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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拜村，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掌握了银饰制作技术，这让控拜村成为全国唯一的银匠村，也让这门锻造美丽的技艺形成造福一方的产业。
随着各地旅游产业兴起，一些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为外界熟知，贵州苗族银饰便是一例。近年来，打着“苗银”旗号的饰物在全国各地都拥有众多消费者，更有甚者声称自己的产品来自贵州“银匠村”。显然，“银匠村”的银饰已经成了苗族银饰最原汁原味的代表，村里户户打银，形成了不小的产业。4月底，记者走进贵州深山，去探访全国唯一的银匠村——雷山县西江镇控拜村。
深山打银声
在苗族人口超过80%的雷山自治县，说起银饰加工，控拜村当仁不让排在首位，它是驰名当地和周边县份的、最有影响的银匠村。
走进控拜，不时有叮叮当当清脆的打银声从木楼里传出来。这个村寨有200多户1200多人口，几乎全村的成年男子都掌握了银饰制作技术，能完成苗族盛装的各种银饰加工。寨中长者介绍说，苗家银饰的历史大约有近400多年了，苗家银匠则有100多年历史，至今仍全手工制作，并形成了铸炼、锤打、编结、洗涤一整套制作过程，制作工具主要有风箱、铁锤、拉丝眼板、凿子、坩埚、花纹模型等，全是银饰艺人自己制造的。
由于苗族人家对银饰具有大量需求，如今又因为旅游业的发展，游客们对苗银的喜爱收藏，苗族银饰业在原有的历史基础上更加发展起来，极为兴旺。仅在贵州东南境内，以家庭为作坊的银匠户便成百上千，从事过银饰加工的人更是多达数千。这些作坊常常是农忙时封炉，农闲时操锤，都不脱离农事活动。
不过现在说的“中国银匠第一村”控拜村不仅仅指控拜，而是控拜、乌高、麻料三个苗寨的统称，430多户人家90%以打银为业，银匠多达1100多人。
控拜村的银匠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世代相袭，手艺极少外传。46岁的银匠杨光宾是杨氏家族第五代传人，杨光宾的手艺和其他控拜村银匠一样，也是祖传的。杨光宾13岁跟着父亲学打银器，如今已经33年。
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打造一付银角。先要将银块打制成仅有2.6毫米粗、细如白发的银丝。这种细致的活儿很伤害视力，杨师傅说自己37岁那年就戴上了老花镜。银匠在錾刻图案时并没有任何范本，木槌和砧板是他所有的工具，工艺的精细靠的就是心中有图，手中有数。之后要制作蝴蝶银花。一副银角需要203片银花焊接而成，而每一片都是要经过手工编制和焊接一点点完成。杨光宾说用银丝编制好的银花粘有焊液，再用吹管焊接，火力温和，这样焊接的制品没有很明显的焊点，银饰浑然天成。
除为苗家打银满足当地的需要外，银匠们还要为山外来收货的老板加工。现任村支书杨仕森告诉记者，仅打银一项村中每户平均年收入达六七千元。正是银匠们高水平的手工技术，使得他们的银饰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与特色，而且工艺精湛，赢得了山里山外的赞誉，银匠们也得以致富。
白色的图腾
美丽的妹妹即将远嫁，满腹惆怅来到田边，对哥哥说：哥哥呀，我即将出嫁，我们从小一起努力耕作，但是田地永远是你的，我无法将它带到婆家。哥哥告诉妹妹：虽然田地你不能带走，但是我们为你准备了“雅吝”，你带着它嫁到夫家，就可以受到尊重。
这是黔东南流传的一个动人故事。雅（音）在苗语里是移动的意思，吝（音），是田地的意思。“雅吝”是苗家妇女佩戴的银牌。这个故事大致可以说明苗族何以如此偏爱银饰，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白银作为仅次于黄金的贵金属一直被赋予货币和装饰双重价值，很多民族对银饰有着异乎寻常的偏爱，远离白银产地的黔东南苗族则将银饰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上百年来，白银已成一种象征，在苗族人的服饰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聚居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密林深处的苗族，几乎家家都有银装收藏。每逢苗年节，苗家女盛装披银，银帽、银衣、大银角、银冠、银花、银项圈、银项链、银梳、银雀、银菩萨、银耳环、银耳柱、银手镯以及各种银片、银铃等等，全身的银装可重达二三十斤。谁的银装最重，谁的最大，谁的最多，谁就会成为芦笙场上所有小伙子追逐的目标。
苗族是个喜欢迁徙的民族，他们祖祖辈辈千年跋涉，从中原黄河一路延展到云贵高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们把所有的财富随身戴在身上，人走则家随，以钱为饰保值财产。银饰越多越显示富有，这种观念几乎成为苗族人民共同的审美心理和风俗习惯，所以，当地每个苗族家庭户主，都会穷尽一生，为女儿配制一套银饰。很多苗家所有的家当往往就是一身叮叮当当的银饰。除了体现财富和装饰，苗族人还认为银饰可以避邪、去毒、防止瘟疫。因此直到今天，雷山苗家仍然世代传袭着一种习俗，将家中所有的财产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投入熔炉，锻造成丝，编制成花，錾刻成衣。
不过如今在苗家人对银饰的追求中，财富这一意义已然淡化，他们对银近乎崇拜的喜爱，是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保留和继承。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用白银这种美丽的语言，在妇女的头饰和服装上记录下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那些打造银饰的银匠们，无疑是最主要的记录者。2006年，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已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苗银今生
对银匠来说，制银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精神需要。制银全是手工制作，无需画图，心到手到，图案也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了。他们并不是在完成一件多么伟大的作品，只是在用心生活，用灵巧的双手描摹出对生活淳朴而虔诚的热爱。因此，苗族银饰精美绝伦，却绝少叫得出名字、可以昂贵出售的“作品”，所有优秀的“作品”，都被苗家妇女珍藏家里，年节时才盛装出现。
2007年，国家文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控拜村杨光宾榜上有名。苗族银饰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佩戴、收藏苗银也成为一种时尚。一些苗族姑娘的全副行头，有时价值高达二三十万元，作为收藏品流向市场更要翻番。
控拜银匠村的银匠们不仅在锤砧劳作方面是行家，造型设计方面也堪称高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
除了“蝴蝶妈妈”、“枫树”等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一些年轻银匠也在传统题材中加入了创新元素，杨光宾便是突出的一位。由于他制作的银饰精美无比，一直受到苗族和周围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青睐，有的跋山涉水寻来，一定要找他制作银饰品。一方面他承认自己打制的银饰质量不错，一方面，杨光宾认为是因为现在好的银匠已经不多了。困扰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同样困扰着苗银。
在控拜，记者见到了年过花甲的小学教师龙鼎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鼓藏头”，再一个身份就是银匠。龙鼎江说：“我们这里的孩子，大概１５岁左右就要开始学做银饰，一般都是跟着父亲或者哥哥学。”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很多年轻人嫌弃打银所挣不多，宁愿选择上学或外出打工。作为老师，他发现很多孩子和外来游客接触多了，开始向往大山外面的世界，他担心，迟早有一天，银匠村留不住这些孩子。
作为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杨光宾却很乐观：“我15岁便开始带徒弟，现在有20余名徒弟，许多在外打工的徒弟都当上了技术总监，学好这门手艺让许多苗家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我相信，这门手艺不会失传。”
白铜的冲击
在黔东南州州府所在地凯里市的民族工艺品一条街上，记者发现很多银饰看起来发乌。杨光宾说，这是一种旅游商品，用的是锌白铜，不是银，而是镀银，价格非常便宜。一套铜饰才1000多元，而银饰全套至少要一万二三千元。
银匠们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大多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银子贵，一般都是别人给我们银子，让我们制作。”很少有银匠有多余的钱，给自己制作一个银质的作品纪念。
贵州不是白银产区，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雷山苗族400多年前从榕江迁徙而来，频繁的商业贸易让苗族人有了打银的原料。20世纪50年代后，政府为了尊重和维护苗族这一特别的风俗，每年都会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银匠们的手艺得以继续地保存下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长期漂泊在外的控拜银匠带回了一种以锌白铜片替代纯银的仿银饰打造技术，相对一套纯银饰品动辄上万元成本和长达三四个月的打制工期，其低廉的造价和简单的打造工艺很快赢得了市场，那些擅长白铜片打造的银匠也一夜走红。此外，机制银饰也大量涌现。
不能武断地说以机制银饰和白铜仿银饰为主的旅游商品一无是处，至少，其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寻常百姓能够拥有苗家饰品，苗家文化通过这种方式广为传播。有些游客甚至很认可包含银、白铜和镍等材料的饰物，他们从当地采购相当数量的饰物，回去开设自己的特色店，专门出售这种别具风情的“苗银”。由于这种成分不是特别纯的制品价格不那么昂贵，却具有苗家银饰风格，很容易就受到顾客的欢迎。然而对一门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内涵的传统技艺来说，低成本的背后确实存在巨大的隐忧。
杨光宾十分担心，旅游商品风行一时，就是苗族记忆消失之时。不是银制的“银饰”，还能不能体现苗家独有的风情韵味？更令人忧虑的是，低端的“苗银”饰物很可能给外界造成错误的印象，会以为苗银非银，是假银。白色的银装能否继续世代照耀居住在高山深处的苗家人，这对银匠村和苗族文化的传承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老银匠李质斌坚持不打白铜片。“祖上从铁匠改行成为银匠，这一步走了近百年，现在由银匠改行去做铜匠，这是倒退！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不能接受，我至今都没打过铜饰，以后也不会打，我不是犟，我觉得真正的银匠就应该好打银。”
所幸，银匠村的大多数银匠仍跟他一样有着作为手艺人的内心骄傲，固执地守着祖宗的传统，非银不打。
走出大山之后
在苗乡从事银饰制作的艺人一般分为坐地银匠和流动银匠两种。坐地银匠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从艺，农艺结合，守妻教子，生活比一般农家富裕。流动银匠多以中青年为主，其行头并不复杂，往往一担在肩，走村串寨，获得人们殷勤款待。不过现在流动方式多变成外出设摊开店了。
年过半百的龙高是控拜村最有名的银匠，2001年9月曾应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邀请赴台作银饰加工表演，如今他在县城经营银饰加工。上世纪90年代初，在雷山县城的控拜打银人家只有3~4家，如今有近40家迁来县城，专门从事银饰加工，计划着走出大山的控拜打银人还在增加。
除了周边集镇，以及雷山、凯里、贵阳等本地城市，更远的外省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等城市及广西、湖南等省区都能看到控拜村银匠们的身影。
尽管苗族银饰锻造走出山门是好事，但其原生地的没落应该引起思考。试想，如果控拜村能够家家户户继承和开展苗族银饰锻造作坊，打出品牌，该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意大利吹玻璃的传统手工艺闻名遐迩，就是聚集在一个村落，如今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形成庞大的产业链条。打造一个银匠村，不仅可以保护、挖掘和开发文化遗产，而且能够吸纳更多的游客，促使旅游经济与文化保护的良性互动。
苗家银装的工艺，华丽考究，在旅游业和商业流通中有着巨大的市场潜能。而传统的银匠，比如杨光宾，更多地是工匠、艺术家、文化传承人，却不是商人。在自发的市场行为中，避免不了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造成以铜代银、银匠出走、带有民族文化记忆的银装手艺面临变质为低劣旅游商品的危险。利润的诱惑下，靠道德伦理或者文化自觉来维护传统显然只是美好的愿望。既然已经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保护，在商业与文化的博弈中，如何做到“变”中坚守“真”就显得特别重要。
控拜银匠村的苗银在收藏者心目中的地位日渐上升，许多曾经离乡打工的青年人也都回来，重新审视故乡这一具有价值的手工艺，他们或者重新学艺，或者是借助自己在外闯荡的经验和积累的人脉，将苗银更广泛地推广出售。西江镇的干部告诉，镇里正在考虑把控拜作为银饰工艺基地来建设，不久还要修路通车，让银匠村更方便出山，当然，也让游客和资金更方便进来。
杨光宾正计划采用最原始的手法，打造一个失传百年的银冠。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和动，也许能够唤回更多出外打工的人，让流传百年的银匠村重获生机。
随着各地旅游产业兴起，一些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为外界熟知，贵州苗族银饰便是一例。近年来，打着“苗银”旗号的饰物在全国各地都拥有众多消费者，更有甚者声称自己的产品来自贵州“银匠村”。显然，“银匠村”的银饰已经成了苗族银饰最原汁原味的代表，村里户户打银，形成了不小的产业。4月底，记者走进贵州深山，去探访全国唯一的银匠村——雷山县西江镇控拜村。
深山打银声
在苗族人口超过80%的雷山自治县，说起银饰加工，控拜村当仁不让排在首位，它是驰名当地和周边县份的、最有影响的银匠村。
走进控拜，不时有叮叮当当清脆的打银声从木楼里传出来。这个村寨有200多户1200多人口，几乎全村的成年男子都掌握了银饰制作技术，能完成苗族盛装的各种银饰加工。寨中长者介绍说，苗家银饰的历史大约有近400多年了，苗家银匠则有100多年历史，至今仍全手工制作，并形成了铸炼、锤打、编结、洗涤一整套制作过程，制作工具主要有风箱、铁锤、拉丝眼板、凿子、坩埚、花纹模型等，全是银饰艺人自己制造的。
由于苗族人家对银饰具有大量需求，如今又因为旅游业的发展，游客们对苗银的喜爱收藏，苗族银饰业在原有的历史基础上更加发展起来，极为兴旺。仅在贵州东南境内，以家庭为作坊的银匠户便成百上千，从事过银饰加工的人更是多达数千。这些作坊常常是农忙时封炉，农闲时操锤，都不脱离农事活动。
不过现在说的“中国银匠第一村”控拜村不仅仅指控拜，而是控拜、乌高、麻料三个苗寨的统称，430多户人家90%以打银为业，银匠多达1100多人。
控拜村的银匠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世代相袭，手艺极少外传。46岁的银匠杨光宾是杨氏家族第五代传人，杨光宾的手艺和其他控拜村银匠一样，也是祖传的。杨光宾13岁跟着父亲学打银器，如今已经33年。
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打造一付银角。先要将银块打制成仅有2.6毫米粗、细如白发的银丝。这种细致的活儿很伤害视力，杨师傅说自己37岁那年就戴上了老花镜。银匠在錾刻图案时并没有任何范本，木槌和砧板是他所有的工具，工艺的精细靠的就是心中有图，手中有数。之后要制作蝴蝶银花。一副银角需要203片银花焊接而成，而每一片都是要经过手工编制和焊接一点点完成。杨光宾说用银丝编制好的银花粘有焊液，再用吹管焊接，火力温和，这样焊接的制品没有很明显的焊点，银饰浑然天成。
除为苗家打银满足当地的需要外，银匠们还要为山外来收货的老板加工。现任村支书杨仕森告诉记者，仅打银一项村中每户平均年收入达六七千元。正是银匠们高水平的手工技术，使得他们的银饰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与特色，而且工艺精湛，赢得了山里山外的赞誉，银匠们也得以致富。
白色的图腾
美丽的妹妹即将远嫁，满腹惆怅来到田边，对哥哥说：哥哥呀，我即将出嫁，我们从小一起努力耕作，但是田地永远是你的，我无法将它带到婆家。哥哥告诉妹妹：虽然田地你不能带走，但是我们为你准备了“雅吝”，你带着它嫁到夫家，就可以受到尊重。
这是黔东南流传的一个动人故事。雅（音）在苗语里是移动的意思，吝（音），是田地的意思。“雅吝”是苗家妇女佩戴的银牌。这个故事大致可以说明苗族何以如此偏爱银饰，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白银作为仅次于黄金的贵金属一直被赋予货币和装饰双重价值，很多民族对银饰有着异乎寻常的偏爱，远离白银产地的黔东南苗族则将银饰文化发挥到了极致。上百年来，白银已成一种象征，在苗族人的服饰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聚居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密林深处的苗族，几乎家家都有银装收藏。每逢苗年节，苗家女盛装披银，银帽、银衣、大银角、银冠、银花、银项圈、银项链、银梳、银雀、银菩萨、银耳环、银耳柱、银手镯以及各种银片、银铃等等，全身的银装可重达二三十斤。谁的银装最重，谁的最大，谁的最多，谁就会成为芦笙场上所有小伙子追逐的目标。
苗族是个喜欢迁徙的民族，他们祖祖辈辈千年跋涉，从中原黄河一路延展到云贵高原。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们把所有的财富随身戴在身上，人走则家随，以钱为饰保值财产。银饰越多越显示富有，这种观念几乎成为苗族人民共同的审美心理和风俗习惯，所以，当地每个苗族家庭户主，都会穷尽一生，为女儿配制一套银饰。很多苗家所有的家当往往就是一身叮叮当当的银饰。除了体现财富和装饰，苗族人还认为银饰可以避邪、去毒、防止瘟疫。因此直到今天，雷山苗家仍然世代传袭着一种习俗，将家中所有的财产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投入熔炉，锻造成丝，编制成花，錾刻成衣。
不过如今在苗家人对银饰的追求中，财富这一意义已然淡化，他们对银近乎崇拜的喜爱，是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保留和继承。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用白银这种美丽的语言，在妇女的头饰和服装上记录下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那些打造银饰的银匠们，无疑是最主要的记录者。2006年，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已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苗银今生
对银匠来说，制银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精神需要。制银全是手工制作，无需画图，心到手到，图案也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了。他们并不是在完成一件多么伟大的作品，只是在用心生活，用灵巧的双手描摹出对生活淳朴而虔诚的热爱。因此，苗族银饰精美绝伦，却绝少叫得出名字、可以昂贵出售的“作品”，所有优秀的“作品”，都被苗家妇女珍藏家里，年节时才盛装出现。
2007年，国家文化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控拜村杨光宾榜上有名。苗族银饰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佩戴、收藏苗银也成为一种时尚。一些苗族姑娘的全副行头，有时价值高达二三十万元，作为收藏品流向市场更要翻番。
控拜银匠村的银匠们不仅在锤砧劳作方面是行家，造型设计方面也堪称高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
除了“蝴蝶妈妈”、“枫树”等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一些年轻银匠也在传统题材中加入了创新元素，杨光宾便是突出的一位。由于他制作的银饰精美无比，一直受到苗族和周围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青睐，有的跋山涉水寻来，一定要找他制作银饰品。一方面他承认自己打制的银饰质量不错，一方面，杨光宾认为是因为现在好的银匠已经不多了。困扰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同样困扰着苗银。
在控拜，记者见到了年过花甲的小学教师龙鼎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鼓藏头”，再一个身份就是银匠。龙鼎江说：“我们这里的孩子，大概１５岁左右就要开始学做银饰，一般都是跟着父亲或者哥哥学。”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很多年轻人嫌弃打银所挣不多，宁愿选择上学或外出打工。作为老师，他发现很多孩子和外来游客接触多了，开始向往大山外面的世界，他担心，迟早有一天，银匠村留不住这些孩子。
作为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杨光宾却很乐观：“我15岁便开始带徒弟，现在有20余名徒弟，许多在外打工的徒弟都当上了技术总监，学好这门手艺让许多苗家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我相信，这门手艺不会失传。”
白铜的冲击
在黔东南州州府所在地凯里市的民族工艺品一条街上，记者发现很多银饰看起来发乌。杨光宾说，这是一种旅游商品，用的是锌白铜，不是银，而是镀银，价格非常便宜。一套铜饰才1000多元，而银饰全套至少要一万二三千元。
银匠们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大多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银子贵，一般都是别人给我们银子，让我们制作。”很少有银匠有多余的钱，给自己制作一个银质的作品纪念。
贵州不是白银产区，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雷山苗族400多年前从榕江迁徙而来，频繁的商业贸易让苗族人有了打银的原料。20世纪50年代后，政府为了尊重和维护苗族这一特别的风俗，每年都会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银匠们的手艺得以继续地保存下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长期漂泊在外的控拜银匠带回了一种以锌白铜片替代纯银的仿银饰打造技术，相对一套纯银饰品动辄上万元成本和长达三四个月的打制工期，其低廉的造价和简单的打造工艺很快赢得了市场，那些擅长白铜片打造的银匠也一夜走红。此外，机制银饰也大量涌现。
不能武断地说以机制银饰和白铜仿银饰为主的旅游商品一无是处，至少，其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寻常百姓能够拥有苗家饰品，苗家文化通过这种方式广为传播。有些游客甚至很认可包含银、白铜和镍等材料的饰物，他们从当地采购相当数量的饰物，回去开设自己的特色店，专门出售这种别具风情的“苗银”。由于这种成分不是特别纯的制品价格不那么昂贵，却具有苗家银饰风格，很容易就受到顾客的欢迎。然而对一门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内涵的传统技艺来说，低成本的背后确实存在巨大的隐忧。
杨光宾十分担心，旅游商品风行一时，就是苗族记忆消失之时。不是银制的“银饰”，还能不能体现苗家独有的风情韵味？更令人忧虑的是，低端的“苗银”饰物很可能给外界造成错误的印象，会以为苗银非银，是假银。白色的银装能否继续世代照耀居住在高山深处的苗家人，这对银匠村和苗族文化的传承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老银匠李质斌坚持不打白铜片。“祖上从铁匠改行成为银匠，这一步走了近百年，现在由银匠改行去做铜匠，这是倒退！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不能接受，我至今都没打过铜饰，以后也不会打，我不是犟，我觉得真正的银匠就应该好打银。”
所幸，银匠村的大多数银匠仍跟他一样有着作为手艺人的内心骄傲，固执地守着祖宗的传统，非银不打。
走出大山之后
在苗乡从事银饰制作的艺人一般分为坐地银匠和流动银匠两种。坐地银匠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从艺，农艺结合，守妻教子，生活比一般农家富裕。流动银匠多以中青年为主，其行头并不复杂，往往一担在肩，走村串寨，获得人们殷勤款待。不过现在流动方式多变成外出设摊开店了。
年过半百的龙高是控拜村最有名的银匠，2001年9月曾应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邀请赴台作银饰加工表演，如今他在县城经营银饰加工。上世纪90年代初，在雷山县城的控拜打银人家只有3~4家，如今有近40家迁来县城，专门从事银饰加工，计划着走出大山的控拜打银人还在增加。
除了周边集镇，以及雷山、凯里、贵阳等本地城市，更远的外省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等城市及广西、湖南等省区都能看到控拜村银匠们的身影。
尽管苗族银饰锻造走出山门是好事，但其原生地的没落应该引起思考。试想，如果控拜村能够家家户户继承和开展苗族银饰锻造作坊，打出品牌，该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意大利吹玻璃的传统手工艺闻名遐迩，就是聚集在一个村落，如今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形成庞大的产业链条。打造一个银匠村，不仅可以保护、挖掘和开发文化遗产，而且能够吸纳更多的游客，促使旅游经济与文化保护的良性互动。
苗家银装的工艺，华丽考究，在旅游业和商业流通中有着巨大的市场潜能。而传统的银匠，比如杨光宾，更多地是工匠、艺术家、文化传承人，却不是商人。在自发的市场行为中，避免不了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造成以铜代银、银匠出走、带有民族文化记忆的银装手艺面临变质为低劣旅游商品的危险。利润的诱惑下，靠道德伦理或者文化自觉来维护传统显然只是美好的愿望。既然已经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保护，在商业与文化的博弈中，如何做到“变”中坚守“真”就显得特别重要。
控拜银匠村的苗银在收藏者心目中的地位日渐上升，许多曾经离乡打工的青年人也都回来，重新审视故乡这一具有价值的手工艺，他们或者重新学艺，或者是借助自己在外闯荡的经验和积累的人脉，将苗银更广泛地推广出售。西江镇的干部告诉，镇里正在考虑把控拜作为银饰工艺基地来建设，不久还要修路通车，让银匠村更方便出山，当然，也让游客和资金更方便进来。
杨光宾正计划采用最原始的手法，打造一个失传百年的银冠。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和动，也许能够唤回更多出外打工的人，让流传百年的银匠村重获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