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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随着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出人意料(而又理所应当)地登上畅销书榜,发达国家中日趋恶化的不平等现象终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尽管那些高收入的质疑者们仍在一直否认,但其他人已经清楚地看出,自镀金时代以来,现在的收入和财富在最上层人们手中的集中程度再创新高,并且这一趋势没有放缓的迹象。但皮克迪书中所讨论的都是国家内部的发展,因此是不完整的。我们确实应该在皮克迪的分析中加入全球视角,这样才能更好地看清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好与坏,以及潜在的丑恶面。
因此,我建议大家看一看由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绘制的全球收入增长图表(我本人2015年夏天也会去该中心任教)。该图表显示,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的收入增长呈“双峰”趋势。自然,随着全球精英的财富聚集,顶端人群的收入激增。此外,我们所谓的“全球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在大幅增长,这部分人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
我们要明确一点:新兴国家的收入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福祉,使亿万人民摆脱极端贫困,并有机会开始美好的新生活。
现在来说说坏消息吧。在更加富有的全球精英和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双峰之间,是我们称之为消沉的收入增长谷底,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就算有也极为缓慢。这一群体都有谁呢?主要就是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尽管米拉诺维奇的图表只反映了截至2008年的数据,但我们相信在此之后,受到高失业率、工资增长停滞和紧缩政策的影响,这一群体的收入只会每况愈下。
此外,富有国家中劳动者的艰辛近况是由收入在他们上方和下方的群体的财富增长造成的。虽然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可能不是导致富裕国家工资增长停滞的决定性因素,但肯定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顶层群体的收入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挤压下层群体的收入实现的:降低工资、削减福利、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挪到金融市场上投机倒把。
也许更重要的是,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之大已造成极度失衡。这些精英们的关注点包括:对预算赤字极度忧虑,强烈要求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等,这些使更多人深陷收入增长的谷底。
那么谁会为被“双峰”抛下的人群发声呢?我们可能期待传统的左派政党能够在此时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为国内的工人阶级争取利益。但我们实际看到的大多是什么呢?无论是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亦或是奥巴马总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只会尴尬地含糊其辞。
我认为,这些传统政党领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敢挑战精英阶层的立场,尤其是后者对预算赤字的警惕,因为这会让他们显得不负责任。而这就给非传统领导人腾出了空间,这些人愿意帮助普通民众从愤怒和绝望中解脱出来,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可怕。
本月底,希腊左派很有可能会上台。尽管他们要求减免债务、结束紧缩政策,并很有可能和欧盟严重对立,但他们还算是这些非传统领导人中最温和的。在其他地方,我们看到了持有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立场的政党的崛起,比如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等,甚至还有立场更为极端的人也在蠢蠢欲动。
必须记住,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经历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的长期低迷了。和现在一样,当时很多有效的应对措施也由于精英阶层对预算平衡和稳定货币的要求而未能实行。而最终的结果是,权力落到了那些邪恶的人手中。
我并不是说我们马上就会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但我确实认为,政治和舆论领袖需要面对这一现实,即现在的全球格局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利。如果我们不做点儿什么的话,厄运就要到来。
因此,我建议大家看一看由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绘制的全球收入增长图表(我本人2015年夏天也会去该中心任教)。该图表显示,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的收入增长呈“双峰”趋势。自然,随着全球精英的财富聚集,顶端人群的收入激增。此外,我们所谓的“全球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在大幅增长,这部分人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
我们要明确一点:新兴国家的收入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福祉,使亿万人民摆脱极端贫困,并有机会开始美好的新生活。
现在来说说坏消息吧。在更加富有的全球精英和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双峰之间,是我们称之为消沉的收入增长谷底,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就算有也极为缓慢。这一群体都有谁呢?主要就是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尽管米拉诺维奇的图表只反映了截至2008年的数据,但我们相信在此之后,受到高失业率、工资增长停滞和紧缩政策的影响,这一群体的收入只会每况愈下。
此外,富有国家中劳动者的艰辛近况是由收入在他们上方和下方的群体的财富增长造成的。虽然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可能不是导致富裕国家工资增长停滞的决定性因素,但肯定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顶层群体的收入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挤压下层群体的收入实现的:降低工资、削减福利、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挪到金融市场上投机倒把。
也许更重要的是,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之大已造成极度失衡。这些精英们的关注点包括:对预算赤字极度忧虑,强烈要求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等,这些使更多人深陷收入增长的谷底。
那么谁会为被“双峰”抛下的人群发声呢?我们可能期待传统的左派政党能够在此时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为国内的工人阶级争取利益。但我们实际看到的大多是什么呢?无论是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亦或是奥巴马总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只会尴尬地含糊其辞。
我认为,这些传统政党领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敢挑战精英阶层的立场,尤其是后者对预算赤字的警惕,因为这会让他们显得不负责任。而这就给非传统领导人腾出了空间,这些人愿意帮助普通民众从愤怒和绝望中解脱出来,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可怕。
本月底,希腊左派很有可能会上台。尽管他们要求减免债务、结束紧缩政策,并很有可能和欧盟严重对立,但他们还算是这些非传统领导人中最温和的。在其他地方,我们看到了持有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立场的政党的崛起,比如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等,甚至还有立场更为极端的人也在蠢蠢欲动。
必须记住,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经历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的长期低迷了。和现在一样,当时很多有效的应对措施也由于精英阶层对预算平衡和稳定货币的要求而未能实行。而最终的结果是,权力落到了那些邪恶的人手中。
我并不是说我们马上就会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但我确实认为,政治和舆论领袖需要面对这一现实,即现在的全球格局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利。如果我们不做点儿什么的话,厄运就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