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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行的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渐进式开放战略，正是由于这种梯度推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再加上经济地理区位和软硬投资环境的差异，导致外资在我国主要集中于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并向内陆地区扩散。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资在我国的地理集中指数明显下降。各省市区外资的来源及外资的产业投向有较大的差异。利用外资越多的地区，外资对GDP增长贡献越显著。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区域差异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行的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渐进式开放战略。正是由于这种梯度推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再加上经济地理区位和软硬投资环境的差异，沿海地区的开放度要远远高于内陆地区。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也多集中于沿海开放地区。截止到2005年底，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东、中、西三大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国累计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4.85％、8.87％和4.37％。
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差异
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但东部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中西部。东部地带一直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基本都集中在东部地带。到2005年东部地带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占全国的86%以上，中部地带利用FDI的比重从0增加到2004年11%，2005年又回落至8%，而西部地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波动较大，总体没有大的发展，基本上为2%-3%的增长水平。
由上可见，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从南到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趋势，但自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分布的格局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省际差异
虽然FDI在东部地区仍然达86%以上，但是在省际存在有明显的扩散。通过计算各年FDI的集中指数D（D=■，见表1）可知，D值1997年最低，为0.6254，而1985年最高，为0.861。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集中度较高，省际差异大；从表1可见，从1985到2004年，我国FDI的集中指数下降明显，从1985年的86.1%下降到2004年的65.54%，下降速度比东部地区FDI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得多，表明我国各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平衡性减少，除了FDI在沿海地区由南向北扩散外，广大内陆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有所发展。
3、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差异
香港是我国FDI的最大来源地，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2004年来我国利用的FDI有约31%来自于香港。我国各省市区利用FDI的来源地有较大的差异，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利用外资中香港来源最大，达50%以上；日本以投资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河北为主，新加坡以投资河北、重庆、江苏为主，韩国以投资山东为主，美国以投资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河北为主，台湾以投资江苏为主。在广东、福建等地，FDI以中小公司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上海、北京、江苏等以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所占比重大大增加。
4、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地区差异
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2004年从全国情况看，利用外资最多的产业仍然是制造业，占全部外资的70.95%，其次是房地产业，占全部外资的9.81%。而发达国家的外资一般集中于第三产业。各省市区利用外资的产业差异也较大，江苏、河北、山西等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所占比重超过80%，上海、北京、辽宁、广西、重庆的房地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大，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的社会服务业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也较大。北京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最高，辽宁、山西等部分省份采掘业利用外资在各产业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大。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各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也相差很大。当然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与政策的关系也很密切，现阶段我国各地区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领域仍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导致各地区各行业利用外资差异明显。
5、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假定由于外商在华投资的区域差异直接诱致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下面使用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来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假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投入可以分为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两个部分，其中外商投资不仅可以看成经济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还将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梯度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
文章假设各地区的生产函数为一般的形式：Y=f（A，K，L）
其中：Y为地区国内总产值GDP，K为地区各类投资存量（亿元）；L表示地区劳动力就业人数（万人）；A表示其他随时间改变的因素，如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经济的波动等因素。如果以K代表国内资本，KF代表外资流入，则该区域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为：
Y=F（A，K，KF，L）
为了消除多重共线和减少异方差性的影响，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则该式可以写成为：
上式中，c为方程估计的截距，系数分别是K， KF，L增长对GDP增长的估计弹性，?滋为统计误差。
该模型是横断面和时间序列模型，比较适合于横断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因为它考虑到了横断面的余值异方差性和时间序列的自相关。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文章选取1991-2004年十四年间各省市的存量数据分前文八大地区来研究FDI对GDP增长的影响。其中，外商投资数额系采用各年度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数据，并根据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进行折算。国内投资则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
各地区劳动力数量系采用各省市年底从业人员总数。
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的各年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下面八个地区分别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OLS）样本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地区调整后的R2均在0.96以上，F值均在P<0.000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说明模型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模型可以解释GDP变化的96%以上的原因。说明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同国内资本、国外资本、劳动力的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进一步说明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由于各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引起的，即经济增长仍以“外延式扩张”方式为主。
外商投资的T检验显示，南部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在P＜0.1水平下显著，东部沿海地区在P＜0.05水平下显著，其他地区不能通过检验，说明这些地区FDI对GDP影响微弱。
从上面分析可以验证外商投资对各地区及地区内部GDP有不同影响，但影响较大的仍是开放比较早的南部、东部沿海地区。
表2 投资与劳动对LnGDP的回归结果（部分地区）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原因分析
外资在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区域内部及各省市区间分布都十分不均。这种地区差异的形成是历史上形成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自然因素、地理区位、外资政策及社会文化特征等多方面因素交互影响形成的。
1、政策性因素
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在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老工业区改造以后，政策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但是原已投资东部地区的外资公司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其他公司，在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下，会倾向于向所熟悉的区域进行投资，东部地区的企业集群效应又会吸引后来者来此投资，由此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即使具有和东部沿海地区完全相同的投资环境，在吸引外资上也存在着明显不利。
2、市场规模因素
东道国市场规模、增长速度、发展阶段和竞争程度对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东道国的市场。
中西部地域辽阔，人口数量，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下，市场容量狭小。相对于中西部，显然东部地区市场规模巨大而又十分集中。而外商直接投资进人我国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占领我国市场，由此决定了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是面积为8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4亿长江流域的腹地，外资企业通过叩开上海的市场大门，便可奠定自身在长江流域乃至我国的地位。
3、基础设施因素
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投资能力有限，其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致使其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系统长期落后，构成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尽管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一些改善，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生产区位与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分离的情况下，运输成本及其便捷性便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选择的重要因素。由此，沿海地区土地等生产成本可能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考虑到运输成本以后，仍然具有区域优势。此外，中西部地区在能源供应、邮电通讯、供水与排水、防灾系统、生活服务设施等方面也和东部地区存在差距。
4、产业基础因素
从整体上来看，西部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结构水平偏低，为跨国公司提供所需的范围广泛的资源或专业化资源的能力远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工业多数为资源开发型国有企业及军工企业，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关联度较低；加工业处于低级、重复、发展缓慢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缓慢，难以起到产业支撑作用；网络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远不能与东部相比；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发展现代经济所需的各种知识型服务业（如金融、会计和法律服务业）十分落后。
5、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因素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的效果。西部地区地处内陆，距沿海较远，运输成本很高，不具备东部地区那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而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外资企业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许多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全部返销国际市场，这势必使一部分外商对中西部地区望而却步。地理区位与文化相关性是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东北地区集聚的重要因素。我国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三省毗邻韩国，由于交通较发达，运输便利，朝鲜族居民较多而成为韩国商人的投资首选地。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06BJL056中的子项目）
【参考文献】
[1] 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
[2] 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4）.
[3] 卢荻：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3（9）.
[4] 江小涓、李蕊：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J].中国工业经济，2002（7）.
[5] 周玉翠、陆玉麒、邓祖涛：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J].经济问题探索，2006（3）.
[6] 王成岐、张建华、安辉：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4（4）.
[7] 杜江、蒋瑛、董天伟：外国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8] 黄强胤，试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J].科技创业，2006（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区域差异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行的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渐进式开放战略。正是由于这种梯度推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再加上经济地理区位和软硬投资环境的差异，沿海地区的开放度要远远高于内陆地区。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也多集中于沿海开放地区。截止到2005年底，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东、中、西三大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国累计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4.85％、8.87％和4.37％。
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差异
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但东部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中西部。东部地带一直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基本都集中在东部地带。到2005年东部地带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占全国的86%以上，中部地带利用FDI的比重从0增加到2004年11%，2005年又回落至8%，而西部地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波动较大，总体没有大的发展，基本上为2%-3%的增长水平。
由上可见，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从南到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趋势，但自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分布的格局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省际差异
虽然FDI在东部地区仍然达86%以上，但是在省际存在有明显的扩散。通过计算各年FDI的集中指数D（D=■，见表1）可知，D值1997年最低，为0.6254，而1985年最高，为0.861。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集中度较高，省际差异大；从表1可见，从1985到2004年，我国FDI的集中指数下降明显，从1985年的86.1%下降到2004年的65.54%，下降速度比东部地区FDI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得多，表明我国各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平衡性减少，除了FDI在沿海地区由南向北扩散外，广大内陆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有所发展。
3、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差异
香港是我国FDI的最大来源地，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2004年来我国利用的FDI有约31%来自于香港。我国各省市区利用FDI的来源地有较大的差异，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利用外资中香港来源最大，达50%以上；日本以投资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河北为主，新加坡以投资河北、重庆、江苏为主，韩国以投资山东为主，美国以投资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天津、河北为主，台湾以投资江苏为主。在广东、福建等地，FDI以中小公司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上海、北京、江苏等以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所占比重大大增加。
4、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地区差异
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2004年从全国情况看，利用外资最多的产业仍然是制造业，占全部外资的70.95%，其次是房地产业，占全部外资的9.81%。而发达国家的外资一般集中于第三产业。各省市区利用外资的产业差异也较大，江苏、河北、山西等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所占比重超过80%，上海、北京、辽宁、广西、重庆的房地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大，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的社会服务业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也较大。北京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最高，辽宁、山西等部分省份采掘业利用外资在各产业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大。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各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也相差很大。当然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与政策的关系也很密切，现阶段我国各地区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领域仍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导致各地区各行业利用外资差异明显。
5、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假定由于外商在华投资的区域差异直接诱致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下面使用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来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假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特性，区域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区域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投入可以分为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两个部分，其中外商投资不仅可以看成经济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还将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梯度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
文章假设各地区的生产函数为一般的形式：Y=f（A，K，L）
其中：Y为地区国内总产值GDP，K为地区各类投资存量（亿元）；L表示地区劳动力就业人数（万人）；A表示其他随时间改变的因素，如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经济的波动等因素。如果以K代表国内资本，KF代表外资流入，则该区域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为：
Y=F（A，K，KF，L）
为了消除多重共线和减少异方差性的影响，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则该式可以写成为：
上式中，c为方程估计的截距，系数分别是K， KF，L增长对GDP增长的估计弹性，?滋为统计误差。
该模型是横断面和时间序列模型，比较适合于横断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因为它考虑到了横断面的余值异方差性和时间序列的自相关。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文章选取1991-2004年十四年间各省市的存量数据分前文八大地区来研究FDI对GDP增长的影响。其中，外商投资数额系采用各年度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数据，并根据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进行折算。国内投资则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
各地区劳动力数量系采用各省市年底从业人员总数。
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的各年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下面八个地区分别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OLS）样本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地区调整后的R2均在0.96以上，F值均在P<0.0001的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说明模型有十分显著的统计意义。模型可以解释GDP变化的96%以上的原因。说明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同国内资本、国外资本、劳动力的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进一步说明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主要是由于各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引起的，即经济增长仍以“外延式扩张”方式为主。
外商投资的T检验显示，南部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在P＜0.1水平下显著，东部沿海地区在P＜0.05水平下显著，其他地区不能通过检验，说明这些地区FDI对GDP影响微弱。
从上面分析可以验证外商投资对各地区及地区内部GDP有不同影响，但影响较大的仍是开放比较早的南部、东部沿海地区。
表2 投资与劳动对LnGDP的回归结果（部分地区）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原因分析
外资在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区域内部及各省市区间分布都十分不均。这种地区差异的形成是历史上形成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自然因素、地理区位、外资政策及社会文化特征等多方面因素交互影响形成的。
1、政策性因素
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在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老工业区改造以后，政策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但是原已投资东部地区的外资公司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其他公司，在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下，会倾向于向所熟悉的区域进行投资，东部地区的企业集群效应又会吸引后来者来此投资，由此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在“路径依赖”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即使具有和东部沿海地区完全相同的投资环境，在吸引外资上也存在着明显不利。
2、市场规模因素
东道国市场规模、增长速度、发展阶段和竞争程度对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东道国的市场。
中西部地域辽阔，人口数量，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下，市场容量狭小。相对于中西部，显然东部地区市场规模巨大而又十分集中。而外商直接投资进人我国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占领我国市场，由此决定了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是面积为8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4亿长江流域的腹地，外资企业通过叩开上海的市场大门，便可奠定自身在长江流域乃至我国的地位。
3、基础设施因素
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投资能力有限，其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致使其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系统长期落后，构成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尽管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一些改善，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生产区位与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分离的情况下，运输成本及其便捷性便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选择的重要因素。由此，沿海地区土地等生产成本可能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考虑到运输成本以后，仍然具有区域优势。此外，中西部地区在能源供应、邮电通讯、供水与排水、防灾系统、生活服务设施等方面也和东部地区存在差距。
4、产业基础因素
从整体上来看，西部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结构水平偏低，为跨国公司提供所需的范围广泛的资源或专业化资源的能力远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工业多数为资源开发型国有企业及军工企业，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关联度较低；加工业处于低级、重复、发展缓慢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缓慢，难以起到产业支撑作用；网络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远不能与东部相比；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发展现代经济所需的各种知识型服务业（如金融、会计和法律服务业）十分落后。
5、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因素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的效果。西部地区地处内陆，距沿海较远，运输成本很高，不具备东部地区那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而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外资企业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许多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全部返销国际市场，这势必使一部分外商对中西部地区望而却步。地理区位与文化相关性是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东北地区集聚的重要因素。我国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三省毗邻韩国，由于交通较发达，运输便利，朝鲜族居民较多而成为韩国商人的投资首选地。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06BJL056中的子项目）
【参考文献】
[1] 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2（4）.
[2] 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4）.
[3] 卢荻：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3（9）.
[4] 江小涓、李蕊：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J].中国工业经济，2002（7）.
[5] 周玉翠、陆玉麒、邓祖涛：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J].经济问题探索，2006（3）.
[6] 王成岐、张建华、安辉：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4（4）.
[7] 杜江、蒋瑛、董天伟：外国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8] 黄强胤，试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J].科技创业，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