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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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部威胁的加剧,高昌国末期的砖志中出现了一些以本地的“交河郡”为籍贯的书写,这是“高昌人”认同觉醒的表现。高昌国的灭亡以及部分高昌人内迁中原让入居内地的高昌人感受到自身文化习俗的特殊性,也促进了“高昌人”认同的增强,这在龙门石窟的题记中也留下清晰的表达。贞观年间来自中原的卫士、移民等外来势力涌入唐西州,部分高昌人的遗民认同潜滋暗长;永徽初年麹智湛及徙居中原的高昌豪族返回西州,他们的“高昌人”认同与当地既已存在的遗民认同合流,进而出现了永徽、龙朔年间墓志中“高昌人”书写显著增多的现象。此后对唐朝认同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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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部威胁的加剧,高昌国末期的砖志中出现了一些以本地的“交河郡”为籍贯的书写,这是“高昌人”认同觉醒的表现。高昌国的灭亡以及部分高昌人内迁中原让入居内地的高昌人感受到自身文化习俗的特殊性,也促进了“高昌人”认同的增强,这在龙门石窟的题记中也留下清晰的表达。贞观年间来自中原的卫士、移民等外来势力涌入唐西州,部分高昌人的遗民认同潜滋暗长;永徽初年麹智湛及徙居中原的高昌豪族返回西州,他们的“高昌人”认同与当地既已存在的遗民认同合流,进而出现了永徽、龙朔年间墓志中“高昌人”书写显著增多的现象。此后对唐朝认同的逐步增强,处于自发状态的“高昌人”认同因为无法得到强化,最终归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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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奉天新政是东北地区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界有关赵尔巽主政东北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辛亥革命的破坏方面,即如李侃所说:“仿佛给人一种印象:赵尔巽不过是一个反动顽固的清末高级官僚,一个效忠清室的年迈遗老。其实此人并不如此简单。”(李侃:《赵尔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历史档案》1991年第3期)近年来,对于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内或其施政某些侧面的相关研究有所加强,但对赵尔巽清末奉天新政的专题研究较少,其中以高月《清末东北新政改革论——以赵尔巽主政东北时期的奉天财政改革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梁鱼务位于今辽宁省北镇与辽中之间,即锦州市黑山县姜屯镇土城子。梁鱼务地理环境复杂,隋唐以来成为交通辽东必经之地。金代,是中都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金朝增设望平县,治所为梁鱼务。该地地势复杂、水系众多、气候多变,成为金人统治东北的一个缩影。
近期细读崔明德教授的《中国民族关系十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十讲》),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值得推荐给学界。第一,经过较长时间的积淀和完善。该书是作者十余年来为研究生授课、在国内外作学术报告、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言以及为部分省区干部培训班讲课的内容,其间经过不断充实,理论观点渐趋完善,有些观点是作者多年来学术研究理论精华的凝结。
晚清以降,危机四伏,以库伦为代表的外蒙古地区更承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压力。内部天灾人祸、生存不易;外部俄方渐将金融之触角,伸向库伦等地,纷纷设立华俄银行,导致俄币充斥,成为市面流通的主要货币。为应对此等危机,光绪后,清廷和时人试图在外蒙古等边疆地区设立边疆银行,大清银行库伦分行由此诞生。该行的设立一度扭转了俄币充斥、百姓为俄币马首是瞻的局面,但随着清廷整个统治的坍塌和大清总行的破产,库伦分行终未实现“保边”设想。
近代边疆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是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也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对近代边疆史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其与古代边疆史的延续性,也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话语诠释;既不能忽略边疆问题的殊相,也不要陷入地方史的思维;既要有纵向的深入思考,也要有横向的宽广视野。须从整体思维出发,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关系,以国家史观念从全局上把握近代边疆问题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
自曹魏以来,楼兰文书一直行用中原纪年,却于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中断。根据楼兰简纸文书、元康三年(293)苻信简等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作者认为学界已有树机能叛乱使纪年中断的观点恐不能成立,苻信简透露出西部鲜卑南下滋扰,西晋为此采取了收缩政策。张轨刺凉后,彻底肃清了河西寇乱,重建了楼兰的屯戍,楼兰文书得以再现西晋正朔。
文章将唐代佛教汉文文献中所见唐北部、西部疆域变化的有限资料,结合正史记载进行了诠释。认为唐前期北部、西部疆域大幅伸张与收缩,各方政治、军事力量的消长贯穿始终。唐朝是以政治归属来判定版图所至,即以政治控制为依据,政治势力所及地区即为唐版图。今天考察中国古代王朝疆域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遵循古代疆域观念予以判定,唯有如此才能对唐朝疆域的形成与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
吐蕃“玛冲”即唐代开元初吐蕃进入青海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其地望问题学界还未有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通过汉藏文献对勘和对前人“kog yul”研究的纠误,“玛冲”地望可定为今青海贵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