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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美丽的风景是假器的观看，迷人的朋友圈也是一种形象表演，信息的海洋里谣言四起情绪泛滥，当我们习惯了面具习惯了秀，那些真实的情感的出口在哪里？
加缪的《局外人》，篇幅甚小，五六万字，薄薄的一册，简单的人物，简单的情节，却成为法国二十世纪一部底蕴深厚、影响甚大的作品。作品讲述的不过是一位叫默尔索的小职员在母亲葬礼之后不久，稀里糊涂犯下命案被判死刑的故事。作者的笔调是完全写实的，却无时无刻不令人体会到现世的荒诞。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仅用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就达到了从哲学层面俯观世界、拷问每一个人灵魂的高度。
一、种种角色里的局外人
小说从主人公默尔索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开始写起。作为儿子，他似乎是母亲葬礼的局外人。他对别人的安慰感到厌烦，他搞不清楚母亲的年龄，也懒得关注她去世的具体时间，他甚至在盖棺前都不看母亲一眼，至于原因，他“说不清”。他在守灵时喝牛奶咖啡、抽烟，觉得“这无伤大雅”。他期待葬礼早点结束，结束后可以睡上十二小时。他参加完葬礼的第二天就和女友游泳、看电影，女友得知他母亲才死时吓得往后一退，他想的是“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他说：“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
他是职业里的局外人。当老板给他提供去巴黎工作的机会时，他的回答却是，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可有可无”。老板追问他是否不大愿意改变生活，他答：“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他本不想扫老板的兴，但他认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现有的生活。他只是依然“卖劲儿地”工作。
他是爱情世界里的局外人。当女友问他是否愿意跟她结婚，他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就结。女友问是否爱她，他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并不爱她。女友追问为什么要娶她，他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那就结。他知道女友听了会伤心，但他确实说出了彼时最真实的感受。当女友一遍遍追问时，他也无话补充。女友感受到他是个怪人，但也正因为这点才爱上他。
他是社会关系里的局外人。他并没有主动与人交往的意识，甚至与同楼层的邻居也交道不多，他也不去打探别人的生活。对于大家都厌嫌的老头与病狗，他也不会感到恶心。邻居雷蒙经常主动跟他搭话，他也只是听他说。但是，雷蒙把他当“真正的朋友”。就这样，默尔索被莫名其妙卷入雷蒙复杂的情感纠葛中，不仅被警察扇了耳光，还在一次海滩聚会中稀里糊涂对雷蒙的仇人开了枪。由此开始了一场荒诞的审讯。
作为被告，他是司法程序里的局外人。当法官和神甫试图用上帝来感召他时，他却表现出全然的拒绝和反抗，当法官问他是否为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时，他却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某种厌烦”。當他想为自己辩护时，律师却要他别出声。默尔索深切感受到，审讯中的庭长、检察长、辩护律师以及采访报道的记者都是一家人，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全无申辩的可能。他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更为荒谬的是，默尔索之前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也被认定为“道德有问题”而成为判定死刑的关键理由。
种种情形下，默尔索并非无动于衷，而是真实坦诚、善良宽和，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正如加缪所说：“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
二、他何以成为局外人
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可以说是一个良善又无害的人，但是他真实而坦诚的言语和行为，却因挑战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与价值体系而显得格格不入。他是一个正常人，却被视为异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却成为了局外人。只有当大家都习惯了不真实时，才会觉得真实是那么地不真实。加缪的故事像是一则醒世寓言，对当下社会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讽刺。世人都沉浸于一个虚伪的世界，无所谓真假，无所谓梦与现实，就这么混沌着虚伪着糊涂着。君不见，美丽的风景是假器的观看，迷人的朋友圈也是一种形象表演，信息的海洋里谣言四起情绪泛滥，当我们习惯了面具习惯了秀，那些真实的情感的出口在哪里？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可谓意味深长。默尔索在监狱里发现一块旧报纸，上面报道了一桩社会新闻：有个人早年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25年后，他发了财，带着妻儿回家乡。他母亲与他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为了要让她们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妻儿留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则住进他母亲的旅馆。进去时，母亲没有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个房间，并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与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次日早晨，他的妻子来了，懵然不知真情，通报了这位店客的姓名。母亲上吊自尽，妹妹投井而死。
这则报道，默尔索足足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桩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而然。他觉得这个旅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在默尔索的价值观里，虽然人生难以改变，但是至少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然而，当他试图做最真实的自己时，却被一群演戏作假的人所绑架。他越是真实，就越不被认可，他的行为就越显得荒诞。于是，真实与荒诞发生了倒置，他的真实成了世俗眼中的荒诞，世俗认可的真实成了他眼里的荒诞。这就是默尔索的悲剧性所在。
五年之后，加缪又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鼠疫》，其扉页写有丹尼尔·笛福的一句箴言：“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这句话和加缪的小说一样引人深思：何为真何为假，何为自由何为监禁，何为在场何为局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就这样一直延续在加缪的创作中，拷问着我们的灵魂：当我们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反倒成了局外人，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加缪的《局外人》，篇幅甚小，五六万字，薄薄的一册，简单的人物，简单的情节，却成为法国二十世纪一部底蕴深厚、影响甚大的作品。作品讲述的不过是一位叫默尔索的小职员在母亲葬礼之后不久，稀里糊涂犯下命案被判死刑的故事。作者的笔调是完全写实的，却无时无刻不令人体会到现世的荒诞。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仅用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就达到了从哲学层面俯观世界、拷问每一个人灵魂的高度。
一、种种角色里的局外人
小说从主人公默尔索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开始写起。作为儿子，他似乎是母亲葬礼的局外人。他对别人的安慰感到厌烦，他搞不清楚母亲的年龄，也懒得关注她去世的具体时间，他甚至在盖棺前都不看母亲一眼，至于原因，他“说不清”。他在守灵时喝牛奶咖啡、抽烟，觉得“这无伤大雅”。他期待葬礼早点结束，结束后可以睡上十二小时。他参加完葬礼的第二天就和女友游泳、看电影，女友得知他母亲才死时吓得往后一退，他想的是“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他说：“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
他是职业里的局外人。当老板给他提供去巴黎工作的机会时，他的回答却是，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可有可无”。老板追问他是否不大愿意改变生活，他答：“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他本不想扫老板的兴，但他认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现有的生活。他只是依然“卖劲儿地”工作。
他是爱情世界里的局外人。当女友问他是否愿意跟她结婚，他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就结。女友问是否爱她，他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并不爱她。女友追问为什么要娶她，他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那就结。他知道女友听了会伤心，但他确实说出了彼时最真实的感受。当女友一遍遍追问时，他也无话补充。女友感受到他是个怪人，但也正因为这点才爱上他。
他是社会关系里的局外人。他并没有主动与人交往的意识，甚至与同楼层的邻居也交道不多，他也不去打探别人的生活。对于大家都厌嫌的老头与病狗，他也不会感到恶心。邻居雷蒙经常主动跟他搭话，他也只是听他说。但是，雷蒙把他当“真正的朋友”。就这样，默尔索被莫名其妙卷入雷蒙复杂的情感纠葛中，不仅被警察扇了耳光，还在一次海滩聚会中稀里糊涂对雷蒙的仇人开了枪。由此开始了一场荒诞的审讯。
作为被告，他是司法程序里的局外人。当法官和神甫试图用上帝来感召他时，他却表现出全然的拒绝和反抗，当法官问他是否为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时，他却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某种厌烦”。當他想为自己辩护时，律师却要他别出声。默尔索深切感受到，审讯中的庭长、检察长、辩护律师以及采访报道的记者都是一家人，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全无申辩的可能。他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更为荒谬的是，默尔索之前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也被认定为“道德有问题”而成为判定死刑的关键理由。
种种情形下，默尔索并非无动于衷，而是真实坦诚、善良宽和，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正如加缪所说：“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
二、他何以成为局外人
加缪笔下的默尔索，可以说是一个良善又无害的人，但是他真实而坦诚的言语和行为，却因挑战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与价值体系而显得格格不入。他是一个正常人，却被视为异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却成为了局外人。只有当大家都习惯了不真实时，才会觉得真实是那么地不真实。加缪的故事像是一则醒世寓言，对当下社会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讽刺。世人都沉浸于一个虚伪的世界，无所谓真假，无所谓梦与现实，就这么混沌着虚伪着糊涂着。君不见，美丽的风景是假器的观看，迷人的朋友圈也是一种形象表演，信息的海洋里谣言四起情绪泛滥，当我们习惯了面具习惯了秀，那些真实的情感的出口在哪里？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可谓意味深长。默尔索在监狱里发现一块旧报纸，上面报道了一桩社会新闻：有个人早年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25年后，他发了财，带着妻儿回家乡。他母亲与他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为了要让她们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妻儿留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则住进他母亲的旅馆。进去时，母亲没有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个房间，并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与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次日早晨，他的妻子来了，懵然不知真情，通报了这位店客的姓名。母亲上吊自尽，妹妹投井而死。
这则报道，默尔索足足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桩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而然。他觉得这个旅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在默尔索的价值观里，虽然人生难以改变，但是至少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然而，当他试图做最真实的自己时，却被一群演戏作假的人所绑架。他越是真实，就越不被认可，他的行为就越显得荒诞。于是，真实与荒诞发生了倒置，他的真实成了世俗眼中的荒诞，世俗认可的真实成了他眼里的荒诞。这就是默尔索的悲剧性所在。
五年之后，加缪又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鼠疫》，其扉页写有丹尼尔·笛福的一句箴言：“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这句话和加缪的小说一样引人深思：何为真何为假，何为自由何为监禁，何为在场何为局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就这样一直延续在加缪的创作中，拷问着我们的灵魂：当我们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反倒成了局外人，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