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纪录片（记录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记录、反映现实的使命。自“新纪录电影风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风靡各国的影坛，“虚实互补”的创作手法也逐步成为纪录片突破固有模式的一剂良方。而作为架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上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现代科技条件下虚拟技术发展与应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什么才是纪录片本质”和“如何更好地表现纪录片的真实本质”进行了讨论与尝试。本文梳理了历史题材纪录片中虚实手法在几个主要时期的运用情况，并着重讨论了摄影及后期特技对历史纪录构建真实性的作用。
　　【关键词】 真实与虚构; 新纪录电影风潮;历史题材纪录片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0-0036-02
　　一、真实与虚构：纪录片创作两种模式的百年纠葛
　　回顾纪录片发展历程，纪录片创作对真实的处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约翰·格里尔逊为代表，主张用戏剧化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搬演”甚至“重构”，而另一类则是以罗伯特·德鲁和理查德·利科克为代表的“直接电影”与“真实电影”。他们将纪录片理解为静默式观察记录，以最大的可能复原现实。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众多新派纪录电影的创作风格，被誉为“新纪录电影风潮”。美国学者林达·威廉姆斯曾在论文《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中对新纪录电影的概念做过较为详细的表述。他认为纪录片必须秉持真实性的基本原则，但在表现真实的方式上不应当故步自封，纪录片虽不是故事片却可以借鉴故事片讲故事的方式，运用一切“虚构”的手段或者策略去反映真实，揭示人物及故事背后的更高层次的本质真实，而不是仅仅是记录表面上的真实。除此之外，他还在文中对真实电影和新纪录电影的创作风格进行了探讨，将两者对于真实的不同认识进行了解构，并从创作动机的角度分析了两种流派的基本观点。简而言之，“新纪录电影”创作风潮作为一种基于认识论与科技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在追求真实的层面，不是简单的进步与倒退、曲折与发展的问题，而是反映出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规律。
　　二、新纪录电影风潮对历史题材纪录片真实观的影响
　　四川大学著名学者欧阳宏生教授曾在其专著《纪录片概论》中对历史题材纪录片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利用影像形态对历史遗迹、历史文物、文化景观等的记录，刻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反映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并以此来折射当代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体验与反思，具有十分明显的文化意味”[1]。这段表述不仅仅从表现题材和文化意义的角度对历史题材纪录片做出了界定，还将影像视作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中一种可以掌控的力量，传达出当代人对于历史的独特解读。从业界反馈来看，这场相对开放、宽松的“新纪录电影风潮”如今已被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创作之中，特别是对于富有哲理性和思辨性的中国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影响尤甚。
　　传统的历史纪录片限于对纪录片创作中影视视听语言以及纪录片“真实性”的片面理解经常反复使用四大元素，即历史资料画面（图片和视频）、历史遗迹画面、事件亲历者或见证人采访和配音解说进行拍摄创作，导致影片所呈现出的表现方式较为单一僵化。而在“新纪录电影风潮”以及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纪录片编导们开始逐渐尝试个性、艺术化的创作手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寻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的革新。
　　2010年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创造性地将东西方艺术的两大极致殿堂紫禁城和卢浮宫联系在一起。在后期制作中其第一集《遇见》中大量运用三维动画，将各色展出的艺术品赋予动态美，在保证展品原有真实价值的同时，重新赋予沉寂数百年的各色艺术品蓬勃崭新的生命力。虽然这并不是我国的纪录片创作者首次将这种虚拟艺术融入记录真实的拍摄之中，但无疑在选题与创作方式的融合上是比之前的《大国崛起》等主流历史文化纪录片更胜一筹，它将新纪录风潮中关注人文的真实内蕴在创作内容中体现出来，自然却又深刻。此后，“虚拟”的创作手法开始在我国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中被大量运用，在展现视觉奇观的同时也为观众们讲述着一个个逝去的真实故事。
　　三、当前国产历史题材纪录片“虚构”创作的主要方法
　　（一）“搬演”与情景再现。梳理我国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从2004年开始，中外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均有大量“搬演”式影像出现，这些纪录片的创作并不是简单地运用“搬演”的手法并结合编导自身的主观想象凭空捏造或杜撰历史，而是在极为严格的学术考证下把本较为枯燥的历史史实更换一种更为艺术化、趣味化的形式来表达。从创作理念上看，这些创作者秉承的正式纪录片先驱者约翰·格里尔逊“对现实进行创造性地处理”基本原则。
　　历史题材纪录片不同于历史剧的创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荧幕戏剧的创作允许导演合理地虚构情节，以此来展现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而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创作上则不能违背作为纪录片的基本准则，真实、客观、公正是創作者必须端正的基本态度。但这并不代表纪录片必须放弃剧作角度上的叙事手段和“虚构”带来的先进技术。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形态逼真的活动影像也只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新奇技术，其所承载到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而多数所能查阅到的历史讯息则往往散落在古人浩瀚的历史典籍或是一代代人真伪难辨的口头传承中。想要将其客观又生动地展现出来，就必须经过艺术家精心的艺术加工与提炼，因此“搬演”的手法便逐渐被广大的纪录片创作者所采纳。
　　从早期揭秘神秘兵马俑的《复活的军团》到反映秦赵长平之战的《喋血长平》，再到今年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的纪录片《英雄》。搬演的手法在此类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随处可见。极尽奢华的宫廷夜宴、骁勇善战的古代将军、嘶鸣奔袭的战马以及长津湖畔忍冻挨饿伏击美军的志愿军战士……这一个个鲜活的情景再现都是对史实资料所描述情景的极尽还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情景的还原大都基于史书的记载或亲历者的口述，如《喋血长平》中所有出现的对话台词全都来自《史记》《三将叙》等历史古籍，而《英雄》搬演的故事场景则来自志愿军老兵对于战争细节及战友的回忆。尽管这其中夹杂了专业演员的表演与影视特技处理等“虚构”的视听艺术手法，但却在坚持真实的原则的基础上填补了历史题材纪录片再现过去时空场景的诸多空白。 　　（二）纪实拍摄与数字动画技术的联姻。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有大量过去的时空情景需要向观众呈现，以便更加清晰地了解编导所要讲述的历史故事。除了前文说到的“搬演”的创作手法之外，为了提升艺术作品的观赏性与趣味性，今天的纪录片创作者们还会借助更为高超的数字及动画技术来表现逝去的时空。数字技术的出现让影视创作者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和纪录历史，通过将现代科技的虚拟力量与纪录片本有的真实原则相结合，观众可以在如梦似幻的虚拟场景中体验更高层次的虚拟真实，甚至在未来纪录片创作的探索中，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直接触摸历史。
　　从2005年横空出世的《故宫》到2011年的《圆明园》，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开始大量尝试使用数字及动画技术再现古代文明兴衰荣辱的历程，其中有对大量已经消逝的古代城池、建筑的数字化重塑以及古代艺术作品的动态特技处理，结合情景再现的手法共同讲述两座传奇的古代建筑的前世今生。而今年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大唐帝陵》则是数字动画技术使用日趋成熟的体现，作者将更为先进的动作捕捉技术与帝陵现场实拍相结合，融合3D动画片与纪实拍摄两种形式，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大唐帝国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位帝王与其陵墓之间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历史往事。本片在创作方法上打破了一直以来惯用的由真人演绎的“搬演”之法，一方面使用大量的3D动画来再现大唐帝国兴衰荣辱的前尘往事，补充古代史籍在字里行间所披露出的历史细节，另一方面又充分调动航拍、延时摄影等高超的现代化摄影技术拍摄多座唐代帝陵历经岁月沧桑后的现存状况及其中遗留的著名古迹。这种“一虚一实”的结合手法为未来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探索了更多新的路径。
　　四、结语
　　回望历史纪录片创作发展的历程，“虚构”与“真实”并不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创作理念，它们应该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法而被共同服务于纪录影像所展现的真实主题。“对于今天中国纪录片人来说，重新认识纪录片的‘真实’与‘虚拟’无疑是一次纪录片观念的解放。因为在纪实影像成为唯一路径长达20年之后，纪录片更需要一种开放的、自由的创作空间。”[2]科学技术带动影像技术领域的发展为纪录片创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前提，不能再怀着过去僵化的思想去否认新技术所带来的理念与作用，相反，只有更好地利用先进科技才能创造出的愈加生动活泼的画面，打动人心的解说，从根本上提升纪录电影的观赏性、思想性，也让纪录片反映生活本真的主题得到更加深刻而又形象的表达，让更多的受众群体关注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纪录片、真实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这才是未来纪录电影创作所应该倡导的共通之道。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06）.
　　[2]刘洁.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达[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夏添，男，漢族，河南洛阳人，硕士，助教，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影视艺术，纪录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