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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殷烈士参加了中共四大，但是否是正式代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经过对有关史料和参会人的回忆资料爬梳，本文认为，杨殷烈士是中共四大正式代表。
[关键词]中共四大;杨殷;正式代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7-0050-03
近年來有关中共四大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包括参加中共四大代表的研究。杨殷烈士参加了中共四大，但是否是正式代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此事涉及杨殷烈士历史地位的评价与后续研究。经过考证，本文认为杨殷烈士是中共四大正式代表。
杨殷烈士，名观恩，字典乐，1892年8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和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历任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部部长。1929年8月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1]1983年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杨殷烈士证明书。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杨殷烈士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的“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荣誉证书及“双百”人物活动纪念奖章。关于杨殷和中共四大，有关文献都有记录。《中共党史人物传》指出：“1925年1月他出席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纪念杨殷诞辰120周年纪念文章《纪念党的早期领导人杨殷同志》中指出：“1925年1月，他在党的四大上介绍广州工人运动的情况，受到大会的重视。”[3]“由于杨殷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党建工作中的出色表现，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作为广东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杨殷曾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广东、香港等地工人运动以及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4]
杨殷参加了中共四大汇报，到底有没有代表资格？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虹口秘密召开，出席代表名单的原始档案迄今未见到。由于史料不足和讨论不充分，除广东党史界外，学术界对杨殷是否是中共四大的正式代表一直存在争议。包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内的多种中共党史文献显示，中共四大代表为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项英、谭平山、李维汉、王荷波、朱锦堂、陈潭秋、范鸿劼、李立三、李启汉、李逸、林育南、阮章、汪寿华、尹宽、周恩来、庄文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为谭平山，杨殷只是到会汇报了广东工人运动开展情况。2012年9月7日开馆的上海虹口中共四大纪念馆展陈中对杨殷也没有相应的图片与文字介绍。近年来，中共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与有关方面密切协作，共同发掘历史资料，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一是会前：有直接委派杨殷参会的上级领导——陈延年。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宣传委员会委员，在委员长周恩来去上海参加中共四大时，具体负责广东区委的实际工作。他的委派杨殷参会的有关信件，作为档案资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11月合编的《广东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有一份档案，即《陈延年致乔年、若飞、一飞、罗觉同志信——索取学习资料，国内需要人材和广东工农运动情况（1925年1月5日）》中有一段话非常关键：“第四次全国大会，粤区由谭平山及命葵二人代表出席。恩来亦去代表留法组。我本也想去，但国际及区委均反对。我在粤区任秘书及组织部、宣传委员会（宣传部及委﹝员﹞长系恩来）三项工作。”陈延年信里说的“命葵”即杨殷，这一记载明确了中共广东区委的代表为谭平山和命葵二人。因此，这是杨殷代表广东党组织参加中共四大身份的最直接证据。
二是会中：有直接记录杨殷参会发言的会议记录者——郑超麟。郑超麟是中共四大时的会议记录员。因记录职责要求，记录员往往对会议进程、参会人员和发言者最为关注，所以郑超麟的回忆也很有权威性，尤其是他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回忆录，曾成为建设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布展的重要依据和研究的主要依据。其中，郑超麟对杨殷的代表身份和参会细节描述也最为清晰。郑超麟回忆中指出：“统楼改成的课堂几乎坐满了，但我不记得究竟有几个人。确实记得参加会议的，中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湖南代表：李维汉，朱锦堂;湖北代表：陈潭秋;广东代表：杨殷;北方代表：高尚德;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法国代表：周恩来;山东代表：尹宽;S.Y.代表：张太雷。上海代表不记得是谁。李启汉也参加大会，不记得代表什么。张国焘有信来向大会致敬，本人则未到会。旁听一次或二次的，有张崧年夫妇，沈玄庐夫妇，黄平。张伯简和我当大会记录，他只记了一二场，其余都是我记的。”他对会议期间的几个细节表示“记得很清楚”：“第一，张崧年以旁听人资格起立发言……第二，国际代表提出反对托洛茨基的议决案要大会通过……第三，张太雷和小地方代表的冲突……第四，杨殷在上海被广东同乡殴打成伤，大概是为了广州两派工会冲突问题。最后一日，他才包了头来参加大会。”[5]
三是会后：有可以旁证的会议参会者——李维汉等。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一九二五年一月，我在上海参加党的四大。记得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王荷波、邓中夏、彭述之、朱锦堂、杨殷、尹宽、陈潭秋、张太雷、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等以及国际代表吴廷康（维金斯基）。”[6]很显然，杨殷确实参加了中共四大的会议。此外，出席中共四大的罗章龙、张申府、李逸等亲历者，留下了一些回忆文章，也大都提到了在出席中共四大时见到杨殷等人。
一是《杨氏族谱》等记载的“命葵”即杨殷。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杨氏族谱》关于杨殷的记载：“弍十弍世典乐，讳观恩，字典乐，号命夔，礼华公长子。”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管理的杨殷故居中，“杨殷烈士纪念展览”的《前言》中介绍：“杨殷，又名观恩，字典乐，号命夔。”“夔”与“葵”谐音，而“葵”通“揆”[7]，为同音异形字。
作为“我党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情报保卫工作重要开拓者”的杨殷，在面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和地下情报保卫工作时，使用的化名需要有“易识、常用”的特点，因此杨殷的化名中经常用“揆”“葵”。1929年8月30日，已被捕的杨殷、澎湃等人，通过狱卒向党组织带信，表示如果党组织不能营救同时被捕的5位同志，可以牺牲彭、杨二人，设法营救其余3人，表现了他们高尚的品质。该信的落款为“揆、安”，“揆”即杨殷化名“孟揆”，“安”为澎湃的化名“孟安”。通过狱卒带出的信，使用这两个化名，说明党内早就知道“揆”为杨殷，“安”为澎湃。此外，民国时代，人们互相称呼有称字的，也有称号的。杨殷本来就号“命夔”，陈延年口头上的称呼落在书面上，为了简化，写成“命葵”为人之常情，党内同志都知道“命葵”即为杨殷。
二是逻辑分析广东代表只能是杨殷。19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由陈独秀、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规定了各地代表“广州一、上海一、南京一、济南一、北京一、唐山一、天津一、武汉一、长沙一、安源一、俄组一、法组一、少年一、特请一”[8]，共14人。目前党史界公认中共四大正式代表20人。中共四大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授肖牲认为：“十四个各方代表，加上六个中央执行委员，公认的二十人说，可能由此而来。”[9]中共四大的天津代表李逸回忆了很多会议细节，现中共四大纪念馆的讲解词中就采用李逸回忆会场三层楼房和代表膳食的内容，他回忆的各地代表中，认为广东代表为谭平山，但是也非常明确地指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为中共第三届中央代表。[10]按照一般情况，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均应参加下一届的代表大会。党的三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等9人，已知李大钊、毛泽东、朱少连未出席中共四大，根据逻辑推理，另外出席大会的6人代表第三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来自广州的谭平山、杨殷、周恩来，谭平山为第三届中央代表，周恩来为留法党组织代表，剩下的杨殷自然是广州党组织代表无疑了。
由此，杨殷烈士中共四大代表身份应可以得到确认。
[1][2]中共党史人物传：英烈与模范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69.273.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党的早期领导人楊殷同志[N].人民日报，2012-08-13.
[4]郭昉凌.杨殷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7.
[5]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M].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92.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49.
[7]辞海：第六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061.
[8][10]中共四大史料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33.306.
[9]肖牲.唤起工农——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115.
（本文得到杨殷烈士外孙女崔静薇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表感谢）
作者王佩军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刘世炎系上海市虹口区档案局办公室主任;谢长贵系中共广东省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中共四大;杨殷;正式代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7-0050-03
近年來有关中共四大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包括参加中共四大代表的研究。杨殷烈士参加了中共四大，但是否是正式代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此事涉及杨殷烈士历史地位的评价与后续研究。经过考证，本文认为杨殷烈士是中共四大正式代表。
一、杨殷烈士及其参加中共四大的有关描述
杨殷烈士，名观恩，字典乐，1892年8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和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历任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部部长。1929年8月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1]1983年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杨殷烈士证明书。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杨殷烈士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的“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荣誉证书及“双百”人物活动纪念奖章。关于杨殷和中共四大，有关文献都有记录。《中共党史人物传》指出：“1925年1月他出席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纪念杨殷诞辰120周年纪念文章《纪念党的早期领导人杨殷同志》中指出：“1925年1月，他在党的四大上介绍广州工人运动的情况，受到大会的重视。”[3]“由于杨殷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党建工作中的出色表现，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作为广东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杨殷曾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广东、香港等地工人运动以及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4]
杨殷参加了中共四大汇报，到底有没有代表资格？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虹口秘密召开，出席代表名单的原始档案迄今未见到。由于史料不足和讨论不充分，除广东党史界外，学术界对杨殷是否是中共四大的正式代表一直存在争议。包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内的多种中共党史文献显示，中共四大代表为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项英、谭平山、李维汉、王荷波、朱锦堂、陈潭秋、范鸿劼、李立三、李启汉、李逸、林育南、阮章、汪寿华、尹宽、周恩来、庄文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为谭平山，杨殷只是到会汇报了广东工人运动开展情况。2012年9月7日开馆的上海虹口中共四大纪念馆展陈中对杨殷也没有相应的图片与文字介绍。近年来，中共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与有关方面密切协作，共同发掘历史资料，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二、杨殷烈士中共四大代表身份的主要论证
一是会前：有直接委派杨殷参会的上级领导——陈延年。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宣传委员会委员，在委员长周恩来去上海参加中共四大时，具体负责广东区委的实际工作。他的委派杨殷参会的有关信件，作为档案资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11月合编的《广东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有一份档案，即《陈延年致乔年、若飞、一飞、罗觉同志信——索取学习资料，国内需要人材和广东工农运动情况（1925年1月5日）》中有一段话非常关键：“第四次全国大会，粤区由谭平山及命葵二人代表出席。恩来亦去代表留法组。我本也想去，但国际及区委均反对。我在粤区任秘书及组织部、宣传委员会（宣传部及委﹝员﹞长系恩来）三项工作。”陈延年信里说的“命葵”即杨殷，这一记载明确了中共广东区委的代表为谭平山和命葵二人。因此，这是杨殷代表广东党组织参加中共四大身份的最直接证据。
二是会中：有直接记录杨殷参会发言的会议记录者——郑超麟。郑超麟是中共四大时的会议记录员。因记录职责要求，记录员往往对会议进程、参会人员和发言者最为关注，所以郑超麟的回忆也很有权威性，尤其是他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回忆录，曾成为建设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布展的重要依据和研究的主要依据。其中，郑超麟对杨殷的代表身份和参会细节描述也最为清晰。郑超麟回忆中指出：“统楼改成的课堂几乎坐满了，但我不记得究竟有几个人。确实记得参加会议的，中央：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湖南代表：李维汉，朱锦堂;湖北代表：陈潭秋;广东代表：杨殷;北方代表：高尚德;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法国代表：周恩来;山东代表：尹宽;S.Y.代表：张太雷。上海代表不记得是谁。李启汉也参加大会，不记得代表什么。张国焘有信来向大会致敬，本人则未到会。旁听一次或二次的，有张崧年夫妇，沈玄庐夫妇，黄平。张伯简和我当大会记录，他只记了一二场，其余都是我记的。”他对会议期间的几个细节表示“记得很清楚”：“第一，张崧年以旁听人资格起立发言……第二，国际代表提出反对托洛茨基的议决案要大会通过……第三，张太雷和小地方代表的冲突……第四，杨殷在上海被广东同乡殴打成伤，大概是为了广州两派工会冲突问题。最后一日，他才包了头来参加大会。”[5]
三是会后：有可以旁证的会议参会者——李维汉等。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一九二五年一月，我在上海参加党的四大。记得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王荷波、邓中夏、彭述之、朱锦堂、杨殷、尹宽、陈潭秋、张太雷、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等以及国际代表吴廷康（维金斯基）。”[6]很显然，杨殷确实参加了中共四大的会议。此外，出席中共四大的罗章龙、张申府、李逸等亲历者，留下了一些回忆文章，也大都提到了在出席中共四大时见到杨殷等人。
三、杨殷烈士中共四大代表身份的相关论证
一是《杨氏族谱》等记载的“命葵”即杨殷。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杨氏族谱》关于杨殷的记载：“弍十弍世典乐，讳观恩，字典乐，号命夔，礼华公长子。”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管理的杨殷故居中，“杨殷烈士纪念展览”的《前言》中介绍：“杨殷，又名观恩，字典乐，号命夔。”“夔”与“葵”谐音，而“葵”通“揆”[7]，为同音异形字。
作为“我党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情报保卫工作重要开拓者”的杨殷，在面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和地下情报保卫工作时，使用的化名需要有“易识、常用”的特点，因此杨殷的化名中经常用“揆”“葵”。1929年8月30日，已被捕的杨殷、澎湃等人，通过狱卒向党组织带信，表示如果党组织不能营救同时被捕的5位同志，可以牺牲彭、杨二人，设法营救其余3人，表现了他们高尚的品质。该信的落款为“揆、安”，“揆”即杨殷化名“孟揆”，“安”为澎湃的化名“孟安”。通过狱卒带出的信，使用这两个化名，说明党内早就知道“揆”为杨殷，“安”为澎湃。此外，民国时代，人们互相称呼有称字的，也有称号的。杨殷本来就号“命夔”，陈延年口头上的称呼落在书面上，为了简化，写成“命葵”为人之常情，党内同志都知道“命葵”即为杨殷。
二是逻辑分析广东代表只能是杨殷。19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由陈独秀、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规定了各地代表“广州一、上海一、南京一、济南一、北京一、唐山一、天津一、武汉一、长沙一、安源一、俄组一、法组一、少年一、特请一”[8]，共14人。目前党史界公认中共四大正式代表20人。中共四大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授肖牲认为：“十四个各方代表，加上六个中央执行委员，公认的二十人说，可能由此而来。”[9]中共四大的天津代表李逸回忆了很多会议细节，现中共四大纪念馆的讲解词中就采用李逸回忆会场三层楼房和代表膳食的内容，他回忆的各地代表中，认为广东代表为谭平山，但是也非常明确地指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为中共第三届中央代表。[10]按照一般情况，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均应参加下一届的代表大会。党的三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等9人，已知李大钊、毛泽东、朱少连未出席中共四大，根据逻辑推理，另外出席大会的6人代表第三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来自广州的谭平山、杨殷、周恩来，谭平山为第三届中央代表，周恩来为留法党组织代表，剩下的杨殷自然是广州党组织代表无疑了。
由此，杨殷烈士中共四大代表身份应可以得到确认。
参考文献
[1][2]中共党史人物传：英烈与模范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269.273.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党的早期领导人楊殷同志[N].人民日报，2012-08-13.
[4]郭昉凌.杨殷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7.
[5]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M].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92.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49.
[7]辞海：第六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061.
[8][10]中共四大史料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33.306.
[9]肖牲.唤起工农——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115.
（本文得到杨殷烈士外孙女崔静薇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表感谢）
作者王佩军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刘世炎系上海市虹口区档案局办公室主任;谢长贵系中共广东省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