艺人们一赶场，剧场老板不高兴了，以至于很快就贴出告示“误场，罚包银三天”，以警示艺人。艺人们虽然害怕，但是不赶场就挣不到钱，所以误场在所难免，可是谁都没有被罚过。金业勤揭开了其中的“秘密”，这全赖艺人们间的相互帮衬，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台上演出临近结束，后台捡场的伙计一扒帘子说“角儿，马后啊”，台上演员立刻会意，下一个节目的演员还没到，于是台上便“抻”着演。待接场演员到场，伙计又说“角儿，马前了”，这时台上的演员赶紧收场。“这就在艺人当中形成了一种没有约定的默契，没有一个人被罚过包银。”金业勤还说，艺人中有谁病了、死了，生活困难了，大家就约好一天，租一个剧场义演，将收入都给困难的艺人。
如今，艰辛的生活已经远去良久，金业勤说，互相帮助的艺德不能丢。
天桥“小老黑儿”与第一枚金牌
金业勤也曾迫于生计，辗转蚌埠、南京等地卖艺。1942年，抗战正酣，经历了南方卖艺的漂泊岁月后，金业勤兄妹三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城。在艺人云集的天桥，金业勤兄妹便“撂地”表演车技。“地”也叫“穴”。有“守土”和“跑马穴”之分。“守土”就是一年到头总在一个地方练玩艺儿，“跑马穴”是没有固定的地方。“撂地”得有人在那儿应场主持，应场的人也叫“掌穴”的。
金业勤说自己当年“掌穴”的“地”在北纬路北，紧挨着老天桥电车站转盘，对面是小桃园戏院，后面是“天桥马连良”梁益鸣驻场的天乐戏院，和新凤霞驻场的万盛轩戏园。这块“地”是金业勤从魏记茶馆租来的，每天挣来的钱，他与魏家按“二八”分账。
提起天桥卖艺的生活，金业勤说，那时候除了要缴纳租金，还得对付地痞流氓的压榨。沦陷时，“日本人来看玩意儿，稍有不满就对艺人又打又骂”。可没想到的是，打败了日本，国民党反动军警和伤兵又来天桥明偷明抢、敲诈勒索。“在天桥卖艺要比在杂耍园子难得多，挣多挣少，能不能混下去就全仗着艺人的技艺与人缘。”金业勤回忆称，能够应对观众，是考验天桥艺人的又一项功夫。卖艺的场子都得先“圆黏子”，即变着法儿地把人招引过来，等人多了才正经地练功夫。之后，就是“开杵门子”，也就是就是在练真功夫前跟大家说“练完要给钱”的套话，这话得说得极有水平，不然辛苦练完，刚说要钱就“酥黏子”了，也就是有的人看完不给钱就走。
从1942年到1949年，金业勤在天桥卖艺的六年多，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和来历，只知道他叫“小老黑儿”。那年月天桥艺人通常都有外号，如摔跤的宝三、拉洋片的大金牙等等。从前老北京都管长得特别黑的人叫“老黑”，金业勤生得黑，且越晒越黑，因他年纪小，所有得了这么个绰号。
北京解放前，国民党开始疯狂征兵，金业勤一狠心又带着妹妹逃回天津。金业勤记得，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歇业的杂耍园子又重新开张。“解放军来看戏，还真买票。”金业勤说更让艺人们惊喜的是，解放军管他们叫“同志”。
一下子，换了人间。
1950年夏天，文化部要成立国家级演出团，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大城市召集杂耍艺人来汇考，由罗瑞卿、廖承志、周巍峙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进行节目选拔和改革。金业勤兄妹的《车技》被天津文化局推荐参加考试，一举考中。一共考中的46名艺人的15个节目经过两个月的集训，去除了旧杂耍中残忍、恐怖和不健康成分，保留了具有民族特色，表现高雅、愉快的高难技巧节目，并汇集组成一台晚会。
当年10月20日，金业勤等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因为他小时候经常到怀仁堂游泳，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开场后，金业勤才发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坐在台下，我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与演员座谈，问他们，这些节目的剧种叫什么。魔术、杂耍、马戏……被说了个遍。后来周恩来总理想了想说：“就叫杂技吧。”从这天起，中国民间的杂耍、马戏等统一称“杂技”，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国家级演出团——中华杂技团也在这一天正式成立。
中华杂技团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应邀赴前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3周年庆典演出，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到国外访问的文艺演出团。在莫斯科他第一次见到了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当然更让金业勤兴奋的是，他登上红场观礼台，见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各式的受阅坦克车和游行彩车在红场走过。苏联的马戏也让他开了眼，为日后金业勤成为一名导演奠定了基础。但是，出国演出并非都是愉快的记忆。在赴朝演出时，他们受到了敌军飞机的多次轰炸，曾在天津跟他一起登过台的好友、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就牺牲在他的身边。
上世纪50年，金业勤的车技达到了巅峰。他在车技中创造了高难度的“五人造型”； 1954年参加了电影《杂技表演》的拍摄；1956年被评为文艺二级演员，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相当；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国际杂技比赛的金牌，这也是中国杂技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除了车技表演，金业勤通过对国外马戏的学习和思考，还导演编排了许多著名的杂技节目，如夏菊花在国际青年联欢节上获金奖的《顶碗》、滑稽戏《抢椅子》、《狗尾巴算算术》、《滑稽口技》、《大魔术——纸上悬人》等。
如今，金业勤年届90，还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和年轻人一样，电脑、手机、相机、微信都玩得转，他还拿出手机和自拍杆与记者合影。提到人生感悟，金业勤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学的，“但就一点，乐观，得跟我学”。当年从“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到文革，金业勤没少受到冲击，也被抄家，也遭批斗，可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委屈，他都不跟自己较劲，他时常回忆起儿时练功时，师爷教训他的一句话：“天下有的是痛快的事，也有的是别扭的事。把痛快的事都给自己，把别扭的事都给别人，那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