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之后，北京等一些地方雾霾如“约”而至。
　　从多年来的视而不见、拒绝承认，到开始面对并逐步拿出相应措施，我们看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在雾霾问题上的巨大转变。这个转变背后，有治理水平的因素，更是讨论空间以及普通人公共意识提升的结果。坦率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
　　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共同利益，也有较大的认识差异，这是两种逻辑使然。
　　政府部门首先考虑的是社会稳定——无论什么样的环保推进，都意味着要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告别或进行大幅度改进，这种改进伴随着巨大代价。简言之，环保和就业之间，至少在当下还存在着较大的矛盾。促进绿色发展需要投入，无论哪种类型的企业，不堪投入负担时就会转移压力，被动关停、主动裁员是必然选项，由此造成的“ 不稳定因素”是政府更为重视的。
　　而对大众来说，首要考虑的是生活是否幸福，空气和水是否干净，食品、药品和疫苗是否安全。普通人对强力治理环境问题可能带来的“ 非稳定因素”并不会有太深切的感受。
　　现在的问题是，以哪种逻辑看待这些问题？ 谁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 答案是明显的。尽管公众的首要目标恰恰是政府努力的理想目标。但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政府也无力保证更多以公众逻辑做出决策。一味迁就传统的治理思路和逻辑视角，那么雾霾问题恐怕在很长时间内无解。
　　实际上，两种逻辑完全可以共存。从个体角度来看，二者更有很大的共同关切——毕竟政府官员也不愿长期呼吸危害健康的肮脏空气。因此，我们需要争取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点。
　　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是持续努力的结果。现在看来，有关部门应当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北京市政府2 0 1 5 年1 2 月就发布了两次史无前例的 “ 红色预警”，其中一次是在世界瞩目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期间，这种自我加压绝不是偶然，它是内外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然，从表明态度到着手行动，又是一个压力和动力并存的过程。
　　它需要几个方面配合：首先是营造公开而理性的讨论空间。让更多人来讨论雾霾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助于认清雾霾的形成机制以及有效的治理方案。
　　近期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讨论已经明显呈现出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更多的专业分析和来自民间智慧的应对方案提出有助于人们走出一味抱怨和指责的怪圈。
　　我们需要把雾霾的来源、可能的对策以及相关成本尽可能地清晰化和量化，这是治霾的基本前提。走到境外的国人常常感慨于欧美国家蓝天白云常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多年前公开讨论了这个问题，认清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才能够更有效地立法并监督实施，最终解决雾霾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