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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在北京去世。启功先生一生有许多曲折的故事，这里着重介绍他与结发妻子患难与共的故事，以示纪念。
在启功老人的心底，有一个使他永远难忘的人，这便是他患难与共的妻子章宝琛。章宝琛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和他共渡患难，历经1957年“反右”与“文革”的煎熬，最后竟先他而去，给启功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她长启功两岁，23岁时与启功结婚，1975年去世，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
20世纪30年代初，启功20岁刚出头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启功家是旗人，按清代传统都要在旗人内部论亲。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忙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得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其实早在1932年启功20岁时，母亲和姑姑就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1932年３月５日，母亲和姑姑叫章宝琛过来帮忙。母亲对启功说：“宝琛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当时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林荫小道上，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迈着莲花碎步，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雨巷》，这位女子不就是《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
姑娘来到跟前，启功轻轻地问：“你是章宝琛？”她抬头看了启功一眼，羞涩地点点头，柔声问：“你是谁？”“我是启功，你比我想象中要可爱得多、漂亮得多。”顿时，两片红霞倏地飞上章宝琛的脸颊，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两人却实在还没有培养出感情，因为根本没什么恋爱过程，只是见过几次面。可是启功渐渐地发现，这位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难得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勤劳、善良、贤惠，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有时候启功会发脾气，她却从不吭声，很厚道。
刚结婚，他们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家里时有聚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大家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宿都侍候大家端壶倒水，从不插言。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无论多么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启功的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会发些脾气，可是不管遇上多么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有许多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惟一法子了。
1956年，启功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照顾周到，对她十分感激。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启功被划成“右派”份子，回到家中，夫妻相对默默无言。妻子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份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既然有比例，就有倒霉的，我就是倒霉的。”妻子还是不解地问：“可你除了教书、写字、画画，还干什么来着？”启功想了一下说：“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嘛，咱们是封建家庭，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何况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划我‘右派’还不算冤，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
只是有一点启功想不通：“‘右派’就‘右派’吧，干吗还要加份子！”妻子见他抱头痛苦的样子，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地说：“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的吗？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着⋯⋯”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他埋头写书，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留着启功回来吃。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书，每月生活再紧，她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革”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
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一次，造反派来抄家，什么也没查到，便问启功：“你家有‘封资修’的东西吗？”启功说：“‘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说：“好吧，那就给你封上吧！”于是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启功家已查封”。这样，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
“文革”中，为防止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字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就连启功也没告诉。
1975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她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字画和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去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一张也没丢，一张也没坏。
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并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但启功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别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份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恩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
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今天自己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图片说明：晚年的启功先生
章宝琛惟一的遗憾就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着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且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子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却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越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
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了赌债怎么还？”
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妻子死后，做媒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见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
启功的好友张中行评价说：“像启功老伴一样好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启功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们是‘有难同当’，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清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在启功老人的心底，有一个使他永远难忘的人，这便是他患难与共的妻子章宝琛。章宝琛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和他共渡患难，历经1957年“反右”与“文革”的煎熬，最后竟先他而去，给启功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她长启功两岁，23岁时与启功结婚，1975年去世，骨灰埋在启功妈妈和姑姑的墓旁。
20世纪30年代初，启功20岁刚出头的时候，母亲向他提出一门亲事。启功家是旗人，按清代传统都要在旗人内部论亲。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忙对母亲说：“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母亲说：“你父亲死得早，妈守着你很苦啊，你早结了婚，身边有个人，我也就放心啦。”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母命难违，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行啊，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
其实早在1932年启功20岁时，母亲和姑姑就为他相中了一位叫章宝琛的姑娘。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启功家祭祖的日子——1932年３月５日，母亲和姑姑叫章宝琛过来帮忙。母亲对启功说：“宝琛该来了，你到胡同口去接接她。”当时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看见对面林荫小道上，一位女子撑着把花伞，迈着莲花碎步，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不由轻轻地吟起了戴望舒的《雨巷》，这位女子不就是《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吗？
姑娘来到跟前，启功轻轻地问：“你是章宝琛？”她抬头看了启功一眼，羞涩地点点头，柔声问：“你是谁？”“我是启功，你比我想象中要可爱得多、漂亮得多。”顿时，两片红霞倏地飞上章宝琛的脸颊，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1932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说是新婚燕尔，两人却实在还没有培养出感情，因为根本没什么恋爱过程，只是见过几次面。可是启功渐渐地发现，这位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章宝琛由于生母早亡，父亲续弦，后妈对她非常刻薄，从小就吃了不少苦，她是带着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过来的。当启功了解她的身世以后，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
章宝琛个子矮矮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样子端庄贤惠，爱穿一件蓝布衣衫，最难得的是她从不发脾气，勤劳、善良、贤惠，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有时候启功会发脾气，她却从不吭声，很厚道。
刚结婚，他们住在前马厂的鼓楼时，家里时有聚会，常来的有曹家琪、马焕然、熊琪，还有张中行。那时，启功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炕，地方很小，大家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半夜。启功的妻子站在炕前一言不发，一宿都侍候大家端壶倒水，从不插言。
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早晨一睁眼她就默默地干活，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无论多么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启功的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又常闹病，不免会发些脾气，可是不管遇上多么委屈的事，她从来不顶一句嘴，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可是妻子总是不言语，想吵也吵不起来。有许多回启功看见妻子独自躲在小屋里啜泣，看来这是她抒发心中委屈的惟一法子了。
1956年，启功母亲久病不起，弥留之际拉着儿媳妇的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母亲死后，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想到她深明大义，对自己体贴入微、照顾周到，对她十分感激。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启功被划成“右派”份子，回到家中，夫妻相对默默无言。妻子不解地问：“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当这个‘右派’呢？”
启功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份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既然有比例，就有倒霉的，我就是倒霉的。”妻子还是不解地问：“可你除了教书、写字、画画，还干什么来着？”启功想了一下说：“你想想，这不是明摆着嘛，咱们是封建家庭，受的是层层的封建教育，连资产阶级思想都够不上，何况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呢？划我‘右派’还不算冤，宰了我也当不了‘左派’啊！”
只是有一点启功想不通：“‘右派’就‘右派’吧，干吗还要加份子！”妻子见他抱头痛苦的样子，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地说：“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的吗？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劝启功说：“谁批你、骂你，你都不要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深知启功爱讲话，就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着⋯⋯”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他埋头写书，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留着启功回来吃。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书，每月生活再紧，她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
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革”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
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一次，造反派来抄家，什么也没查到，便问启功：“你家有‘封资修’的东西吗？”启功说：“‘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说：“好吧，那就给你封上吧！”于是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启功家已查封”。这样，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
“文革”中，为防止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字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就连启功也没告诉。
1975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她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字画和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去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一张也没丢，一张也没坏。
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并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但启功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别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份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恩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
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今天自己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图片说明：晚年的启功先生
章宝琛惟一的遗憾就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着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且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子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却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越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
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
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了赌债怎么还？”
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妻子死后，做媒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见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
启功的好友张中行评价说：“像启功老伴一样好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启功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们是‘有难同当’，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清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