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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笔者认为，从崛起国和主导国战略选择的角度来探究权力和平转移的原因和路径，更有助于把握权力和平转移的真义，也更能为经营和管理当前中美关系提供启示和借鉴。而从战略选择的角度分析历史上权力和平转移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英美权力和平转移，还是20世纪40—90年代美苏“冷和平”，战略克制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史为鉴，在今天中美权力转移的管理中，战略克制仍是两国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选项。
战略克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谓“战略克制”，是指一国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慎用权力资源，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抑制强势行为，借以获得正向回馈的一种战略选择。具体而言，其内涵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战略克制是基于国家实力的一种战略选择。没有强大实力作保障，战略克制将更多被视为“战略退让”；只有在强大实力的基础上“本可以做而未做”，才谈得上是战略克制，也才更可能获得正向回馈。因此，战略克制本质上属于大国政治范畴。美国政治学家巴里·波森（Barry R. Posen）近年来力倡美国实施克制战略，其立论基础便是：美国拥有超强的实力，尤其是拥有“制公权”（Command of the Commons），这使得美国将其基本实力用于自身防御绰绰有余，甚至可以选择做出任何承诺，参加任何战争。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呼吁美国自我克制时也强调，“由于美国拥有明显的优势，它完全可以更为从容、谨慎地对待许多国际问题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权力是有限度的。过度使用权力对于本国而言往往消耗巨大且收效甚微，会引发他国制衡。战略克制便是一国出于对权力有限性的体认，通过约束自身行为，降低对他国的威胁程度，从而缓解、规避体系制衡。综上，战略克制是以权力为基础又深刻洞察权力有限性的一种战略选择。从中国的战略语境看，战略克制不同于韬光养晦。韬光养晦重在权力的累积，战略克制重在权力的使用；韬光养晦的逻辑延伸是有所作为，而战略克制强调的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二，战略克制以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能触及本国核心利益。一旦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克制”，那所谓的战略克制也就沦为战略退让，非但不能换来对方同样的克制，反而会使对方得寸进尺，进一步侵犯己方利益。二是要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在崛起国与主导国这组关系里，双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都会比较强，需要尼克松所强调的那种“双方都不能讓对方难堪”的外交智慧。否则，便可能让对方在无路可退或无台阶可下的情况下，采取过激举动，从而伤及自身。在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选择的是一条对英国霸权冲击相对较小的路径；而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共对10个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其中无一与苏联有正式的联盟关系；苏联共对5个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些国家都与苏联接壤，但也无一与美国正式结盟。这些都是出于尊重对方核心利益而采取的战略克制。美国学者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奥汉隆（Michael E. O’ Hanlon）近年来力倡美国对华实施“战略再保证”，并展现战略“决心”。其中的“决心”事实上契合战略克制在国家利益层面的现实主义考量。二人所强调的战略“决心”是指维护国家根本利益（fundamental interests）的决心。也就是说，每一方都要清晰界定自己的根本利益，并让对方了解到其所采取的何种行动“不可接受”和“会激起坚决的回击”。这正是“战略克制以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的题中之义。
其三，战略克制的方式包括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和相互克制（mutual restraint或reciprocal restraint），但自我克制也是以达成相互克制为导向。自我克制和相互克制均可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来实现，区别在于前者是单边行为，而后者是双边甚至多边行为。明示的战略克制是指一方通过自愿的行动（如单方面从某一争议地带撤军、明确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向对方明确展现克制，或双方通过正式的条约将克制制度化；默示的战略克制则指一方通过消极的不作为（如不挑战对方核心利益）向对方展现克制，或双方通过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来展现克制（如法国学者阿隆针对冷战期间美苏关系所提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用国际制度来限制权力的所谓“制度克制”（institutional restraint）本质上需各方共同遵守，因而是一种相互克制。但在伊肯伯里等西方学者看来，美国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并借制度安排约束自身权力优势的收益，从而规避体系制衡。因此，“二战”后的制度克制也被视为美国的“自我克制”。一般而言，相较于相互克制，单边的自我克制比较灵活，不用复杂而耗时的谈判过程，也无需复杂的核查程序，还可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但是，单边自我克制往往暗藏对对方克制的预期，也就是说，自我克制是以获得对方正向回馈，最终达成相互克制为导向的。不然，单边自我克制将因担心沦为单边战略退让而流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克制更多建立在相互性之上。
战略克制的四个激励因素
将战略克制引入权力转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权力转移理论对崛起国是否“满意”现状、主导国是否“恐惧”崛起国挑战等问题的关注，因为战略克制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不满”与“恐惧”的克制。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崛起国可能对现状“不满”或主导国可能对崛起国“恐惧”，但若加上战略克制这一变量，权力转移所引发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否则，在权力转移的研究中容易出现“后见之明”，即从后果推导出原因。比如，从崛起国未挑战主导国推导出崛起国对现状“满意”，而事实上崛起国可能对现状“不满”，只不过保持着克制。从经略中美关系的角度看，在两国对抗的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加强对战略克制的研究也很有意义。用学者赵明昊的话说，“战略克制”意味着双方“需要深入地体认本国权力的有限性，更加精确地界定自身国家利益而非盲目地追求‘绝对优势’，不以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彼此，同时都要对全球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性增加的态势保持足够警惕，共同确保国际秩序的平稳演进”。 那么，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大国实施战略克制的动力何在？对于权力相对下降的主导国而言，可能会担心战略克制被当作战略示弱或战略绥靖，从而降低实施战略克制的动力；而对于權力处于上升阶段的崛起国而言，可能因自信心上升或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等因素，也难以实施战略克制。这些都是大国实施战略克制的限制因素。但与此同时，大国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也存在实施战略克制的激励因素。
首先，相互克制可以防止主导国和崛起国冲突失控，而这符合双方利益。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冲突碰撞在所难免。由于双方均拥有对对方的强大破坏力，冲突一旦升级，往往两败俱伤，尤其在全球化和核武时代更是如此。因此，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是大国实施战略克制的一大动因。
其次，战略克制反而会使战略威慑更有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从博弈论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他运用博弈论来研究战略威慑中武力与克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重要发现：如果对使用武力没有国际公认的明确的克制，那么大国使用武力可能无效甚至适得其反。影响潜在对手的最好途径应该是让其相信，选择侵略将受到惩罚，而选择合作则会有更好的回报。在威慑对手时，既要展现决心，也要展现克制。
再次，战略克制不会导致大国自身实力地位下降。大国在权力上升阶段会比较倾向于战略克制，以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威胁程度，从而缓解、规避体系制衡。比如，主导国在主导创建战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会借制度安排约束自身权力优势的收益，使其他国家更愿意在制度框架下采取合作而非制衡。但在权力相对下降时，大国会担心己方战略克制被对手利用，导致己方利益进一步遭侵蚀，自身实力地位进一步遭削弱，因此不愿选择克制。但有学者对1870年以来大国相对衰落的进程进行研究后发现，若以GDP排名来衡量，1870年至今共有18个大国经历“急性相对衰落”（acute relative decline，指大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时间至少持续5年以上）的案例。在其中的15个案例中，大国都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战略收缩，结果是这些国家比其他3个未实施战略收缩的衰落大国（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有可能避免军事冲突，且更有可能恢复到原先的实力地位。大国的战略收缩可视为一种程度更深的战略克制。如果战略收缩尚不会导致大国自身实力地位下降，战略克制则更不会。
最后，不加克制地使用国家权力往往会导致国家衰落。保罗·肯尼迪有关大国兴衰的研究给世人的启示之一便是，大国往往在权力过度扩张的过程中衰落。而从历史经验看，国家内部衰落往往比外来挑战者更具破坏力。康灿雄（David C. Kang）等人最新的一项研究深刻地阐释了这一点。他们以明清王朝更替为例，指出“过去500年里，亚洲最重大的这次王朝更替几乎与权力转移模型所设想的因果进程无关”。明清王朝的更替，并非源于满族人实力增强，野心膨胀，而是由于“明朝陷入更大的内乱，最后被起义军从内部推翻，满族人顺势推开了一扇洞开的大门”。冷战时期苏联的解体，更是对“国家内部衰落往往比外来挑战者更具破坏力”这条历史经验的最好注脚。因此，这条历史经验不单对主导国而言如此，对挑战国而言亦如是。
综上，战略克制并非理想主义的诉求，而是有现实主义的基础。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风险多发、矛盾多重、威胁多元的时代，全球性风险和非传统挑战远非任一大国所能应对。新的时代因素赋予战略克制更大的重要性。保持战略克制，实现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对于大国领导人而言，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摘自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战略克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所谓“战略克制”，是指一国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慎用权力资源，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抑制强势行为，借以获得正向回馈的一种战略选择。具体而言，其内涵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战略克制是基于国家实力的一种战略选择。没有强大实力作保障，战略克制将更多被视为“战略退让”；只有在强大实力的基础上“本可以做而未做”，才谈得上是战略克制，也才更可能获得正向回馈。因此，战略克制本质上属于大国政治范畴。美国政治学家巴里·波森（Barry R. Posen）近年来力倡美国实施克制战略，其立论基础便是：美国拥有超强的实力，尤其是拥有“制公权”（Command of the Commons），这使得美国将其基本实力用于自身防御绰绰有余，甚至可以选择做出任何承诺，参加任何战争。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呼吁美国自我克制时也强调，“由于美国拥有明显的优势，它完全可以更为从容、谨慎地对待许多国际问题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权力是有限度的。过度使用权力对于本国而言往往消耗巨大且收效甚微，会引发他国制衡。战略克制便是一国出于对权力有限性的体认，通过约束自身行为，降低对他国的威胁程度，从而缓解、规避体系制衡。综上，战略克制是以权力为基础又深刻洞察权力有限性的一种战略选择。从中国的战略语境看，战略克制不同于韬光养晦。韬光养晦重在权力的累积，战略克制重在权力的使用；韬光养晦的逻辑延伸是有所作为，而战略克制强调的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二，战略克制以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能触及本国核心利益。一旦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克制”，那所谓的战略克制也就沦为战略退让，非但不能换来对方同样的克制，反而会使对方得寸进尺，进一步侵犯己方利益。二是要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在崛起国与主导国这组关系里，双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都会比较强，需要尼克松所强调的那种“双方都不能讓对方难堪”的外交智慧。否则，便可能让对方在无路可退或无台阶可下的情况下，采取过激举动，从而伤及自身。在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选择的是一条对英国霸权冲击相对较小的路径；而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共对10个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其中无一与苏联有正式的联盟关系；苏联共对5个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些国家都与苏联接壤，但也无一与美国正式结盟。这些都是出于尊重对方核心利益而采取的战略克制。美国学者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奥汉隆（Michael E. O’ Hanlon）近年来力倡美国对华实施“战略再保证”，并展现战略“决心”。其中的“决心”事实上契合战略克制在国家利益层面的现实主义考量。二人所强调的战略“决心”是指维护国家根本利益（fundamental interests）的决心。也就是说，每一方都要清晰界定自己的根本利益，并让对方了解到其所采取的何种行动“不可接受”和“会激起坚决的回击”。这正是“战略克制以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的题中之义。
其三，战略克制的方式包括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和相互克制（mutual restraint或reciprocal restraint），但自我克制也是以达成相互克制为导向。自我克制和相互克制均可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来实现，区别在于前者是单边行为，而后者是双边甚至多边行为。明示的战略克制是指一方通过自愿的行动（如单方面从某一争议地带撤军、明确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向对方明确展现克制，或双方通过正式的条约将克制制度化；默示的战略克制则指一方通过消极的不作为（如不挑战对方核心利益）向对方展现克制，或双方通过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来展现克制（如法国学者阿隆针对冷战期间美苏关系所提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用国际制度来限制权力的所谓“制度克制”（institutional restraint）本质上需各方共同遵守，因而是一种相互克制。但在伊肯伯里等西方学者看来，美国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并借制度安排约束自身权力优势的收益，从而规避体系制衡。因此，“二战”后的制度克制也被视为美国的“自我克制”。一般而言，相较于相互克制，单边的自我克制比较灵活，不用复杂而耗时的谈判过程，也无需复杂的核查程序，还可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但是，单边自我克制往往暗藏对对方克制的预期，也就是说，自我克制是以获得对方正向回馈，最终达成相互克制为导向的。不然，单边自我克制将因担心沦为单边战略退让而流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克制更多建立在相互性之上。
战略克制的四个激励因素
将战略克制引入权力转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权力转移理论对崛起国是否“满意”现状、主导国是否“恐惧”崛起国挑战等问题的关注，因为战略克制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不满”与“恐惧”的克制。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崛起国可能对现状“不满”或主导国可能对崛起国“恐惧”，但若加上战略克制这一变量，权力转移所引发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否则，在权力转移的研究中容易出现“后见之明”，即从后果推导出原因。比如，从崛起国未挑战主导国推导出崛起国对现状“满意”，而事实上崛起国可能对现状“不满”，只不过保持着克制。从经略中美关系的角度看，在两国对抗的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加强对战略克制的研究也很有意义。用学者赵明昊的话说，“战略克制”意味着双方“需要深入地体认本国权力的有限性，更加精确地界定自身国家利益而非盲目地追求‘绝对优势’，不以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彼此，同时都要对全球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性增加的态势保持足够警惕，共同确保国际秩序的平稳演进”。 那么，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大国实施战略克制的动力何在？对于权力相对下降的主导国而言，可能会担心战略克制被当作战略示弱或战略绥靖，从而降低实施战略克制的动力；而对于權力处于上升阶段的崛起国而言，可能因自信心上升或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等因素，也难以实施战略克制。这些都是大国实施战略克制的限制因素。但与此同时，大国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也存在实施战略克制的激励因素。
首先，相互克制可以防止主导国和崛起国冲突失控，而这符合双方利益。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冲突碰撞在所难免。由于双方均拥有对对方的强大破坏力，冲突一旦升级，往往两败俱伤，尤其在全球化和核武时代更是如此。因此，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是大国实施战略克制的一大动因。
其次，战略克制反而会使战略威慑更有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B. Myerson）从博弈论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他运用博弈论来研究战略威慑中武力与克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重要发现：如果对使用武力没有国际公认的明确的克制，那么大国使用武力可能无效甚至适得其反。影响潜在对手的最好途径应该是让其相信，选择侵略将受到惩罚，而选择合作则会有更好的回报。在威慑对手时，既要展现决心，也要展现克制。
再次，战略克制不会导致大国自身实力地位下降。大国在权力上升阶段会比较倾向于战略克制，以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威胁程度，从而缓解、规避体系制衡。比如，主导国在主导创建战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会借制度安排约束自身权力优势的收益，使其他国家更愿意在制度框架下采取合作而非制衡。但在权力相对下降时，大国会担心己方战略克制被对手利用，导致己方利益进一步遭侵蚀，自身实力地位进一步遭削弱，因此不愿选择克制。但有学者对1870年以来大国相对衰落的进程进行研究后发现，若以GDP排名来衡量，1870年至今共有18个大国经历“急性相对衰落”（acute relative decline，指大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时间至少持续5年以上）的案例。在其中的15个案例中，大国都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战略收缩，结果是这些国家比其他3个未实施战略收缩的衰落大国（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有可能避免军事冲突，且更有可能恢复到原先的实力地位。大国的战略收缩可视为一种程度更深的战略克制。如果战略收缩尚不会导致大国自身实力地位下降，战略克制则更不会。
最后，不加克制地使用国家权力往往会导致国家衰落。保罗·肯尼迪有关大国兴衰的研究给世人的启示之一便是，大国往往在权力过度扩张的过程中衰落。而从历史经验看，国家内部衰落往往比外来挑战者更具破坏力。康灿雄（David C. Kang）等人最新的一项研究深刻地阐释了这一点。他们以明清王朝更替为例，指出“过去500年里，亚洲最重大的这次王朝更替几乎与权力转移模型所设想的因果进程无关”。明清王朝的更替，并非源于满族人实力增强，野心膨胀，而是由于“明朝陷入更大的内乱，最后被起义军从内部推翻，满族人顺势推开了一扇洞开的大门”。冷战时期苏联的解体，更是对“国家内部衰落往往比外来挑战者更具破坏力”这条历史经验的最好注脚。因此，这条历史经验不单对主导国而言如此，对挑战国而言亦如是。
综上，战略克制并非理想主义的诉求，而是有现实主义的基础。当前，全球正进入一个风险多发、矛盾多重、威胁多元的时代，全球性风险和非传统挑战远非任一大国所能应对。新的时代因素赋予战略克制更大的重要性。保持战略克制，实现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对于大国领导人而言，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摘自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