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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广是汉之名将，司马迁《史记》为其立传，《汉书·李广传》基本承袭了《史记》旧文而做了增补、删改、移动，但是这两篇传记各自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作家自己的思想个性。本文从他们各自的语言文字、取材、以及结构入手，分析比较两篇传记的差异，以期引领学生细致阅读，加深对李广和马班异同的了解。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李广 司马迁 班固
【中图分类号】 G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3）01（a）-0133-01
李广是西汉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他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司马迁及班固为其作的传记，成为李广生命不朽的第一声呼喊。《汉书》中关于李广的传记基本承袭了《史记》旧文而做了增补、删改、移动，但是这两篇传记各自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作家自己的思想个性。本文从他们各自的语言文字、取材、及结构入手，通过文本进而探讨这两篇传记的差异。
1 语言文字
①《史记》的语言更富口语化特征
《史记》的语言，在今天看来是文言，而在汉代，是很接近口语的书面语，无论词汇还是语法都保留了某些口语的特点。与《史记》相比，《汉书》的语言更为严谨，简洁，对《史记》做了一定程度的润色，更具有书面语的特点。《史记》的口语化，便于生动传神的模拟人物口吻，特别是利用词语的反复，便于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
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在一个长句中用三个“而”两个“然”，来突出事实的对比和文意的转折，强调李广的疑惑及不平之感，这是司马迁借李广之口，对那个埋没人才的世道的质问，表达对李广不幸遭遇的慨叹，这段文字疏散而有情。《汉書·李广传》省去两个“而”一个“然”，虽文字简洁整齐，但是变成了平淡的诉说，失去了一慨三叹之味。
又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一个“矣”字煞尾，更好的表达出太史公对李氏家族的同情和惋惜，班固省略“李氏陵迟衰微矣”，显然使作品黯然失色。
②《汉书》更注重语言的准确性
班固作《汉书》完全是史家的写法，严谨客观，而《史记》兼顾文学性与史学性的统一，在叙事中难免有艺术手法的渗入，追求语言的生动性和文学性，语言的准确性不如《汉书》。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徒右北平。于是上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这里班固做了个别改动，补充，特别是在“韩将军后徒居右北平”后加一“死”字，很准确而且使上下文更顺理。
2 取材
《史记》材料的来源有文字记载的史料，来自于民间的世代口耳相传的轶文故事，民谣谚语，而《汉书》取材于政府档案，如诏书、奏议及文人学者的著作。
“《史记》人物传记有整体的主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每一篇人物传记又有其个别的主旨”。“《史记·太史公自序》：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李将军传记的主旨交代的很透彻，点明了人物的主要实际特征。传记材料的轻重比例，详略分配，先后顺序，全以实现其主旨来统筹安排。
李广一生大小七十余战，作者只写其战败的几次，李广败后之勇，出奇制胜之略，胜于他人，奇绝无比，文字生色不少，如射雕的一段更显李广智勇。司马迁绘声绘色的描绘李广射石，始则“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班固改为“他日射之，终不能入矣”，这个细节修改的不好。就人之本性而言，李广得知射入石头后，本能的自豪感也会驱使他立即再射，而不会是等到他日。《汉书·李广传》在“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致军而斩之”后增加了“上书自陈谢罪”一事及汉武帝报李广书的内容，显得很累赘，与司马迁生动流畅的语言不协调。这是无关人物本质的次要的事情，也与人物命运无关，所以司马迁不予采用。
3 结构
《史记》有时要表现人物命运特征发展的原因和基础，常常不按时间顺序记事。《史记·李将军列传》里叙述李广任上谷太守时，每天都与匈奴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称赞他“才气无双”之后，写到：“于是乃徒广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徒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班固重视记叙的关节脉络，注意文章的整饬划一，多用顺序的写法。故《汉书》删去“后广转为边郡太守……以力战为名”等字，不妥。因为“尝为”以后的诸郡显然应在任上郡太守之前，并非多余。况且这句，并非是历数官阶，用意于处处发感慨之情。
马班李广传记的差异，原因在于二人的文学观、史学观及生命历程不同。司马迁站在史学的立场，又处于文学的考虑，既要照顾到史学家修史的要求，又要服务与自己，用李广传记反映汉代社会及自己的同情赞美之情，因而司马迁《史记》文学性很强，注重自我感情的表达。班固《汉书》为史学著作，遵循的原则是写史，再现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客观严谨的叙事。
阅读李广传记，迎面扑来的只是压抑、愤怒，镇定过后，取而代之的是同情，细细回味，从心灵深处升起一股敬仰之情。长期以来缺憾美占据着人类审美的主流，正是“李广不封”带来的千年的遗憾，使得历代感同身受的文人雅士呼喊不已，他们在为李广鸣不平之余，也为自己出了口气，李广无疑是抒发怀才不遇的美好母体。这就是李广作为悲剧人物的价值，感动人的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生命历程中呈现出的生命力和尊严，以及死后留给后人的反省空间。在中华民族的浩瀚历史中李广无疑是幸运的，千百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敬仰，堪称不朽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68.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78.
[3] 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M].北京：学院出版社，2004：177.
[4]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232.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李广 司马迁 班固
【中图分类号】 G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3）01（a）-0133-01
李广是西汉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他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司马迁及班固为其作的传记，成为李广生命不朽的第一声呼喊。《汉书》中关于李广的传记基本承袭了《史记》旧文而做了增补、删改、移动，但是这两篇传记各自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作家自己的思想个性。本文从他们各自的语言文字、取材、及结构入手，通过文本进而探讨这两篇传记的差异。
1 语言文字
①《史记》的语言更富口语化特征
《史记》的语言，在今天看来是文言，而在汉代，是很接近口语的书面语，无论词汇还是语法都保留了某些口语的特点。与《史记》相比，《汉书》的语言更为严谨，简洁，对《史记》做了一定程度的润色，更具有书面语的特点。《史记》的口语化，便于生动传神的模拟人物口吻，特别是利用词语的反复，便于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
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在一个长句中用三个“而”两个“然”，来突出事实的对比和文意的转折，强调李广的疑惑及不平之感，这是司马迁借李广之口，对那个埋没人才的世道的质问，表达对李广不幸遭遇的慨叹，这段文字疏散而有情。《汉書·李广传》省去两个“而”一个“然”，虽文字简洁整齐，但是变成了平淡的诉说，失去了一慨三叹之味。
又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一个“矣”字煞尾，更好的表达出太史公对李氏家族的同情和惋惜，班固省略“李氏陵迟衰微矣”，显然使作品黯然失色。
②《汉书》更注重语言的准确性
班固作《汉书》完全是史家的写法，严谨客观，而《史记》兼顾文学性与史学性的统一，在叙事中难免有艺术手法的渗入，追求语言的生动性和文学性，语言的准确性不如《汉书》。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徒右北平。于是上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这里班固做了个别改动，补充，特别是在“韩将军后徒居右北平”后加一“死”字，很准确而且使上下文更顺理。
2 取材
《史记》材料的来源有文字记载的史料，来自于民间的世代口耳相传的轶文故事，民谣谚语，而《汉书》取材于政府档案，如诏书、奏议及文人学者的著作。
“《史记》人物传记有整体的主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每一篇人物传记又有其个别的主旨”。“《史记·太史公自序》：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李将军传记的主旨交代的很透彻，点明了人物的主要实际特征。传记材料的轻重比例，详略分配，先后顺序，全以实现其主旨来统筹安排。
李广一生大小七十余战，作者只写其战败的几次，李广败后之勇，出奇制胜之略，胜于他人，奇绝无比，文字生色不少，如射雕的一段更显李广智勇。司马迁绘声绘色的描绘李广射石，始则“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班固改为“他日射之，终不能入矣”，这个细节修改的不好。就人之本性而言，李广得知射入石头后，本能的自豪感也会驱使他立即再射，而不会是等到他日。《汉书·李广传》在“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致军而斩之”后增加了“上书自陈谢罪”一事及汉武帝报李广书的内容，显得很累赘，与司马迁生动流畅的语言不协调。这是无关人物本质的次要的事情，也与人物命运无关，所以司马迁不予采用。
3 结构
《史记》有时要表现人物命运特征发展的原因和基础，常常不按时间顺序记事。《史记·李将军列传》里叙述李广任上谷太守时，每天都与匈奴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称赞他“才气无双”之后，写到：“于是乃徒广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徒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班固重视记叙的关节脉络，注意文章的整饬划一，多用顺序的写法。故《汉书》删去“后广转为边郡太守……以力战为名”等字，不妥。因为“尝为”以后的诸郡显然应在任上郡太守之前，并非多余。况且这句，并非是历数官阶，用意于处处发感慨之情。
马班李广传记的差异，原因在于二人的文学观、史学观及生命历程不同。司马迁站在史学的立场，又处于文学的考虑，既要照顾到史学家修史的要求，又要服务与自己，用李广传记反映汉代社会及自己的同情赞美之情，因而司马迁《史记》文学性很强，注重自我感情的表达。班固《汉书》为史学著作，遵循的原则是写史，再现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客观严谨的叙事。
阅读李广传记，迎面扑来的只是压抑、愤怒，镇定过后，取而代之的是同情，细细回味，从心灵深处升起一股敬仰之情。长期以来缺憾美占据着人类审美的主流，正是“李广不封”带来的千年的遗憾，使得历代感同身受的文人雅士呼喊不已，他们在为李广鸣不平之余，也为自己出了口气，李广无疑是抒发怀才不遇的美好母体。这就是李广作为悲剧人物的价值，感动人的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生命历程中呈现出的生命力和尊严，以及死后留给后人的反省空间。在中华民族的浩瀚历史中李广无疑是幸运的，千百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敬仰，堪称不朽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68.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78.
[3] 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M].北京：学院出版社，2004：177.
[4]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