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时,结识了一位小他20多岁的朋友——台静农,两人交往甚密,有大量来往书信,这为研究陈独秀晚年境况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台静农,1902年出生在安徽省霍邱县叶集镇(现属六安市叶集试验区管辖)。他在读中学时,就曾创办刊物《新淮潮》,著文抒发“立定脚跟撑世界,放开斗胆吸文明”的志愿。1922年他到北京大学读书,后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创办的国学研究所学习。这期间,台静农得益于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教诲,拜读了陈独秀的大量论著,更加增强了他的“立定脚跟撑世界”的意志。1925年,他参加由鲁迅组织的进步文学团体——“未名社”,出版、翻译了大量苏联文学作品,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成为“未名四杰”之一。然而,台静农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先后3次被捕,均被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保释出狱。后辗转到齐鲁大学、厦门大学、四川白沙国立女师任教。抗战胜利后,他因女师学潮和对国民党教育部处理意见有分歧,愤然辞职。1946年10月,受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之邀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他一边教学,一边进行文学和书画创作,出版了大量文学、书画作品,受到社会好评。曾获“中华文华奖”、“中山文华基金奖”,其作品被认为“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陈独秀和台静农的交往,是从抗战时期台静农任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时开始的。台静农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自己是‘小不点’,对陈独秀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读他作品很多,他是我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者之一,是我未晤面又十分敬慕的导师。”
　　台静农在《回忆陈独秀》的文章中,是这样描写他和陈独秀第一次见面情景的:“江津是重庆上游一座沿江县城,仲甫(陈独秀字,笔者注)先生驻足老友邓初家中,邓初也是我在齐鲁大学结识的好友。我家住在江津下游的白沙鎮。家父因事也在江津邓初家和陈独秀相识。这时,老舍先生约我去重庆作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生平报告,我到江津乘船,先到邓初家看望,仲老(台静农一直称呼陈独秀为仲老或先生,笔者注)听说我要来邓初家来,一直在等我。刚一到,邓初即高呼‘静农到了!’仲老立即迎上前来,伸手和我紧紧相握,虽未见过面,但就像老朋友一样。我对这位曾是中共创始人、又是我思想进步启迪者的大文豪,肃然起敬。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也不谈政治,只谈诗文、习字。从此,我们便成忘年交(他年长我23岁)的文友、诗友、字友。”
　　陈独秀结识台静农后,两人经常聚首,陈独秀每有诗作,必寄台静农,每遇要事必和他商量,因而书信往来频繁。1996年台湾出版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中,仅陈独秀致台静农的信函即有104封,内有诗、词20多首,其余大都是谈文史、文字学等有关学问和出版陈的著作事宜,也有许多是人生、社会、生活方面的琐谈。书札的出版,在台湾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研究陈独秀晚年境况的极为珍贵的资料。文坛赞称:“台静农在台湾岛凛冽的政治空气中,悉心保存陈独秀的诗文及信函,经半个世纪风风雨雨,使得这些珍贵史料得以重见天日,可谓善莫大焉!”
　　因台静农一直是教中文的,又专修过国学,善书法、绘画,为人正直,待人诚厚,被陈独秀视为知己。台静农回忆陈独秀第一次到他家的情形时写道:
　　江津到白沙镇水路约3个小时,这一天我们父子应约到江边等他,他独自一人来的,也没有他的女伴。我家住在江边柳马岗一栋别墅里。晚饭后,我们父子陪他聊天,他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时目光射人,则令人想像到《新青年》时代文章的叱咤锋利。我一时想起他少年时的诗学和书法,便说:“早听说先生少年时在龙眠山朝夕背诵杜甫诗,习王羲之字”,取出纸笔,“先生可否赠给我一些墨宝。”陈独秀也不推辞,立即挥笔,为我写了一幅对联:
　　坐起忽惊诗在眼
　　醉归每见月沉楼
　　我父亲佛岑曾毕业于天津法政学堂,对书法亦特爱好。他看先生写的字龙飞凤舞,便说:“仲老:俗话说见财有份,你也给我写一幅呀!”先生说:“不怕你老见笑,我就从命吧。”说罢,为我父亲写了一幅篆书和一幅草书条幅,篆书内容是: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如虹
　　上款称我父亲为“乡丈”,意为同乡长者,其实他比我父亲还大3岁。仲老——一代政治家、大文豪的宽广胸怀,跃然纸上。后来,在很多回忆陈独秀文章中,亦有陈以此联赠友人的,可见陈独秀是以此联之大气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格言。
　　陈独秀不但善书法,对书法研究也颇有见地。一次,台静农请他对当时书法界颇有造诣、曾任北大校长的沈尹默先生的书法谈点看法,陈独秀很坦诚地说:“尹默字本来根底很深,非眼面朋友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30年前无大异也,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兄以为如何?”(陈独秀虽年长台静农20多岁,但每次写信皆以兄称之。)
　　陈独秀孤居江津,很想念故交。一次,台静农和老舍去看陈独秀,陈极为高兴,相互倾谈彻夜。后陈独秀致台静农信中尚怀念此次聚会:“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荆,虽久谈,尚未尽兴山……为怅……。”并将其赠江津某友人诗作寄台静农:“竟夜惊秩雨,山居忆故人。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诗中饱含对时势的无限忧怨,对友人的深切怀念。
　　陈独秀在江津,除了北大同学会每月少量补贴和友人一些资助外,就是靠一些微薄的稿费和卖字收入维持生计,生活很是艰苦。从陈独秀和台静农无话不谈的书信中可见一斑。如有一封委托台静农租房函中因怕“房租过多”,“床桌椅灶无处借用”等原因,陈独秀终未能前往。
　　陈独秀著述十分勤奋,曾著有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委托在编译馆兼职的台静农帮助出版。其自叙云,“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报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汉字一切之基本形义,熟悉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也……”台静农说:“这是习汉字、汉文的极科学的方法,使两千年来的文化遗产由芜杂面有体系可寻重”。但由于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以改书名的名义作梗,而陈独秀又坚持“一个字也不能改’,终未能出版。后台静农通过编译馆油印了50册,酬薪甚微。但由于该书学术价值极高,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在海峡两岸正式出版,学术界给予很高评价。这对早已作古的陈独秀,也是一种安慰。陈独秀到江津后想完成中国古代史与文字学两部著作,常请台静农在编译馆为其借参考资料,以便写作。有一信云:“中国文学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是毒害青年,弟欲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足可见这位文史大家壮心不已。后因其体力逐渐不支,志愿终未实现。陈独秀还将其写的自传手稿交台静农保存(影印手稿,尾部有“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独秀于江津。”字样)足见两人的情谊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