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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辽代，以上京为中心联络西域以及东方高丽、日本等国的草原丝路贸易便已存在。随后在明清两代，漠南蒙古各部又进一步加大了与西北及喀尔喀蒙古、俄罗斯的友好往来，开通了与新疆及中亚国家、外蒙古、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之路，被史学界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
此外，还有一条草原丝路是由祖国北部边陲重镇归化城 （今呼和浩特）、张家口等地，向西北延伸，以沙漠之舟——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通往新疆、外蒙古、俄罗斯的商路，由于运输的货物主要是绸缎、布匹和茶叶等物，所以，将此条草原丝路定名为“丝茶驼道”。
一、草原丝茶驼道的形成及发展
16世纪中叶，俺答汗统领土默特部驻牧丰州滩，统一漠南蒙古各部后，中国北方出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蒙古草原畜牧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关系，以满足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俺答汗顺应民意，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与明廷达成互市共识，进而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俺答封贡”。“封贡”的实现，对促进土默特部以及右翼三万户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归化城成为了明蒙互市中蒙汉贸易的重要集市及晋、陕、蒙、新商业贸易的中介。当时明王朝规定，中原商贾不许深入蒙古腹地贸易，于是每年漠南、漠北、漠西蒙古贵族就自领大批驼队来到归化城购买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同时也出售自带的畜产品。这样，蒙古腹地和归化城之间，就逐步出现了几条或长或短断断续续的驼运栈道，这便是草原“丝茶驼路”的雏型。
清朝初年，在归化城的清军队伍里，出现了专为清军在外地提供军需服务的随军经商的商人。这些商人在康熙中叶康熙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的服务中不断发展壮大，他们除为部队贩运军粮、马匹等军需外，同时还兼做当地的民间生意。所以人们把这些随军流动经商的商贾称作“旅蒙商”。当时“旅蒙商”主要以骆驼为运输工具，一般都是沿古驿站栈道和明代蒙古腹地盟旗来归化城易货的驼路逐水草而开拓前进，足迹遍布漠南、漠北、漠西广大草原。因而草原“丝茶驼路”的最初开拓阶段应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即归化城初具规模，作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起，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政府第一次平定噶尔丹叛乱止。
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召集漠北和漠南蒙古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时，王公们一致向康熙帝上书，请求政府派遣更多的旅蒙商贾深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康熙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清政府对旅蒙的商人设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商人必须得到特定批准，到指定的蒙古地区，在当地官吏的监督下进行贸易;同时，经商许可证上要注明商队人数、货物品种、数量以及起程和返程的日期等内容。清政府尽管对旅蒙商人给以种种限制，但毕竟入蒙地经商已合法化，所以中原商人，特别是山西、直隶等地的商人蜂涌而至。于是，内地通过长城沿边道口，循着中原通往蒙古地区的驿道，由近及远，逐渐深入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至更远的唐努乌梁海，以及漠西的古城、迪化、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厄鲁特蒙古地区。这样，通往漠南、漠北、漠西的驼道逐渐拓展、疏通、延长。
乾隆中期以后，清政府对旅蒙商入蒙地的限制进一步松弛，遂使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旺，旅蒙商贾在蒙古地区开始设立永久性的商号。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青海、新疆占领伊犁后，旅蒙商人开辟了一条由前营（乌里雅苏台）到后营（科布多）再到西营（新疆）的“营路”，于是，归化和内地到土默特以及走外路（库伦）与西路（哈密）做蒙古生意的汉商及庄铺买卖字号，都争先恐后到归化城及北部草原地区发展，因而，归化城成了旅蒙商贸易的主要基地，贯通了中原内地与漠西、漠北草原，以及中俄边境的贸易交流，形成了蒙古地区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归化城的旅蒙商把从全国各地贩运来的货物，经归化城运往西北边陲及外蒙古各地销售;再把从外蒙古及西北各省贩运回来的牲畜及畜产品，经归化城转售内地。归化城，充分发挥了商品贸易中转基地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之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使奔走于草原“丝茶驼路”上的旅蒙商人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地位，民族商贸受到严重冲击。进入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铁路、京绥铁路的通车，俄国把对华贸易的中心由蒙古转移到东北。俄商还利用其享有的通商特权，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这种状况使旅蒙商人在对俄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丧失殆尽，也导致了归化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传统边贸中心日趋没落。辛亥革命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再加上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没收了旅蒙商在外蒙古的资产，使旅蒙商遭受了重创，遭此变故。归绥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也于民国十八年关闭歇业。1929年以后，经常往来于草原“丝茶驼路”，承担与西北贸易的商人是归绥的回族驼户。及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后，日本侵略者对驼户的外出经商规定了严格的限制，加之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实行全面封锁政策，出入新疆的贸易皆被封死，从此草原“丝茶驼路”开始衰败。抗战胜利后，通往新疆的驼道又重新开放，归绥和包头的驼商又开辟了新的驼道，继续与西北边陲进行贸易，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
清代至民国时期以归化城为起始点，通往漠北、漠西的草原丝茶驼道各有三条。每条线路上的站段，虽在这几百年中时有变迁，但整条线路走向变化均不大。
通往漠北的三条驼路分别为前营路、后营路、库伦路，其中库伦路中还有 “信杆路”和“大西路”也能至库伦，但这两条路多有逾绕。前营路、后营路、库伦路从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关闭。呼和浩特的驼运就只有走大西北去新疆的古城子（奇台县）路，古城子路有大西路、小西路、新辟路三条。
大西路、小西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直是内地进入新疆的驼运通道;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封锁了边境，内地驼队就另辟出一条走内蒙古的达茂旗、乌拉特旗，然后入宁夏、甘肃，最后进入新疆的新路。这条路主要是由归化城的回族驼工开拓出来的，路途上虽然水草不佳、流沙拥阻、地匪经常出没，但其为沟通内地与西北的商贸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1年以后，由于匪患众多，驼商行至二里子河即绕向西南斜行肃州星星峡，进入新疆境内，再向西北行至哈密，由哈密到达古城子。
草原丝茶驼道并非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古城子止。如库伦路就从库伦向北出境到俄国恰克图，然后沿贝加尔湖再深入到西伯利亚腹地。而古城子路，从古城子向西行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再向西至伊犁，西北至塔尔巴哈台，分别进入俄罗斯境内。故古城子路沟通了内地、呼和浩特和中亚地区。
二、草原丝茶驼道的贸易及货币
清代及民国时期，随着草原丝茶驼道的畅通，从事商业活动的各类商铺遍布阴山南北及草原地带，他们在漠北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建了许多宽敞的店铺、货栈，形成了蒙汉等族进行贸易交换的“买卖城”。当时草原所需货物源源不断集中到归化城、张家口等地，然后再由草原“丝茶驼路”运往漠南、漠北、漠西草原。
商队从归化城起程时，所运货物有茶叶、布匹、绸缎、生烟、麦粉、陶瓷器、金属器皿、佛事用品、日杂用品及家具。从新疆、俄罗斯等地和国家回程时，所运货物有皮皮毛、毛呢、药材、干果以及玉石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货币的需求量和流通量大大增加，呈现出新旧交替、中外混杂的局面。但蒙古地区由于受牧业经济基础、地域环境、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金属货币往往不能适应商品交易的需要。因此，其商业贸易还主要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关系，形成了草原牧区以土布、砖茶、绵羊等作为交换媒介的特殊货币形式，同时，也流通各种货币。
由于草原丝茶驼道商业日趋兴旺发达，旅蒙商队把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相继带入驼道，同时也使许多外国钱币流通到驼道上，成为丝茶驼道上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在清代以前的草原丝路上，已有以银两和铜钱为主等货币流通;入清后，仍流通银两和铜钱;从清代晚期开始出现了银元、铜元。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地方票券如绥远平市官钱局平市票、山西省银行晋钞、归绥市丰业银行票以及外国货币和大盛魁票庄印制的帖子等多种货币流通于草原丝茶驼道上。
三、草原丝茶驼道贸易的历史作用
首先，草原丝茶驼道对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草原丝茶驼道的开拓促进了明代以来蒙汉互市据点的发展，一批新的草原城镇伴随着旅蒙商人的到来而兴起，尤其是作为驿路要冲的归化城、包头城开始成为繁盛的商业城市。
其次，加强了蒙汉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友谊。由于民族贸易往来的密切，加强了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出现了民族迁徙、融合，使阴山南北形成了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
再次，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的北方，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捍卫了西北边陲。草原丝茶驼路的商贸往来，既繁荣了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经济，拉动了当地运输业和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改善了牧民生活，又促进了与中原商品经济和道路交通的发展，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起到了巩固西北边防、维护边疆完整、促进边疆和内地经济互补及发展的作用。同时，丝茶驼路的边境贸易还沟通了与中亚地区的经贸活动，使中国的商贸活动延伸到了俄罗斯，进而拓展到东欧国家，加强了我国同中亚地区、俄罗斯及东欧等国的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的交往。
四、对我区边境贸易发展的启示
（一）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施口岸“大通关”
要把我区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就应发挥我区多口岸和满洲里、二连口岸作为重要国际大通道的优势，把口岸经济变成我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放宽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在土地、税收等方面要给予口岸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努力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和资金参与口岸建设，使投资者在发展口岸经济中获得收益。二是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的模式，整合口岸通关有关的信息网络，建成互联互通，数据共享的口岸物流信息和电子商务平台，为所有口岸部门和企业提供服务。三是进一步优化口岸对外开放环境，制定适合不同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优化口岸征税、收费环境，大力推进口岸管理网络化进程，使口岸管理现代化、科学化，以适应发展口岸经济的需要。
（二）利用口岸优势，发展多种形式的对外贸易
一是积极落实国家鼓励外贸出口的优惠政策，加强关贸、税贸、银贸、汇贸和贸检的联系与协作，为口岸地区多种贸易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二是积极探索在满洲里、二连浩特及我区重点城市开发区内设立对俄蒙出口加工园区，使之与沿边口岸工贸结合，互为联动，共同发展。三是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以产品结构调整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扶持做大具有地区优势的支柱产业。四是加速实施市场多元化、经营主体多元化和贸易多样化方略，在巩固和发展俄罗斯、蒙古市场的同时，开拓包括东欧地区以及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在内的新市场，逐步形成我区进出口、吸引外资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投资多元化的开放格局。五是统筹规划，加快经济园区、口岸城镇化建设进程。
（三） 熟悉俄蒙两国的法律环境与管理体制，规范对俄蒙的经贸合作和境外投资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熟悉俄蒙两国的法律环境与管理体制。一是境外投资主体要分别按照我国和俄罗斯、蒙古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资格和市场准入的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报批手续，确保投资企业合法稳健经营;二是要建立健全商务纠纷制裁机制和信用保险制度环境，为提高企业贸易规模和水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三是研究了解俄蒙方管理体制，做到双方信息对称，尤其是对口岸不对等不匹配影响边境贸易发展要高度重视，予以沟通解决。
（作者单位：1.中共内蒙古党校;2.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责任编辑：康伟
此外，还有一条草原丝路是由祖国北部边陲重镇归化城 （今呼和浩特）、张家口等地，向西北延伸，以沙漠之舟——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通往新疆、外蒙古、俄罗斯的商路，由于运输的货物主要是绸缎、布匹和茶叶等物，所以，将此条草原丝路定名为“丝茶驼道”。
一、草原丝茶驼道的形成及发展
16世纪中叶，俺答汗统领土默特部驻牧丰州滩，统一漠南蒙古各部后，中国北方出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蒙古草原畜牧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关系，以满足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俺答汗顺应民意，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与明廷达成互市共识，进而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俺答封贡”。“封贡”的实现，对促进土默特部以及右翼三万户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归化城成为了明蒙互市中蒙汉贸易的重要集市及晋、陕、蒙、新商业贸易的中介。当时明王朝规定，中原商贾不许深入蒙古腹地贸易，于是每年漠南、漠北、漠西蒙古贵族就自领大批驼队来到归化城购买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同时也出售自带的畜产品。这样，蒙古腹地和归化城之间，就逐步出现了几条或长或短断断续续的驼运栈道，这便是草原“丝茶驼路”的雏型。
清朝初年，在归化城的清军队伍里，出现了专为清军在外地提供军需服务的随军经商的商人。这些商人在康熙中叶康熙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的服务中不断发展壮大，他们除为部队贩运军粮、马匹等军需外，同时还兼做当地的民间生意。所以人们把这些随军流动经商的商贾称作“旅蒙商”。当时“旅蒙商”主要以骆驼为运输工具，一般都是沿古驿站栈道和明代蒙古腹地盟旗来归化城易货的驼路逐水草而开拓前进，足迹遍布漠南、漠北、漠西广大草原。因而草原“丝茶驼路”的最初开拓阶段应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即归化城初具规模，作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起，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政府第一次平定噶尔丹叛乱止。
康熙三十年，清政府召集漠北和漠南蒙古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时，王公们一致向康熙帝上书，请求政府派遣更多的旅蒙商贾深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康熙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清政府对旅蒙的商人设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商人必须得到特定批准，到指定的蒙古地区，在当地官吏的监督下进行贸易;同时，经商许可证上要注明商队人数、货物品种、数量以及起程和返程的日期等内容。清政府尽管对旅蒙商人给以种种限制，但毕竟入蒙地经商已合法化，所以中原商人，特别是山西、直隶等地的商人蜂涌而至。于是，内地通过长城沿边道口，循着中原通往蒙古地区的驿道，由近及远，逐渐深入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至更远的唐努乌梁海，以及漠西的古城、迪化、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厄鲁特蒙古地区。这样，通往漠南、漠北、漠西的驼道逐渐拓展、疏通、延长。
乾隆中期以后，清政府对旅蒙商入蒙地的限制进一步松弛，遂使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旺，旅蒙商贾在蒙古地区开始设立永久性的商号。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青海、新疆占领伊犁后，旅蒙商人开辟了一条由前营（乌里雅苏台）到后营（科布多）再到西营（新疆）的“营路”，于是，归化和内地到土默特以及走外路（库伦）与西路（哈密）做蒙古生意的汉商及庄铺买卖字号，都争先恐后到归化城及北部草原地区发展，因而，归化城成了旅蒙商贸易的主要基地，贯通了中原内地与漠西、漠北草原，以及中俄边境的贸易交流，形成了蒙古地区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归化城的旅蒙商把从全国各地贩运来的货物，经归化城运往西北边陲及外蒙古各地销售;再把从外蒙古及西北各省贩运回来的牲畜及畜产品，经归化城转售内地。归化城，充分发挥了商品贸易中转基地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之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这些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使奔走于草原“丝茶驼路”上的旅蒙商人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地位，民族商贸受到严重冲击。进入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铁路、京绥铁路的通车，俄国把对华贸易的中心由蒙古转移到东北。俄商还利用其享有的通商特权，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这种状况使旅蒙商人在对俄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丧失殆尽，也导致了归化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传统边贸中心日趋没落。辛亥革命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再加上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没收了旅蒙商在外蒙古的资产，使旅蒙商遭受了重创，遭此变故。归绥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也于民国十八年关闭歇业。1929年以后，经常往来于草原“丝茶驼路”，承担与西北贸易的商人是归绥的回族驼户。及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后，日本侵略者对驼户的外出经商规定了严格的限制，加之当时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实行全面封锁政策，出入新疆的贸易皆被封死，从此草原“丝茶驼路”开始衰败。抗战胜利后，通往新疆的驼道又重新开放，归绥和包头的驼商又开辟了新的驼道，继续与西北边陲进行贸易，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
清代至民国时期以归化城为起始点，通往漠北、漠西的草原丝茶驼道各有三条。每条线路上的站段，虽在这几百年中时有变迁，但整条线路走向变化均不大。
通往漠北的三条驼路分别为前营路、后营路、库伦路，其中库伦路中还有 “信杆路”和“大西路”也能至库伦，但这两条路多有逾绕。前营路、后营路、库伦路从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关闭。呼和浩特的驼运就只有走大西北去新疆的古城子（奇台县）路，古城子路有大西路、小西路、新辟路三条。
大西路、小西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直是内地进入新疆的驼运通道;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封锁了边境，内地驼队就另辟出一条走内蒙古的达茂旗、乌拉特旗，然后入宁夏、甘肃，最后进入新疆的新路。这条路主要是由归化城的回族驼工开拓出来的，路途上虽然水草不佳、流沙拥阻、地匪经常出没，但其为沟通内地与西北的商贸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1年以后，由于匪患众多，驼商行至二里子河即绕向西南斜行肃州星星峡，进入新疆境内，再向西北行至哈密，由哈密到达古城子。
草原丝茶驼道并非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古城子止。如库伦路就从库伦向北出境到俄国恰克图，然后沿贝加尔湖再深入到西伯利亚腹地。而古城子路，从古城子向西行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再向西至伊犁，西北至塔尔巴哈台，分别进入俄罗斯境内。故古城子路沟通了内地、呼和浩特和中亚地区。
二、草原丝茶驼道的贸易及货币
清代及民国时期，随着草原丝茶驼道的畅通，从事商业活动的各类商铺遍布阴山南北及草原地带，他们在漠北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建了许多宽敞的店铺、货栈，形成了蒙汉等族进行贸易交换的“买卖城”。当时草原所需货物源源不断集中到归化城、张家口等地，然后再由草原“丝茶驼路”运往漠南、漠北、漠西草原。
商队从归化城起程时，所运货物有茶叶、布匹、绸缎、生烟、麦粉、陶瓷器、金属器皿、佛事用品、日杂用品及家具。从新疆、俄罗斯等地和国家回程时，所运货物有皮皮毛、毛呢、药材、干果以及玉石等。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货币的需求量和流通量大大增加，呈现出新旧交替、中外混杂的局面。但蒙古地区由于受牧业经济基础、地域环境、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金属货币往往不能适应商品交易的需要。因此，其商业贸易还主要是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关系，形成了草原牧区以土布、砖茶、绵羊等作为交换媒介的特殊货币形式，同时，也流通各种货币。
由于草原丝茶驼道商业日趋兴旺发达，旅蒙商队把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相继带入驼道，同时也使许多外国钱币流通到驼道上，成为丝茶驼道上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在清代以前的草原丝路上，已有以银两和铜钱为主等货币流通;入清后，仍流通银两和铜钱;从清代晚期开始出现了银元、铜元。民国时期还有许多地方票券如绥远平市官钱局平市票、山西省银行晋钞、归绥市丰业银行票以及外国货币和大盛魁票庄印制的帖子等多种货币流通于草原丝茶驼道上。
三、草原丝茶驼道贸易的历史作用
首先，草原丝茶驼道对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草原丝茶驼道的开拓促进了明代以来蒙汉互市据点的发展，一批新的草原城镇伴随着旅蒙商人的到来而兴起，尤其是作为驿路要冲的归化城、包头城开始成为繁盛的商业城市。
其次，加强了蒙汉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友谊。由于民族贸易往来的密切，加强了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出现了民族迁徙、融合，使阴山南北形成了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
再次，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的北方，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捍卫了西北边陲。草原丝茶驼路的商贸往来，既繁荣了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经济，拉动了当地运输业和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改善了牧民生活，又促进了与中原商品经济和道路交通的发展，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起到了巩固西北边防、维护边疆完整、促进边疆和内地经济互补及发展的作用。同时，丝茶驼路的边境贸易还沟通了与中亚地区的经贸活动，使中国的商贸活动延伸到了俄罗斯，进而拓展到东欧国家，加强了我国同中亚地区、俄罗斯及东欧等国的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的交往。
四、对我区边境贸易发展的启示
（一）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施口岸“大通关”
要把我区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就应发挥我区多口岸和满洲里、二连口岸作为重要国际大通道的优势，把口岸经济变成我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放宽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在土地、税收等方面要给予口岸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努力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和资金参与口岸建设，使投资者在发展口岸经济中获得收益。二是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的模式，整合口岸通关有关的信息网络，建成互联互通，数据共享的口岸物流信息和电子商务平台，为所有口岸部门和企业提供服务。三是进一步优化口岸对外开放环境，制定适合不同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优化口岸征税、收费环境，大力推进口岸管理网络化进程，使口岸管理现代化、科学化，以适应发展口岸经济的需要。
（二）利用口岸优势，发展多种形式的对外贸易
一是积极落实国家鼓励外贸出口的优惠政策，加强关贸、税贸、银贸、汇贸和贸检的联系与协作，为口岸地区多种贸易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二是积极探索在满洲里、二连浩特及我区重点城市开发区内设立对俄蒙出口加工园区，使之与沿边口岸工贸结合，互为联动，共同发展。三是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以产品结构调整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扶持做大具有地区优势的支柱产业。四是加速实施市场多元化、经营主体多元化和贸易多样化方略，在巩固和发展俄罗斯、蒙古市场的同时，开拓包括东欧地区以及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在内的新市场，逐步形成我区进出口、吸引外资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投资多元化的开放格局。五是统筹规划，加快经济园区、口岸城镇化建设进程。
（三） 熟悉俄蒙两国的法律环境与管理体制，规范对俄蒙的经贸合作和境外投资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熟悉俄蒙两国的法律环境与管理体制。一是境外投资主体要分别按照我国和俄罗斯、蒙古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资格和市场准入的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报批手续，确保投资企业合法稳健经营;二是要建立健全商务纠纷制裁机制和信用保险制度环境，为提高企业贸易规模和水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三是研究了解俄蒙方管理体制，做到双方信息对称，尤其是对口岸不对等不匹配影响边境贸易发展要高度重视，予以沟通解决。
（作者单位：1.中共内蒙古党校;2.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