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做法

　　到目前为止，全球防疫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思路和逻辑：一种是中国的做法，打歼灭战，切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想方设法把患病和疑似患病的人找出来集中隔离收治，把健康的人和染上病毒的人断然分开，等到疫情平息之后再恢复经济，迎头赶上。这种做法目前效果很明显，中国多地已经连日不再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有些地方已经可以有条件摘下口罩，经济和社会生活也一天天在恢复。
　　但中国的做法是有严格的前提的，那就是政府超强的动员能力，以及民众的积极配合，缺一不可。而这些条件在其他国家通常并不具备，比如意大利，自3月初就暂停集会、体育和其他各类竞赛活动，禁止出入伦巴第大区及分布在威尼托、艾米利亚-罗马涅、皮埃蒙特和马尔凯大区的14个省，其中包括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及著名旅游城市威尼斯，希望能就此阻隔疫情的传播，但依然没能阻止其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意大利自由散漫的个性，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擅闯“红区”封锁线不仅会被拘留3个月，而且还有罚款，但仍有许多人罔顾禁令擅闯，甚至将自己巧妙通过检查站的照片和视频上载到社交媒体，居然也得到了不少点赞。
　　另外，中国国内的疫情虽然已经缓解，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切断，近期大量海外华人回国，境外输入疫情的风险在增加。而且，在未来的一年里，特效药和疫苗出现的可能性都不大，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步恢复，疫情会不会反复也不确定。
　　另一种是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佛系”抗疫，也就是把新冠肺炎看成是和流感类似的常规疫情，准备打持久战，承认现阶段已经没法完全阻止疫情蔓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做不到把所有感染和疑似的患者都集中收治，因为这样会导致医疗系统瘫痪。由于到目前为止，新冠虽然传染性很强，但致死率相对低，而且死亡的主要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青壮年相对安全，因此将医疗资源集中给危重病人，7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里待四个月，轻症的中青年在家自我隔离，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

　　英德的防疫措施最遭到诟病的就是没有做到应收应治，被指责冷血，让部分人自生自灭，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他们的措施毕竟有一套科学逻辑作支撑，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而且目前的防御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未来也不排除进行更加严厉的社会管控措施，包括封闭学校，关闭商店，关闭公共场所、博物馆、景点，公司停摆，等等。
　　显然，各国的疫情应对措施，其实是其制度、文化、经济实力、民众情感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谁都无法照搬别人的做法。保持社会正常运转，依据疫情的变化灵活调整应对措施，不过分超前，这是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目前的现实选择。
　　中外防疫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要不要戴口罩。在中国，口罩是防疫的必备，人手一只。而在海外，大部分民众还是坚持不戴，戴口罩的华人有些还遭到殴打和围攻。这里面有文化和习惯的因素，也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迄今为止仍认为“很少有证据表明佩戴口罩对公众有广泛的益处”。英国的很多医生认为，普通的外科口罩太松，没有空气过滤器，而且让眼睛暴露在外，所以并不能有效隔绝空气中的病毒。英国卫生部甚至认为佩戴口罩反而会增加病毒的传播，理由是口罩会让人们更多地触摸自己的脸，增加感染病毒的几率。而且人们佩戴口罩的时间也很可能超出设计允许的时长，这样口罩反而会滋生细菌。
　　另外，不戴口罩也是表明一种生活态度，比如英国人一直崇尚处变不惊，任何情况下都要泰然自若，尽量一切如常，把日子过下去，不能自乱阵脚。

医疗资源不足

　　意大利是一个医疗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柳叶刀》全球医疗质量与可及性排行榜上，意大利排名第9，但仍难以应对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医务人员防护不够，北部地区医院已超负荷运转。意大利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58%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患者年龄超过80岁。尽管意大利为全球老龄化程度第二高的国家，但比起老龄化程度相近的德国和日本，意大利7%的死亡率相对于德国的0.2%和日本的2.8%，实在是太高了。
　　高死亡率凸显出意大利医疗体系濒临崩溃的现实处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卫生政策与专业研究中心主任Aaron Carroll在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描述道：“医生被迫采取不可思议的方式分配护理资源，必须选择治疗谁、放弃谁。”意大利医疗体系的窘境，和其近10年来应对债务危机的紧缩政策密切相关。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连续八年收紧财政支出，除了取消承保公民、外国居民和移民的政策外，还削减了47亿欧元的公共卫生预算，关闭了758间病房，裁撤了5.6万名医生和5万名护士，意大利民众看诊的自付额度因此大涨53.7%，截至2015年，有15.5%的贫户得不到医疗照护。
　　和意大利一样实行财政紧缩的希腊、西班牙，当地民众支付的医疗费用都高于欧盟平均水准。而拥有国民保健系统 （NHS，National Health System）的英国，由于1980年代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和自2010年开始的财政预算缩减，NHS越来越不堪重负，在此次疫情之前，对NHS照顾病人不周的投诉就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根据英国卫生部下属的护理质量委员会（CQC，The Care Quality Commission） 2017年的报告，NHS的人员短缺率在两年时间内上升了16%，同一时期英国的医院床位减少了4000张，而自2012年4月以来，医院的床位短缺情况一直处于建议水平以上。
　　人均医疗开支位居世界首位的美国，同样面临疫情全面暴发的风险。此前总统特朗普宣布保险公司会豁免新冠病毒治疗的部分费用，但保险公司随即澄清只是豁免病毒检测的费用。这意味着没有优质医保的病人可能动辄花费数千美元的治疗费用，对于许多美国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这可能是无法承受之重。 　　在美国，医疗费本来就是导致破产的最主要原因。根据《美国公共卫生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的调查，58.5%的破产申请人表示破产主因是医药花费，44.3%表示是疾病导致的工作损失。同时，自2002年以来，美国的公共卫生开支逐年递减，自2008年起，其卫生部门已经减少了约5.8万名工作人员，这导致该国在应对疫情时人力严重不足。

全球经济前景不乐观

　　纽约股市自1987年的股灾之后，推出熔断机制，市场跌幅超过7%的时候就会自动停止交易15分钟。该机制设立以来，总共触发过四次，其中三次都是在最近的一周发生，连巴菲特都认为活久见，说明了形势的严峻。为什么美股会在短时间里经历三次暴跌？其中有诱发因素，也有实质性因素。
　　暴跌的诱发因素是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新冠肺炎的传染性特别强，最根本的防控方法就是进行物理性隔离，即人为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期间经济活跃度会急剧下降，供给面和需求面都将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经济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未来会有多少国家采取此类措施、持续多久、造成多大的损失？谁也说不准，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要缓解当前局面，最根本的方法不是降息，而是控制疫情，让企业能够开工，个人能够复工，让经济动起来。而眼下各国整体上还处于疫情防控的状态，恢复正常经济活动的前景完全不明朗，这种不确定性容易造成恐慌，这是美股暴跌的诱发性因素。
　　暴跌的根本因素是美股本身被高估，以及美国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此前曾发出警告，他认为美股至少被高估了40%，修正是迟早的事情。按照巴菲特的算法，把美股总市值除以当下的GDP，目前的数值为1.5，远远高于2007年次贷危机时的1.05。
　　美国被高估是怎么发生的？这需要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起，当时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出台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即拼命印钞来增加流动性，原本只是权宜之计，但后来美国政府发现用这个方法来刺激经濟简单快捷，由此便产生了路径依赖。
　　量化宽松产生的廉价货币，并没有跑到实体经济中，很大的一部分被企业用来回购自身股票：一方面，回购能够产生大量的买盘，彰显股票稀缺，以此推高股价;另一方面，股票回购后不再流通，降低了参与分红的流通股的数量，使得股票对应的收益率增加，又能进一步抬高股价。
　　可以说，过去11年美股的持续上涨，是由廉价货币推动的，直接的诱发因素就是企业的股票回购行为，而这些做法并没有实体经济和公司业绩方面的支撑，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利润率其实是在下降的，与此同时股票却持续上涨，其中便产生巨大的泡沫。当股市泡沫遇到新冠疫情的突发情况，自然就被刺破了。
　　目前来看，美联储下一步可能还会回到降息、用廉价货币来刺激经济的老路上。当前美国的基准利率已经是零，下一步就会是负利率，而欧洲和日本已经是负利率，可用的货币政策已经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的前景无疑笼罩在巨大的阴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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