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先生诞辰145周年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志纪念的文化伟人。
　　近现代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凡称得上历史名人的，大多与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等事业有诸多关联。然而张元济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
　　张元济，浙江海盐人。早年，他中进士、入翰林院。戊戌变法时曾向光绪面陈办新学培养人才之策，但百日维新失败，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自此以后，他便彻底告别了仕途，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政党组织，并几次拒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官职或官差。他曾参与南洋公学的管理，主持译书院的工作。1902年，他又舍弃在南洋公学的重要职位，加盟当时只是一个弄堂小工厂的商务印书馆。从此，他一心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他成了著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他还是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藏书家。这么一个政治色彩很不鲜明的文化人，因为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颂扬。
　　毛泽东诚邀张元济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时与会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对他“保持敬意”。毛泽东对他说，曾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的《科学大全》,“得新知识不少”。1953年上海市文史馆成立时，毛泽东又亲自点将，由陈毅市长延聘他为首任馆长。张元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礼遇，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的深意。
　　张元济所做工作主要是整理古籍、介绍西学、编纂工具书、发行教科书等。商务印书馆在他的主持下，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他的确不愧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奠基者。
　　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大批中小学教科书，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翻译大批外国学术著作和文学名著，传播了新思想和新知识；还编辑出版《辞源》等工具书，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有社会影响的刊物。他为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贡献获得当时知识界的公认。他耗尽心血，广泛收集古籍善本，建起了藏书40余万册的东方图书馆。当东方图书馆毁于日本侵华战火以后，他仍百折不挠，与叶景葵等有识之士又建起了合众图书馆，并于解放后悉数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校勘、整理古书，主编《四部丛刊》、《百纳本二十四史》，影印《四库全书》。他自称这是“为古人续命”。 正是这项保存古籍的事业，成就了他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伟大功绩。商务印书馆还网罗和培养出大批文化人才，先后进馆工作的有陈布雷、郑振铎、周予同、王云五、竺可桢、陶孟和、顾颉刚等，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巨匠、大师。一大批近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如胡适、鲁迅、叶圣陶、茅盾、冰心等，也都在事业上得益于商务印书馆。至于商务版的教科书对社会各界的启蒙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在张元济所处的时代，中学和西学矛盾非常尖锐。思想保守的，食古不化，拒绝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激进的，鼓吹颠覆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张元济则徜徉在中学和西学两个领域里，既擅长中国的文献资料学，在古籍整理方面颇有建树；又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方面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有人评论张元济，说他“学贯中西”，是近世一个“大儒”。其实，他有新思想，他的知识结构超越了传统的儒生，眼界也更为宽阔。张元济不仅是个学问家，而且颇有经营头脑。商务印书馆善于瞄准市场抓选题，善于按照经济规律搞经营。张元济堪称成功的民族企业家。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张元济几乎把他所赚来的钱全都用于收集和保存古籍，以及推进出版事业上了，个人生活则始终保持平淡，连绑票勒索的匪徒也感到，绑他的票等于是扑了个空。
　　张元济曾经手书一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主张“为人之道，修身为本”，强调正心、行善的个人修为。显示出他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怀。然而，正如茅盾所说，“他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张元济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化工作者的楷模。一方面，热衷于传统文化，为弘扬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又善于接纳新思想，为传播新文化殚精竭虑。这样喜新而不厌旧的态度，恰恰是今天的文化建设所需要的。我们憧憬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包容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格局。就此而论，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崇敬张元济，因为张元济就是一个兼容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