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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的中国平安(601318.SH)1600亿融资事件余音犹在,2010年银行股再融资潮波澜又起,这一次是至少2870亿的规模。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与平安融资计划后的股市表现大致相仿,今年的市场也是千回百转,二次探底的风险正考验着中国股市。银行再融资潮固然不是引起下跌的全部,但至少不可避免地担当了助跌的推手。
银行补充资本充足率,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向资本市场伸手吗?在很多外国银行家看来,中国的银行是全世界利润率最丰厚的银行。那么其内生性的资本增长为何不能替代外部的融资?何况,中国的银行与生俱来的痼疾仍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消化,而在此之前,大规模的市场融资是否会加剧本身的沉疴积弊?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高于国际标准,对于风险的考量是这一指标出台的初衷,但由此带来的银行对资本的饥渴,也许将长期成为困扰资本市场的问题。
谁造就了融资饥渴?
《英才》:在今年举行的“2010年陆家嘴论坛”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透露,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从2003年的8家到现在全部达标。既然已经全部达标,为何还要进行规模如此庞大的融资?
赵庆明:资本充足率虽然达标了,但银行的成长性是很高的。现在我们真实GDP增长都在9%左右,名义15%的GDP增长是远高于实际增速,而银行资产增长都是现价对现价,是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因此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金融深化的程度不提高,银行的增长是比经济的增速要高,按照目前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如果今年达标了,正好切到线上,再发展一年就不够了,就又需要融资。
李珊珊:银行不是现在满足资本充足率就可以了,还要考虑未来两三年的发展,今年满足,不一定后两年就满足,所以就要提前做准备。
《英才》:目前国内银行盈利水平并不低,那么利用自有资金来弥补资本金是否也是一条途径?
赵庆明:如果完全不分红,按照目前银行的盈利水平也能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但实际上银行的分红率很高,有的上市银行公司章程中就有分红的规定。利润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需求,因此银行就需要不断地融资。
赵锡军:从发展的角度来讲,银行都想资本规模越做越大,大家都在利用市场扩充资本金,如果采取将盈利转为资本金,那等于把竞争的优势让给了别的银行,所以股东很难做出这样的决策。
《英才》:国外的银行是否也存在大规模市场融资的现象?
赵庆明:发达国家银行的资产几乎是不动的,增长是很小的,所以融资的需求是很小的。
李珊珊:成熟市场银行的中间业务比重较高,贷款扩张速度又慢,资本消耗就慢,所以就不需要经常来补充资本金。
资本市场依赖症?
《英才》:如果靠内生的成长性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要求,只能靠外部融资来实现,这样是否会助涨银行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而导致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弱化?
李珊珊:最根本的还是银行盈利模式的问题,未来几年这是没法得到根本解决。但如果整个经济的增速放缓,银行的规模扩张速度也会放缓,这样对于资本的消耗速度也就会下降了,未来融资的频率就不会那样快了。另外,中间业务的比例现在也在上升。这些都是从中长期来慢慢解决的问题。
《英才》:通过这轮融资,银行将机构资本和民间资本聚集到银行,再由银行转贷到由政府兜底的“铁公基”项目,然后再融资,这样的循环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赵庆明:这种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大银行可能是这样,但也不能这样去理解,对银行而言,风险还是首要的,风险一定要可控,现在国有企业也可能破产,因此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说问题。
赵锡军:如果银行不贷给有国家保障的大机构,而去一个一个找中小企业会很慢。银行作为放贷机构,肯定比一般人考虑得更周详和复杂。
《英才》:在目前经济存在下行风险的背景下,如何来看待银行的这一轮融资潮?对银行自身和资本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
赵庆明:从银行自身的风险状况来看,提高资本充足率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是不一样的,资本充足率越高越好。但对证券市场来说,每年证券市场很大一部分融资都进入了银行,融得越多就越影响股市的活跃,市场往往把巨额融资当作利空。
赵锡军:市场跌与不跌,更多的是投资者的心理判断,因为上市公司本身在一两天之内不会改变多少,除非有大的变故,但一两天之内股票价格会忽高忽低,这就是因为投资者的决策发生变化了。
资本充足率高不高?
《英才》:现在按照监管要求,国内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在7%,资本充足率要在12%,从国内银行的经营特点看,这一标准是否符合现实?
赵庆明:我们国内银行的业务主要是传统的金融业务,表外业务都很小,高风险的业务也很少,我们没必要比《巴塞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更高。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改革剥离不良资产,现在银行从历史上来看是风险最小的阶段,所以没必要将资本充足率定那么高,高比率就意味着要求银行不断融资。
赵锡军:其实有些国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比我们还高,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越安全。作为客户来讲,肯定喜好安全性高一些的银行。作为银行来讲,会选择一个恰当平衡点,既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又使利润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这就看各家银行的管理能力了。
《英才》:如果资本充足率指标定得过高,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赵庆明:假如核心资本充足率是4%,资本利润率可能是30%,现在要求到7%了,资本利润率就在17%左右。因为盈利能力下降了,原来股票可能值7元,现在只有4元,再去融资的时候,原来可能发行100亿,融到700亿的资金,那现在要发行200亿,股票的供应就增加了。股份越多,价值越小。
《英才》:如果降低资本充足率指标,未来银行在风险管理上应该采取怎样的举措来替换?
赵庆明:我们应该对风险资产的权重谨慎一些,还有一些表外的业务也尽可能地纳入到表内来,给它们相应的风险权重,降低整个银行的风险暴露,而不是单纯提高资本充足率。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与平安融资计划后的股市表现大致相仿,今年的市场也是千回百转,二次探底的风险正考验着中国股市。银行再融资潮固然不是引起下跌的全部,但至少不可避免地担当了助跌的推手。
银行补充资本充足率,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向资本市场伸手吗?在很多外国银行家看来,中国的银行是全世界利润率最丰厚的银行。那么其内生性的资本增长为何不能替代外部的融资?何况,中国的银行与生俱来的痼疾仍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消化,而在此之前,大规模的市场融资是否会加剧本身的沉疴积弊?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高于国际标准,对于风险的考量是这一指标出台的初衷,但由此带来的银行对资本的饥渴,也许将长期成为困扰资本市场的问题。
谁造就了融资饥渴?
《英才》:在今年举行的“2010年陆家嘴论坛”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透露,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从2003年的8家到现在全部达标。既然已经全部达标,为何还要进行规模如此庞大的融资?
赵庆明:资本充足率虽然达标了,但银行的成长性是很高的。现在我们真实GDP增长都在9%左右,名义15%的GDP增长是远高于实际增速,而银行资产增长都是现价对现价,是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因此从整个银行体系来说,金融深化的程度不提高,银行的增长是比经济的增速要高,按照目前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如果今年达标了,正好切到线上,再发展一年就不够了,就又需要融资。
李珊珊:银行不是现在满足资本充足率就可以了,还要考虑未来两三年的发展,今年满足,不一定后两年就满足,所以就要提前做准备。
《英才》:目前国内银行盈利水平并不低,那么利用自有资金来弥补资本金是否也是一条途径?
赵庆明:如果完全不分红,按照目前银行的盈利水平也能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但实际上银行的分红率很高,有的上市银行公司章程中就有分红的规定。利润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需求,因此银行就需要不断地融资。
赵锡军:从发展的角度来讲,银行都想资本规模越做越大,大家都在利用市场扩充资本金,如果采取将盈利转为资本金,那等于把竞争的优势让给了别的银行,所以股东很难做出这样的决策。
《英才》:国外的银行是否也存在大规模市场融资的现象?
赵庆明:发达国家银行的资产几乎是不动的,增长是很小的,所以融资的需求是很小的。
李珊珊:成熟市场银行的中间业务比重较高,贷款扩张速度又慢,资本消耗就慢,所以就不需要经常来补充资本金。
资本市场依赖症?
《英才》:如果靠内生的成长性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要求,只能靠外部融资来实现,这样是否会助涨银行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而导致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弱化?
李珊珊:最根本的还是银行盈利模式的问题,未来几年这是没法得到根本解决。但如果整个经济的增速放缓,银行的规模扩张速度也会放缓,这样对于资本的消耗速度也就会下降了,未来融资的频率就不会那样快了。另外,中间业务的比例现在也在上升。这些都是从中长期来慢慢解决的问题。
《英才》:通过这轮融资,银行将机构资本和民间资本聚集到银行,再由银行转贷到由政府兜底的“铁公基”项目,然后再融资,这样的循环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赵庆明:这种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大银行可能是这样,但也不能这样去理解,对银行而言,风险还是首要的,风险一定要可控,现在国有企业也可能破产,因此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说问题。
赵锡军:如果银行不贷给有国家保障的大机构,而去一个一个找中小企业会很慢。银行作为放贷机构,肯定比一般人考虑得更周详和复杂。
《英才》:在目前经济存在下行风险的背景下,如何来看待银行的这一轮融资潮?对银行自身和资本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
赵庆明:从银行自身的风险状况来看,提高资本充足率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是不一样的,资本充足率越高越好。但对证券市场来说,每年证券市场很大一部分融资都进入了银行,融得越多就越影响股市的活跃,市场往往把巨额融资当作利空。
赵锡军:市场跌与不跌,更多的是投资者的心理判断,因为上市公司本身在一两天之内不会改变多少,除非有大的变故,但一两天之内股票价格会忽高忽低,这就是因为投资者的决策发生变化了。
资本充足率高不高?
《英才》:现在按照监管要求,国内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在7%,资本充足率要在12%,从国内银行的经营特点看,这一标准是否符合现实?
赵庆明:我们国内银行的业务主要是传统的金融业务,表外业务都很小,高风险的业务也很少,我们没必要比《巴塞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更高。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改革剥离不良资产,现在银行从历史上来看是风险最小的阶段,所以没必要将资本充足率定那么高,高比率就意味着要求银行不断融资。
赵锡军:其实有些国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比我们还高,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越安全。作为客户来讲,肯定喜好安全性高一些的银行。作为银行来讲,会选择一个恰当平衡点,既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又使利润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这就看各家银行的管理能力了。
《英才》:如果资本充足率指标定得过高,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赵庆明:假如核心资本充足率是4%,资本利润率可能是30%,现在要求到7%了,资本利润率就在17%左右。因为盈利能力下降了,原来股票可能值7元,现在只有4元,再去融资的时候,原来可能发行100亿,融到700亿的资金,那现在要发行200亿,股票的供应就增加了。股份越多,价值越小。
《英才》:如果降低资本充足率指标,未来银行在风险管理上应该采取怎样的举措来替换?
赵庆明:我们应该对风险资产的权重谨慎一些,还有一些表外的业务也尽可能地纳入到表内来,给它们相应的风险权重,降低整个银行的风险暴露,而不是单纯提高资本充足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