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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前176—前117）[1]，字长卿，生于蜀郡安汉（今四川蓬安），长于成都，西汉文学家，汉赋奠基人;汉景帝时举为郎，任武骑常侍，旋即游梁而作宾客;武帝时复入宫，历任郎、中郎将、孝文园令。述其生平，经世不特安边西南之功，逸才无愧“辞宗”[2]“赋圣”[3]之名，至情多有淡泊率真之举。
一、事功贵维新而守道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4]。欲立非常事功，须破寻常窠臼。“破”与“立”的遵循，在于别开蹊径以拓展正道、顺应大势而新立格局。司马相如着眼民族融合，建言仁义之道，奉行和平之策，创造性解决西南民族问题;尤其“华夷一家”的提出与探索，备受历代推崇，恒有借鉴意义。
“和”解危机，息兵平怨。处弱势而不卑，居强势而不亢，不屈从于威武，体现骨气;不以威武屈人，彰显胸怀。这种“士”的修身理念，贯穿司马相如取道于“和”、致力“天下晏如”的治平实践。汉武帝当政之初，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秦末汉初的战争创伤逐渐愈合，百姓渐趋富足，国力日显强盛。于是北击匈奴南伐越，以战争手段解决边界争端和民族问题，成为实现“大一统”的首选、开疆拓土的常态。在此背景下，司马相如首次出使西南夷，开启了安定西南各族的历程。当时，中郎将唐蒙征调巴蜀士卒通南夷道，大耗民财，并诛杀了僰人部族首领。愈是武力弹压，愈是遭到抵抗。巴蜀各族极度恐慌，变乱一触即发。“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5]相如到蜀，审时度势，摈弃威权强迫，悉心察原委，竭力平民怨，发布《喻巴蜀檄》，阐明开通西南夷道路，乃为“存抚天下，辑安中国。……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唐蒙劳民伤财、擅权滥杀，并非天子旨意，应受责罚。司马相如重点晓喻巴蜀士民“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6]，不以武力胁迫，而凭借檄文明理，平息巴蜀士民怨愤之情，消除西南各族敌对之意，化干戈为玉帛，确保了南夷道顺利平稳开通。言为心声，檄文动情晓理之妙，应本于胸怀黎庶、怜爱苍生的“平和”之心。
“仁”怀天下，等视华夷。居高临下施舍恩惠，不过慈悲的表象;真实践行众生平等，才是仁义的本质。心系天下各族、追求和谐融洽，更能体现“仁者爱人”的真挚。“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7]，是司马相如略定西南的出发点。作为蜀郡人，司马相如既耳熟能详巴蜀被秦国武力征服的残酷历史，又亲眼所见巴蜀融入中原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现实。他回顾历史，审视现实，深知推动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融合，既利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巩固，又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繁荣。但朝廷在开通西南过程中，一些巴蜀民众甚至朝中官员却认为，“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8]，得不偿失。“齐民”对“夷狄”的优越感和歧视性，实为民族融合的认识障碍。为此，司马相如突破夷夏之间的观念桎梏，鲜明提出安定西南的路径是“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目标在于实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9]。史载“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10]。司马相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跳出中外有别、夷夏各殊的局限，主张并探索华夷同为一体之道，无疑具有见识长远性、现实开创性。
“新”开蹊径，安定西夷。灼见真知，源于立足需求的现实探索，贵在启迪济世的可行举措。南夷道打通之后，司马相如建言武帝开通西夷道：“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11]，并以中郎将身份受命出使。其至蜀，吸取唐蒙开通南夷道时与地方对立的教训，仁化天子使臣的威严，与蜀郡官员坦诚交流，和家乡父老平易接触，争取汉族士民支持。他进而深入各地了解实情，礼待各族长老共谋实策，着眼边陲开发、各族相安，灵活采取“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等办法，“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12]，拆除边隘、打通关道，设置郡县。虽然，由于朝中关注重心转移、公孙弘等大臣持续反对，西南夷道的开发一度中止;但司马相如的经略之举，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大一统”版图奠定了基础，为张骞出使西域及开通南方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其采用的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吏的做法，衍变为后来的土司制度，成为历史上稳定西南民族地区的重要方略。以此而言，称其安边之臣，名副其实。
“天朝气象万情摅，秦尚通夷况汉与。冉笮更开千里道，华夷从此一家如。”[13]通西南夷道，开“华夷一家”之先河，司马相如对中华多民族和乐相处的开创性贡献，不言而喻。
二、文章重经世而致用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4]。传世之文章必有经世之利用，或资政治国，或教化济时，或继往开来。司马相如“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15]，诚然。观其辞赋文章、著作学问，就经世致用而言，多“有可观采”处。
美刺谲谏，应时资政。文人的价值在立言，立言的可贵在致用。自古有风骨的文人，少见粉饰太平的附和者，多为褒贬现实的评论家。献策谏言，尽士子本分;匡时致用，显文人担当。考察司马相如存世文献，大多饱含“讽谏”精神。“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6]，可谓公允。《谏猎疏》以“明者见远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提醒治国要明远见、重细微。其《上林赋》以“此泰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讽谏为政须戒奢侈、尚节俭;以“发仓廪以赈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规劝天子恤民生、修仁德。《哀秦二世赋》以“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荒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警诫反思历史、莫蹈覆辙……司马相如虽受朝中角色限制而少直谏之文，然借题发挥，亦振聋发聩，收效甚著。《史记》载，他奏上《子虛赋》《上林赋》后，“天子以为郎”;“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封禅书》让“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由此观之，虽“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可否认，“文官不畏死谏”精神难能可贵，但以“善谏”的方式表达“忠言”，是否更“利于行”？是否值得谏言者深思？ 言传理喻，教化安民。历来儒家学者积极入世的精神内核，不在文章道德的自我标榜，而在济世为民的不懈追求。司马相如生逢法家、道家主导社会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型期、西汉“大一统”王朝的成型期，深知凝聚民心尤为关键，以利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问题的解决。因而，《喻巴蜀檄》直面民族矛盾，陈情说理，化危机于无形;《难蜀父老》解析现实问题，循循善诱，说服西南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两篇檄文传颂千古，绝非仅在于妥善解决了当时难题，而是更在于直面问题、化解矛盾的合理指向，以及所引发的深层次思考：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时先进与落后之分，是否决定于先天的优劣之别？对和平融合与武力征服的取舍，怎样更利于文明演进？这些思考，迄今或许仍然有益。司马相如疏通民族融合障碍、导引社会安定之说，不仅体现于其存世文献、且贯穿著述始终，还验证于历史发展。史料记载，司马相如曾著《郊祀歌》《琴操》等礼、乐经书，有《蜀本纪》《凡将篇》等史学、字学著作，以资教化。尽管历时久远，不少卷册流失，残篇断简难窥全貌，但不乏旁证说明其言传理喻、“教”“化”安民的影响。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于其出生地始设相如县，经隋唐宋元明，存续八百余年。古代以人名为县名，有可靠史料记载者，仅不韦县、清丰县、相如县等数例，大多是为襄助教化风俗。如不韦县“以彰其先人恶”[17]，清丰县“以县界有孝子张清丰门阙，因昌其孝”[18]。以此推论，在各民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南北朝，专设相如县，用意昭然。
问学致用，师范后侪。“西汉文章两司马”，后世言文必称道西汉，言西汉文章，必言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司马相如的遗世作品固然是宝贵财富，但比作品文本更珍贵的，乃其治学方法对后世的启发意义。扬雄作赋，循法相如，自叹“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19];左思诗“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咏史》其四），亦言扬雄辞赋摹拟相如，以为准则;班固《典引序》“夫惟相如《封禅》……游扬后世，垂为旧式”[20]，明言其文章作为典范，为后世效法;才高八斗的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其二），以相如赋为范本……即便对司马相如批评有加的苏轼父子，也承认“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言必中当世之过”[21]“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22]，肯定和传承司马相如以文章济世的精神。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巴蜀文化的发展，与其影响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言：“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是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将其对蜀学的引领作用与文翁化蜀相提并论。其能以文章垂范，标引后来，开领百代学风，谓为宗师，绝非谬赞。
“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犹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韓愈《送孟东野序》）。司马相如文章辞赋的成就，世所公认。然而，“大抵文学止于润身，而政事可以及物”[23]，其一鸣之后，回响不绝，岂徒文采之斐然？
三、性情则归真而返璞
大凡杰出人物，无不既能顺势而为，汇入历史潮流;又能逆流而行，跳出时代局限。在顺逆出入间回归真我、保持本色，乃司马相如可敬可佩、可亲可近处。
率性平凡，不违本心。无限接近真实的平凡，便成可以触及的高尚。时间流淌定能冲刷装模作样而展示本来面目。迄今两千余载，司马相如并不让人觉得遥远和陌生。其或因平凡心面世，历代不乏认可;或因人性本真，古今连同崇尚。“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24]他从少年顽皮，到见贤思齐，真实而率性。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25]书生意气，壮怀激烈，率性而旷达。“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26]。他虽因《上林赋》而声名远播，但遭逢困顿之时，却能以平常心与勤杂雇工一起在闹市洗碗涮碟，浑忘过去精彩，了无官民之分、尊卑之序。“相如逸才亲涤器”（《醉时歌》），杜甫的感慨不无道理。世俗常人之心态，拿得起者多闻，放得下者少见;往往上坡容易下坡难，低处趋高时觉爽，高处趋低便不平。居高不忘形，处下不失意，无论穷达，无违本心，正是其于平凡中显现的可贵。
从容淡泊，不尚浮华。真正的淡泊人生，不是玩世不恭、放浪形骸，而是见惯繁华沧桑，历经得失成败，认清了生活的真实内涵之后，依然热爱和追求自在生活。司马相如历仕汉景帝、武帝两朝，未曾跻身高位，非才能不逮，是性情所致。武帝爱其才华，曾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之叹，两度委以重任，数次采纳建言，让其长侍左右。如此，司马相如岂乏邀功求赏机会？然其心所愿则行、不愿则止，从容随意的性情，注定与飞黄腾达无缘。他先是“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他因为喜欢辞赋，居然托病弃官，不慕天子近侍之位，退而求其次，甘为诸侯门客。及至武帝复召他入宫，为郎、中郎将、孝文园令，其间曾有持节“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的殊荣，却并不迷恋，“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27]最后，他病居茂陵，时时著书，任人取去;至死，方遗嘱家人转呈《封禅文》，彰显“功成不必在我”的淡泊。仕宦生涯，不为加官晋爵而虚与委蛇，却留略定西南之实功;问学路上，不以沽名钓誉而虚张声势，终成“辞宗”“赋圣”之实名。非坦荡从容、冲虚淡泊者，何能达此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境界？
睥睨世俗，不负真情。直抵人性的事物通常独具生命张力，饱含真情的故事往往久伴审美需求。“琴挑文君”“私奔成都”“当垆酤酒”……《史记》所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无分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皆津津乐道，可谓钟情惟一见，风雅映千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至深则一往，虽举世毁之而不返。二人为了自由的爱情，勇于摆脱封建礼教桎梏，共同克服家徒四壁的艰辛，最终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其所演绎的，正是无处不在却得之不易的人间真情。“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李白《白头吟》），讴歌其浪漫者有之;“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杜甫《琴台》），欣赏其坚贞者有之;“长卿本豪杰，礼法安可处”[28]，敬佩其勇气者有之……当然历来不循常规、超凡脱俗之人事，有誉之，必有毁之。特别是宋明以后，礼教苛严，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相授受，往往难免成为众矢之的。“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29]。“窃妻”之议，未免偏颇。且不论汉初并不禁止寡女再嫁，西汉名臣陈平之妇、与司马相如同朝重臣主偃父之妇，皆为再嫁，当世不觉有损操行;即便后世，红拂夜奔唐朝名臣李靖，教坊女梁红玉私许南宋名将韩世忠，时人不道有亏妇德。司马相如、卓文君真心至爱、有情有义之举，理当无可非议。为真情深爱而不顾世俗偏见，冲破封建礼法樊笼，其故事脍炙人口、长远流传;或因追求自由的人性光辉，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遮掩。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岁月长河中，沉淀为历史的人事皆不可复制和再现。追溯往事，旨在审视现实、开启未来;瞻念先哲，是为接受启迪、赓续传承。如今回望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当然也是为了从其来处，汲取求索的智慧。以此而言，其遗留给世人的，当不限一时政绩、满腹文章和千年故事。
注释：
[1]司马相如生卒时间，说法不一，本文采信熊伟业《司马相如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2][15][20]（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5][6][7][8][9][11][12][16][24][26][27]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移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3]（清）杨燮：《锦城竹枝词·驷马桥》，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选自（南朝·梁）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17]（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18]（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19]（晋）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宋）苏洵：《苏洵集·附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3]（宋）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25]（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28]（宋）邵博：《题司马相如琴台》，（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线装书局2003年版。
[29]（唐）刘知幾：《史通》，中华书局2014年版。
题图：司马相如（约前176—前117）塑像
作者：四川省政协原主席
一、事功贵维新而守道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4]。欲立非常事功，须破寻常窠臼。“破”与“立”的遵循，在于别开蹊径以拓展正道、顺应大势而新立格局。司马相如着眼民族融合，建言仁义之道，奉行和平之策，创造性解决西南民族问题;尤其“华夷一家”的提出与探索，备受历代推崇，恒有借鉴意义。
“和”解危机，息兵平怨。处弱势而不卑，居强势而不亢，不屈从于威武，体现骨气;不以威武屈人，彰显胸怀。这种“士”的修身理念，贯穿司马相如取道于“和”、致力“天下晏如”的治平实践。汉武帝当政之初，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秦末汉初的战争创伤逐渐愈合，百姓渐趋富足，国力日显强盛。于是北击匈奴南伐越，以战争手段解决边界争端和民族问题，成为实现“大一统”的首选、开疆拓土的常态。在此背景下，司马相如首次出使西南夷，开启了安定西南各族的历程。当时，中郎将唐蒙征调巴蜀士卒通南夷道，大耗民财，并诛杀了僰人部族首领。愈是武力弹压，愈是遭到抵抗。巴蜀各族极度恐慌，变乱一触即发。“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5]相如到蜀，审时度势，摈弃威权强迫，悉心察原委，竭力平民怨，发布《喻巴蜀檄》，阐明开通西南夷道路，乃为“存抚天下，辑安中国。……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唐蒙劳民伤财、擅权滥杀，并非天子旨意，应受责罚。司马相如重点晓喻巴蜀士民“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6]，不以武力胁迫，而凭借檄文明理，平息巴蜀士民怨愤之情，消除西南各族敌对之意，化干戈为玉帛，确保了南夷道顺利平稳开通。言为心声，檄文动情晓理之妙，应本于胸怀黎庶、怜爱苍生的“平和”之心。
“仁”怀天下，等视华夷。居高临下施舍恩惠，不过慈悲的表象;真实践行众生平等，才是仁义的本质。心系天下各族、追求和谐融洽，更能体现“仁者爱人”的真挚。“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7]，是司马相如略定西南的出发点。作为蜀郡人，司马相如既耳熟能详巴蜀被秦国武力征服的残酷历史，又亲眼所见巴蜀融入中原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现实。他回顾历史，审视现实，深知推动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融合，既利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巩固，又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繁荣。但朝廷在开通西南过程中，一些巴蜀民众甚至朝中官员却认为，“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8]，得不偿失。“齐民”对“夷狄”的优越感和歧视性，实为民族融合的认识障碍。为此，司马相如突破夷夏之间的观念桎梏，鲜明提出安定西南的路径是“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目标在于实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9]。史载“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10]。司马相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跳出中外有别、夷夏各殊的局限，主张并探索华夷同为一体之道，无疑具有见识长远性、现实开创性。
“新”开蹊径，安定西夷。灼见真知，源于立足需求的现实探索，贵在启迪济世的可行举措。南夷道打通之后，司马相如建言武帝开通西夷道：“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11]，并以中郎将身份受命出使。其至蜀，吸取唐蒙开通南夷道时与地方对立的教训，仁化天子使臣的威严，与蜀郡官员坦诚交流，和家乡父老平易接触，争取汉族士民支持。他进而深入各地了解实情，礼待各族长老共谋实策，着眼边陲开发、各族相安，灵活采取“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等办法，“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12]，拆除边隘、打通关道，设置郡县。虽然，由于朝中关注重心转移、公孙弘等大臣持续反对，西南夷道的开发一度中止;但司马相如的经略之举，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大一统”版图奠定了基础，为张骞出使西域及开通南方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其采用的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吏的做法，衍变为后来的土司制度，成为历史上稳定西南民族地区的重要方略。以此而言，称其安边之臣，名副其实。
“天朝气象万情摅，秦尚通夷况汉与。冉笮更开千里道，华夷从此一家如。”[13]通西南夷道，开“华夷一家”之先河，司马相如对中华多民族和乐相处的开创性贡献，不言而喻。
二、文章重经世而致用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4]。传世之文章必有经世之利用，或资政治国，或教化济时，或继往开来。司马相如“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15]，诚然。观其辞赋文章、著作学问，就经世致用而言，多“有可观采”处。
美刺谲谏，应时资政。文人的价值在立言，立言的可贵在致用。自古有风骨的文人，少见粉饰太平的附和者，多为褒贬现实的评论家。献策谏言，尽士子本分;匡时致用，显文人担当。考察司马相如存世文献，大多饱含“讽谏”精神。“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6]，可谓公允。《谏猎疏》以“明者见远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提醒治国要明远见、重细微。其《上林赋》以“此泰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讽谏为政须戒奢侈、尚节俭;以“发仓廪以赈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规劝天子恤民生、修仁德。《哀秦二世赋》以“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荒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警诫反思历史、莫蹈覆辙……司马相如虽受朝中角色限制而少直谏之文，然借题发挥，亦振聋发聩，收效甚著。《史记》载，他奏上《子虛赋》《上林赋》后，“天子以为郎”;“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封禅书》让“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由此观之，虽“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可否认，“文官不畏死谏”精神难能可贵，但以“善谏”的方式表达“忠言”，是否更“利于行”？是否值得谏言者深思？ 言传理喻，教化安民。历来儒家学者积极入世的精神内核，不在文章道德的自我标榜，而在济世为民的不懈追求。司马相如生逢法家、道家主导社会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型期、西汉“大一统”王朝的成型期，深知凝聚民心尤为关键，以利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问题的解决。因而，《喻巴蜀檄》直面民族矛盾，陈情说理，化危机于无形;《难蜀父老》解析现实问题，循循善诱，说服西南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两篇檄文传颂千古，绝非仅在于妥善解决了当时难题，而是更在于直面问题、化解矛盾的合理指向，以及所引发的深层次思考：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时先进与落后之分，是否决定于先天的优劣之别？对和平融合与武力征服的取舍，怎样更利于文明演进？这些思考，迄今或许仍然有益。司马相如疏通民族融合障碍、导引社会安定之说，不仅体现于其存世文献、且贯穿著述始终，还验证于历史发展。史料记载，司马相如曾著《郊祀歌》《琴操》等礼、乐经书，有《蜀本纪》《凡将篇》等史学、字学著作，以资教化。尽管历时久远，不少卷册流失，残篇断简难窥全貌，但不乏旁证说明其言传理喻、“教”“化”安民的影响。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于其出生地始设相如县，经隋唐宋元明，存续八百余年。古代以人名为县名，有可靠史料记载者，仅不韦县、清丰县、相如县等数例，大多是为襄助教化风俗。如不韦县“以彰其先人恶”[17]，清丰县“以县界有孝子张清丰门阙，因昌其孝”[18]。以此推论，在各民族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南北朝，专设相如县，用意昭然。
问学致用，师范后侪。“西汉文章两司马”，后世言文必称道西汉，言西汉文章，必言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司马相如的遗世作品固然是宝贵财富，但比作品文本更珍贵的，乃其治学方法对后世的启发意义。扬雄作赋，循法相如，自叹“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19];左思诗“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咏史》其四），亦言扬雄辞赋摹拟相如，以为准则;班固《典引序》“夫惟相如《封禅》……游扬后世，垂为旧式”[20]，明言其文章作为典范，为后世效法;才高八斗的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其二），以相如赋为范本……即便对司马相如批评有加的苏轼父子，也承认“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言必中当世之过”[21]“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22]，肯定和传承司马相如以文章济世的精神。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巴蜀文化的发展，与其影响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言：“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是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将其对蜀学的引领作用与文翁化蜀相提并论。其能以文章垂范，标引后来，开领百代学风，谓为宗师，绝非谬赞。
“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犹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韓愈《送孟东野序》）。司马相如文章辞赋的成就，世所公认。然而，“大抵文学止于润身，而政事可以及物”[23]，其一鸣之后，回响不绝，岂徒文采之斐然？
三、性情则归真而返璞
大凡杰出人物，无不既能顺势而为，汇入历史潮流;又能逆流而行，跳出时代局限。在顺逆出入间回归真我、保持本色，乃司马相如可敬可佩、可亲可近处。
率性平凡，不违本心。无限接近真实的平凡，便成可以触及的高尚。时间流淌定能冲刷装模作样而展示本来面目。迄今两千余载，司马相如并不让人觉得遥远和陌生。其或因平凡心面世，历代不乏认可;或因人性本真，古今连同崇尚。“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24]他从少年顽皮，到见贤思齐，真实而率性。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25]书生意气，壮怀激烈，率性而旷达。“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26]。他虽因《上林赋》而声名远播，但遭逢困顿之时，却能以平常心与勤杂雇工一起在闹市洗碗涮碟，浑忘过去精彩，了无官民之分、尊卑之序。“相如逸才亲涤器”（《醉时歌》），杜甫的感慨不无道理。世俗常人之心态，拿得起者多闻，放得下者少见;往往上坡容易下坡难，低处趋高时觉爽，高处趋低便不平。居高不忘形，处下不失意，无论穷达，无违本心，正是其于平凡中显现的可贵。
从容淡泊，不尚浮华。真正的淡泊人生，不是玩世不恭、放浪形骸，而是见惯繁华沧桑，历经得失成败，认清了生活的真实内涵之后，依然热爱和追求自在生活。司马相如历仕汉景帝、武帝两朝，未曾跻身高位，非才能不逮，是性情所致。武帝爱其才华，曾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之叹，两度委以重任，数次采纳建言，让其长侍左右。如此，司马相如岂乏邀功求赏机会？然其心所愿则行、不愿则止，从容随意的性情，注定与飞黄腾达无缘。他先是“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他因为喜欢辞赋，居然托病弃官，不慕天子近侍之位，退而求其次，甘为诸侯门客。及至武帝复召他入宫，为郎、中郎将、孝文园令，其间曾有持节“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的殊荣，却并不迷恋，“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27]最后，他病居茂陵，时时著书，任人取去;至死，方遗嘱家人转呈《封禅文》，彰显“功成不必在我”的淡泊。仕宦生涯，不为加官晋爵而虚与委蛇，却留略定西南之实功;问学路上，不以沽名钓誉而虚张声势，终成“辞宗”“赋圣”之实名。非坦荡从容、冲虚淡泊者，何能达此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境界？
睥睨世俗，不负真情。直抵人性的事物通常独具生命张力，饱含真情的故事往往久伴审美需求。“琴挑文君”“私奔成都”“当垆酤酒”……《史记》所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无分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皆津津乐道，可谓钟情惟一见，风雅映千秋。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至深则一往，虽举世毁之而不返。二人为了自由的爱情，勇于摆脱封建礼教桎梏，共同克服家徒四壁的艰辛，最终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其所演绎的，正是无处不在却得之不易的人间真情。“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李白《白头吟》），讴歌其浪漫者有之;“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杜甫《琴台》），欣赏其坚贞者有之;“长卿本豪杰，礼法安可处”[28]，敬佩其勇气者有之……当然历来不循常规、超凡脱俗之人事，有誉之，必有毁之。特别是宋明以后，礼教苛严，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相授受，往往难免成为众矢之的。“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29]。“窃妻”之议，未免偏颇。且不论汉初并不禁止寡女再嫁，西汉名臣陈平之妇、与司马相如同朝重臣主偃父之妇，皆为再嫁，当世不觉有损操行;即便后世，红拂夜奔唐朝名臣李靖，教坊女梁红玉私许南宋名将韩世忠，时人不道有亏妇德。司马相如、卓文君真心至爱、有情有义之举，理当无可非议。为真情深爱而不顾世俗偏见，冲破封建礼法樊笼，其故事脍炙人口、长远流传;或因追求自由的人性光辉，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遮掩。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岁月长河中，沉淀为历史的人事皆不可复制和再现。追溯往事，旨在审视现实、开启未来;瞻念先哲，是为接受启迪、赓续传承。如今回望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当然也是为了从其来处，汲取求索的智慧。以此而言，其遗留给世人的，当不限一时政绩、满腹文章和千年故事。
注释：
[1]司马相如生卒时间，说法不一，本文采信熊伟业《司马相如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2][15][20]（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5][6][7][8][9][11][12][16][24][26][27]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移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3]（清）杨燮：《锦城竹枝词·驷马桥》，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选自（南朝·梁）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17]（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18]（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19]（晋）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宋）苏洵：《苏洵集·附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3]（宋）欧阳修：《欧阳文忠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25]（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28]（宋）邵博：《题司马相如琴台》，（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线装书局2003年版。
[29]（唐）刘知幾：《史通》，中华书局2014年版。
题图：司马相如（约前176—前117）塑像
作者：四川省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