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台湾版旅行攻略书里，代尔夫特（Delft）被译作“黛芙朵”，这个译名显然更契合这座城市的柔美气质。
　　166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维米尔曾坐在运河边，在大雨将至时画下眼前的“黛芙朵”，也就是传世名作《代尔夫特风景》。画中天光水色间的小城，不但是维米尔的家乡，也是他一生几乎未曾离开的地方。
　　这位荷兰绘画黄金时代的伟大画家，如今不但享誉世界，还是如假包换的网红。《戴珍珠耳环的女孩》与《倒牛奶的女仆》等名作，既是广告人极热衷的创意素材，也是咖啡馆和西餐厅里常见的装饰。他留下的三十多幅画作如今已被世界各大美术馆收藏，留在家乡纪念馆里的都是复制品。他在世时，却未曾像自己的画作这般走遍世界，而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宅男。他的画作也总是取材于小城，无论是耳环少女还是倒牛奶的女仆，都是代尔夫特的普通人。
　　走进代尔夫特，才知道维米尔当年的生活是何等简单。这座荷兰小城位于海牙和鹿特丹两大重镇之间，面积仅24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十万。当年维米尔生活的老城更小，半小时就能绕上一圈。
　　荷兰国土面积不大，城市星罗棋布，城际间距离很短。从鹿特丹出发，只需开上十几公里就可抵达代尔夫特。始建于1075年、1246年被威廉二世赋予城市权的它，如今仍保留着古老运河和多座石拱桥，足以让人一见倾心。
　　与大多数荷兰城市一样，代尔夫特也是先有运河，再沿运河发展为城市。一座座民宅小楼紧挨着运河，庭院种满花木，清静雅致，一派荷兰风情。

　　相比居民区的安静，同样沿运河而建的几条商业街则颇为热闹，一间间小店或古朴或时尚，其中不乏一望而知的老字号，可见旧日繁荣气息。早在13世纪和14世纪，代尔夫特的纺织业和啤酒业就已相当发达，并带动了本地的商业。
　　不过真正让代尔夫特享誉世界的当属陶瓷业。大航海时代后，中国瓷器风靡欧洲，成为各国王室贵族争相收藏的顶级奢侈品，代尔夫特便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瓷器的最重要口岸。
　　17世纪，中国正值晚明和清初，时局动荡，瓷器出口锐减，技术飞跃的欧洲也恰恰在这一时期实现了自制瓷器。相比传统手工业依赖经验和感觉的特点，欧洲瓷器依托近代科学的理性实验和成分分析，从而形成了标准化的制作方法，保持了稳定质量。
　　代尔夫特人所参照的是中国青花瓷，但又有新的技术突破。代尔夫特人在黑色颜料里添加氧化钴，氧化钴在烧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黑色就会变为“代尔夫特蓝”。而且“代尔夫特蓝”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蓝色，它可以通过在颜料中添加不同比例的水，获取深浅不同的蓝色，也因此更具艺术表现力。
　　小小的代尔夫特在17世纪时曾拥有三十多家陶瓷工厂，现在则仅存的皇家代尔夫特蓝瓷工厂，是欧洲知名奢侈品牌之一，专为荷兰王室提供瓷器用品。
　　代尔夫特不仅仅有蓝瓷，它还是我眼中的荷兰最美城市，也是最悠闲的城市之一，优哉游哉的人们享受着这里的古朴宁静。相比运河边，我更喜欢那些更狭窄的内街，不同时代的建筑比邻而立，却又无比和谐，满是旧时风情。
　　市集广场是代尔夫特的中心，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文艺复兴风格的市政厅立面斑驳，塔楼不高但敦实，一扇扇红色木窗给古朴的原石墙身添加了活力。几百年来，它的最大用途不是办公，而是供当地人举办婚礼。
　　广场两侧遍布的咖啡馆和餐厅，是当地人聚集之所。作为一座自行车当道的环保之城，我在城中见到的最密集的自行车停放点，就是市政厅的石墙边上。荷兰民众的环保作风加上欧洲政府式的平实，构成了相当有趣的画面。
　　最值得探访的则是广场上的新教堂和市政厅背后的旧教堂。其实新旧之分仅是相对而言，新教堂也非近年来的新建筑，而是14世纪的产物，旧教堂当然更老一点，建于13世纪。
　　新教堂和旧教堂各葬了一位大人物。瘦而挺拔的新教堂是代尔夫特的制高点，哥特式外观古朴简洁，109米高的塔楼直入天际。被后世誉为荷兰国父的威廉一世就葬在这里。
　　很多人称威廉一世为荷兰首任国王，其实是个错误的说法，这位荷兰国父终其一生，都只是荷兰执政而非国王。
　　这位睿智开明的贵族，在尼德兰革命中放弃了自己的显贵身份，还有与西班牙王室的种种联系，加入了尼德兰民众一方。他引领了尼德兰人民的独立，使得西班牙帝国在这片土地上遭遇挫败。尽管他无法亲眼见证后世荷兰的崛起与海上霸权，但谁也无法否认他的功绩。
　　1584年，威廉一世在代尔夫特的一座修道院遭遇暗杀。如今，这座修道院已成为博物馆，展示着尼德兰革命的各种见证。
　　荷兰人将威廉一世葬入代尔夫特新教堂。后来，威廉一世的后人世袭荷兰王位，新教堂也成为荷兰王室成员的安息地。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旧教堂，因为维米尔。旧教堂如今看来古朴，但造型在当时可算是相当前卫。站在教堂下仰望，很容易发现它的塔楼有些倾斜。之所以变成斜塔，是因为旧教堂建于运河的河床边，地基不够扎实。
　　走入教堂，白墙肃穆。见多了教堂，这里远远算不上雄伟，但斑驳地面记录着历史，也记录着地下安息的人。
　　其中一块地砖，刻着维米尔的名字，还有“1632-1675”的字样。他生前没有大红大紫，也没有可堪为谈资的跌宕生活，只是默默继承着父亲的旅馆和卖画生意，窘迫地抚养着11个子女。他绘画极慢，精雕细琢，一幅画要画上两三年。直至他去世两百年后，才为世人所知。
　　但维米尔也是幸运的。他生活在“海上马车夫”的黄金时代，荷兰的海上贸易遍及世界。代尔夫特虽小，却并不闭塞，商船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茶叶、陶瓷和香料，还有对世界的认知。巨大财富与无数新知，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也让维米尔汲取了养分。
　　维米尔的人生，也正是代尔夫特蓝瓷从无到有的过程，二者之间有着隐秘联系，当然，还得加上日本浮世绘。
　　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思想兴起，绘画领域随之淡化神性，强调世俗性。中国瓷器出口锐减，又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度选择从日本进口带有浮世绘风格的伊万里瓷器。浮世绘的艺术表现力，恰恰与人文主义的世俗性相通，为蓝瓷和荷兰绘画都带来了灵感。专注于代尔夫特人与风景的维米尔，正是人文主义的代表。
　　而且，在经历了早期对东方式元素的模仿之后，代尔夫特蓝瓷开始“本土化”。这是因为中国青花瓷的线描技法并非西方画家所擅长，他们更强調透视和光影，希望再现油画的写实风格。除了人像，越来越多的荷兰风景出现在瓷器上。教堂、风车、渔船乃至郁金香等荷兰元素，都成为了代尔夫特蓝瓷至今的“标配”。
　　也是在代尔夫特蓝瓷上，可以找到数百年不变的风景，就像维米尔的画作一样。穿过老城广场，沿着运河前行，一直走到旧时城门，这是许多维米尔粉丝探访代尔夫特时的必经之路。眼前的运河与老城，景致一如旧时，似乎只是少了维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