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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17日。
这天，对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史检察长来说，是最忙碌的日子。
他听完办案人员的汇报，马上召开检察委员会，随后又拨通了市检察院的电话。下午2点，北京市检察院领导听取了他的汇报，当即决定：管案由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尽快与管志诚本人接触。
4月18日下午，检察官与管志诚第一次交锋。
管志诚，不愧为驰骋疆场的老手。在检察官面前，他竟然喧宾夺主，侃侃而谈。
“对你们的做法，我非常理解！如果掉个个儿，我也会这样。”
“在我几十年的工作中，有成绩；但对我个人来讲，更多的是看到了失误与不足——知耻近乎勇嘛！”
检察官：“你所说的失误与不足，具体指什么？”
管：“这是再明了不过的问题。钢材紧俏，我又是管钢材的；经营中既然给对方带来了利益，什么请客呀，送礼呀，自然免不了，搞得你难以招架。”
检察官：“送什么礼？你是什么态度？”
管：“无非是些烟、酒什么的，也还有海参、对虾之类。我的态度嘛，是‘拒’字当头，实在拒不了的，只好一个字：收！共产党员嘛，必须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
……
两个小时过去了。
管志诚一直在跟检察官兜圈子。
检察官：“你还是谈谈宏城吧！”
管：“啊，闹了半天，你们是要我谈宏城实业部呀。怎么不早说？宏城的情况非常好谈，揣着掖着，毫无必要！”接着，他就谈开了宏城贸易实业部的人和事。
十几个回合过去了，时间也过去了几个小时，管就是不谈实质问题。
检察官：“1988年9月，宏城有一笔7万元现金，是不是到了你手里？”
管：“7万？7万现金的事嘛……我，我，我没印象了……”
检察官：“到底是拿了，还是没拿？”
方才还是兴致勃勃、眉飞色舞的管志诚，顿时脸白、气短，一下子出溜到了凳子底下。法警上前将其扶回到凳子上。
检察官：“管志诚！什么意思？”
管：“我……我……心脏……病犯……犯了……”
已是深夜，检察官、法警赶紧用车将管志诚拉到第六医院急诊室。经医师认真检查、测试，很快得出结果：无心脏病急性发作迹象。
无病装病，检察官心里更有了底。审讯继续进行。
管志诚再也没得可退了。他一脸窘态，满腹愁肠。只好承认这笔钱是他收下的。并哀求：
“求求你，帮我个忙，让我过了这一关，十万、二十万你拿去……”
此时，摆在检察官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他到底把钱放到哪里去了呢？问他这个问题，他一会儿说买房子了，一会儿又说借给别人了，甚至屡供屡翻，检察官追问急了，他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不开口了。在管志诚口供多变的情况下，如不及时获取7万余元的全部证据，案件的侦破，很可能就会夭折。
根据管志诚的家庭情况，检察官分析这7万多块钱在他老婆手里的情况比较小。于是，检察官兵分两路，追查赃款去向。
一路人马依法对管志诚的办公室搜查。办公室里显得很乱，文件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室内除了一些鹿茸、高级茶叶以及一些补品、补药以外没有一分钱。更没有提供7万元下落的证据，一打开抽屉明显的看出都整理过了。很显然，管志诚有了一定的准备，在案发前做了充足的清理工作。
一路人马对管志诚家进行搜查。只搜到1300元的现金和小额的存款单，再就是一台彩电，可能是有人送的，毯子、地毯，都没怎么动，在他家里的搜查也没有什么效果。
根据搜查和审讯的情况，检察官决定暂停对管志诚的讯问，把主攻方向对准知情人于惠荣和管晓娣，希望从她们那打开缺口，拓宽侦查路子，摸清赃款去向。
于惠荣篇：攻其心理 防线崩塌
4月26日，检察院对于惠荣采取了强制措施。经审讯，于惠荣供认了1988、1989两年在给客户发运钢材过程中，管志诚“吃车皮”的部分犯罪事实。
检察官们又苦口婆心地做管志诚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据工作人员交待，管志诚被传讯的头一天，即4月17日，于惠荣、杨娣曾从管志诚的办公室，提走了一些东西。
检察官再问于惠荣，于先是矢口否认4月17日曾去过管的办公室，后来虽然承认去了，并提走了一只密码箱，但又说密码箱是她自己的，里边尽装了一些信件、废纸。
检察官：“你怎么处理了？”
于：“第二天一早，我把箱子拎到房后的小河边，烧掉箱内的东西，箱子放在了我母亲家。”
检察官对于惠荣的住处及其母亲家进行了搜查，结果是：既无赃款、赃物，又无箱子！
撒网无鱼。不是网小，就是鱼深。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检察官对于惠荣母亲家进行第二次搜查。
搜查，是一种劳动，又是一项技术，更是一门学问。这次搜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检察官们进得屋来，光看不动，光想不问，桌、柜、床、凳，尽管在眼前统统流过，最后，把视点停在阳台上的那只破筐上。犹如居里夫人看到镭一样。“搬出来！倒地上！”随后，一只密码箱出来了。
打开密码箱，里边有银行存单，有现金，还有金银首饰等，折合人民币达30余万元。在20余万元的存单中，存在管志诚名下的有4万。现金中，有美金3600元，港币3万元。
密码箱之谜被揭开，无疑使案件的侦破工作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
杨娣篇：一波三折 有惊无险
于惠荣的审讯进行的还相对顺利，然而，对另一个重要知情人——杨娣的追查工作，却陷入了困境。人，哪去了？
杨娣与管志诚的特殊关系，使他们的犯罪手段更加进化了一步。在管志诚收受宏城公司7万余元现金时，杨娣既是在场人的见证人又是签字人。作为管志诚经销钢材过程中的秘书兼业务经理，杨娣是此案的重要知情人，她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于惠荣。特别是发现她与管志诚姘居之用的秘密住所——一处二居室住房之后，检察官们更加认定，管杨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随着案件一步一步地调查，检察官从北钢纪检处提供的情况中得知，管志诚在石景山区古城南里5号楼有一套秘密住房，这是管志诚和杨娣二人姘居的地方。 经过调查，这套住房是管志诚于1988年11月用4.5万元从私人手中购买的。根据居委会反映，管志诚被传讯的那天，杨娣曾在屋里烧过东西，当时烟很大，还被误认为是火灾。从那天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的踪影。
为了查明杨娣的下落，速将这个重大关系人缉捕归案，在侦查小组紧急会议上，史检察长同意大家的意见：“拓宽侦查渠道，确定主攻方向，瞄准旁系亲属，组织攻坚战役。”
张某某。杨娣的二姐夫。检察官们在他身上投入了极大心血。几天下来，他吐了实情：从4月20日至5月2日，他替杨娣保管过五只密码箱，存放在他大姐夫姜某某家。
凌晨，检察官们驱车赶到姜家，分别从姜家和姜的亲属家起获了五只密码箱。
箱内，不但放有价值十几万元的钱物，还有若干票据、合同书以及印鉴等。
这是管志诚批售钢材过程中实施重大犯罪活动的有力佐征！
然而，杨娣，她哪儿去了呢？
检察官们根据姜某某提供的情况，火速追到了姜的二姐家。姜的二姐不知出了什么事：“她来我家住了二十多天呢。”
问：现在哪去了？
答：不清楚。
问：什么时候离开这的？
答：昨天上午。
——线，断了。
鸟儿飞过有影儿。她杨娣是孙猴子不成！检察官偏偏不信这个邪！
大海捞针。只有捞，而且必须捞到。
女助检员刘秀荣带着首钢的苏忠、康新奇几个人找到了杨娣亲生父母的家。
那天，夜已深。杨娣亲妈云山雾罩地说，当时管志诚住他们家楼上，她怎么照顾管志诚。“后来，管志诚就认了我女儿为干姑娘，并改名换姓，叫管晓娣了。”
杨娣她爸叫杨玉玺，看上去是一位老实巴交的人。问他杨娣的下落，结果杨玉玺他们两口子都说不知道。后来在刘秀荣的追问下，她们得知了杨娣姐姐的住处。
事不宜迟，刘秀荣等三人又火速前往杨娣亲姐夫家去，到他姐夫家以后，首钢的苏忠跟老康特别细心，在墙上的挂历上，偶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BP机号，他们觉得这个BP机号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就记在心上了。
他们把这个BP机号拿回来，经济科长王力当夜就呼这个号，结果意外地把杨娣的另一个姐夫张维军给呼来了。
张维军到检察院什么都不承认，不承认接触过杨娣。经过两天三夜的政策攻心，张维军交代了曾在4月20号至5月2号，替杨娣保管过5只密码箱，此后又把箱子转移到杨娣的另一个姐夫江广源家里。
5月17号凌晨，检察官们连续作战，从江广源及其他的亲属家里，起获了这5只密码箱。密码箱里藏有10几万的钱物、票据、印章、合同书和一些金银首饰。这些东西，为证实管志诚伙同杨娣利用出售钢材索贿受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检察官们同时得知，杨娣托江广源在首都机场工作的妹妹买了一张飞机票。杨娣飞广州了。就这样，到手的线索又溜掉了。
年龄只有20多岁的杨娣，虽然跟随管志诚在沿海开放城市闯荡了几回，但在南方各省，她并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她能到广州投奔谁呢？检察官就是追到了广州，在茫茫人海里，没有一点线索。要想找到一个杨娣，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吗？
正当检察官们对杨娣线索无可奈何的时候，却偶然间在杨娣姐夫的钱包里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旁边写的是广州流花宾馆赵利平，检察官们就问他，这个电话号码是哪的？他说是内蒙的。检察官们说这个电话号码是广东的，怎么会是内蒙的呢？他后来就说，我在内蒙认识一个广东人，他到东北去打猎，所以我们就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他说我要是去广东，有机会就找他。检察官们围绕这个，觉得是一个疑问，是一个重大的线索。经仔细辨认，这张纸条是杨娣亲笔所写，很有可能是杨娣留下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关于赵利平，检察官在办案时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与管志诚、杨娣关系十分密切，杨娣在南方各省没有任何亲人，检察官们分析她很有可能是投奔赵去的。这又给检察官追捕杨娣带来了一线希望。
这天，对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史检察长来说，是最忙碌的日子。
他听完办案人员的汇报，马上召开检察委员会，随后又拨通了市检察院的电话。下午2点，北京市检察院领导听取了他的汇报，当即决定：管案由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尽快与管志诚本人接触。
4月18日下午，检察官与管志诚第一次交锋。
管志诚，不愧为驰骋疆场的老手。在检察官面前，他竟然喧宾夺主，侃侃而谈。
“对你们的做法，我非常理解！如果掉个个儿，我也会这样。”
“在我几十年的工作中，有成绩；但对我个人来讲，更多的是看到了失误与不足——知耻近乎勇嘛！”
检察官：“你所说的失误与不足，具体指什么？”
管：“这是再明了不过的问题。钢材紧俏，我又是管钢材的；经营中既然给对方带来了利益，什么请客呀，送礼呀，自然免不了，搞得你难以招架。”
检察官：“送什么礼？你是什么态度？”
管：“无非是些烟、酒什么的，也还有海参、对虾之类。我的态度嘛，是‘拒’字当头，实在拒不了的，只好一个字：收！共产党员嘛，必须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
……
两个小时过去了。
管志诚一直在跟检察官兜圈子。
检察官：“你还是谈谈宏城吧！”
管：“啊，闹了半天，你们是要我谈宏城实业部呀。怎么不早说？宏城的情况非常好谈，揣着掖着，毫无必要！”接着，他就谈开了宏城贸易实业部的人和事。
十几个回合过去了，时间也过去了几个小时，管就是不谈实质问题。
检察官：“1988年9月，宏城有一笔7万元现金，是不是到了你手里？”
管：“7万？7万现金的事嘛……我，我，我没印象了……”
检察官：“到底是拿了，还是没拿？”
方才还是兴致勃勃、眉飞色舞的管志诚，顿时脸白、气短，一下子出溜到了凳子底下。法警上前将其扶回到凳子上。
检察官：“管志诚！什么意思？”
管：“我……我……心脏……病犯……犯了……”
已是深夜，检察官、法警赶紧用车将管志诚拉到第六医院急诊室。经医师认真检查、测试，很快得出结果：无心脏病急性发作迹象。
无病装病，检察官心里更有了底。审讯继续进行。
管志诚再也没得可退了。他一脸窘态，满腹愁肠。只好承认这笔钱是他收下的。并哀求：
“求求你，帮我个忙，让我过了这一关，十万、二十万你拿去……”
此时，摆在检察官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他到底把钱放到哪里去了呢？问他这个问题，他一会儿说买房子了，一会儿又说借给别人了，甚至屡供屡翻，检察官追问急了，他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不开口了。在管志诚口供多变的情况下，如不及时获取7万余元的全部证据，案件的侦破，很可能就会夭折。
根据管志诚的家庭情况，检察官分析这7万多块钱在他老婆手里的情况比较小。于是，检察官兵分两路，追查赃款去向。
一路人马依法对管志诚的办公室搜查。办公室里显得很乱，文件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室内除了一些鹿茸、高级茶叶以及一些补品、补药以外没有一分钱。更没有提供7万元下落的证据，一打开抽屉明显的看出都整理过了。很显然，管志诚有了一定的准备，在案发前做了充足的清理工作。
一路人马对管志诚家进行搜查。只搜到1300元的现金和小额的存款单，再就是一台彩电，可能是有人送的，毯子、地毯，都没怎么动，在他家里的搜查也没有什么效果。
根据搜查和审讯的情况，检察官决定暂停对管志诚的讯问，把主攻方向对准知情人于惠荣和管晓娣，希望从她们那打开缺口，拓宽侦查路子，摸清赃款去向。
于惠荣篇：攻其心理 防线崩塌
4月26日，检察院对于惠荣采取了强制措施。经审讯，于惠荣供认了1988、1989两年在给客户发运钢材过程中，管志诚“吃车皮”的部分犯罪事实。
检察官们又苦口婆心地做管志诚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据工作人员交待，管志诚被传讯的头一天，即4月17日，于惠荣、杨娣曾从管志诚的办公室，提走了一些东西。
检察官再问于惠荣，于先是矢口否认4月17日曾去过管的办公室，后来虽然承认去了，并提走了一只密码箱，但又说密码箱是她自己的，里边尽装了一些信件、废纸。
检察官：“你怎么处理了？”
于：“第二天一早，我把箱子拎到房后的小河边，烧掉箱内的东西，箱子放在了我母亲家。”
检察官对于惠荣的住处及其母亲家进行了搜查，结果是：既无赃款、赃物，又无箱子！
撒网无鱼。不是网小，就是鱼深。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检察官对于惠荣母亲家进行第二次搜查。
搜查，是一种劳动，又是一项技术，更是一门学问。这次搜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检察官们进得屋来，光看不动，光想不问，桌、柜、床、凳，尽管在眼前统统流过，最后，把视点停在阳台上的那只破筐上。犹如居里夫人看到镭一样。“搬出来！倒地上！”随后，一只密码箱出来了。
打开密码箱，里边有银行存单，有现金，还有金银首饰等，折合人民币达30余万元。在20余万元的存单中，存在管志诚名下的有4万。现金中，有美金3600元，港币3万元。
密码箱之谜被揭开，无疑使案件的侦破工作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
杨娣篇：一波三折 有惊无险
于惠荣的审讯进行的还相对顺利，然而，对另一个重要知情人——杨娣的追查工作，却陷入了困境。人，哪去了？
杨娣与管志诚的特殊关系，使他们的犯罪手段更加进化了一步。在管志诚收受宏城公司7万余元现金时，杨娣既是在场人的见证人又是签字人。作为管志诚经销钢材过程中的秘书兼业务经理，杨娣是此案的重要知情人，她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于惠荣。特别是发现她与管志诚姘居之用的秘密住所——一处二居室住房之后，检察官们更加认定，管杨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随着案件一步一步地调查，检察官从北钢纪检处提供的情况中得知，管志诚在石景山区古城南里5号楼有一套秘密住房，这是管志诚和杨娣二人姘居的地方。 经过调查，这套住房是管志诚于1988年11月用4.5万元从私人手中购买的。根据居委会反映，管志诚被传讯的那天，杨娣曾在屋里烧过东西，当时烟很大，还被误认为是火灾。从那天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的踪影。
为了查明杨娣的下落，速将这个重大关系人缉捕归案，在侦查小组紧急会议上，史检察长同意大家的意见：“拓宽侦查渠道，确定主攻方向，瞄准旁系亲属，组织攻坚战役。”
张某某。杨娣的二姐夫。检察官们在他身上投入了极大心血。几天下来，他吐了实情：从4月20日至5月2日，他替杨娣保管过五只密码箱，存放在他大姐夫姜某某家。
凌晨，检察官们驱车赶到姜家，分别从姜家和姜的亲属家起获了五只密码箱。
箱内，不但放有价值十几万元的钱物，还有若干票据、合同书以及印鉴等。
这是管志诚批售钢材过程中实施重大犯罪活动的有力佐征！
然而，杨娣，她哪儿去了呢？
检察官们根据姜某某提供的情况，火速追到了姜的二姐家。姜的二姐不知出了什么事：“她来我家住了二十多天呢。”
问：现在哪去了？
答：不清楚。
问：什么时候离开这的？
答：昨天上午。
——线，断了。
鸟儿飞过有影儿。她杨娣是孙猴子不成！检察官偏偏不信这个邪！
大海捞针。只有捞，而且必须捞到。
女助检员刘秀荣带着首钢的苏忠、康新奇几个人找到了杨娣亲生父母的家。
那天，夜已深。杨娣亲妈云山雾罩地说，当时管志诚住他们家楼上，她怎么照顾管志诚。“后来，管志诚就认了我女儿为干姑娘，并改名换姓，叫管晓娣了。”
杨娣她爸叫杨玉玺，看上去是一位老实巴交的人。问他杨娣的下落，结果杨玉玺他们两口子都说不知道。后来在刘秀荣的追问下，她们得知了杨娣姐姐的住处。
事不宜迟，刘秀荣等三人又火速前往杨娣亲姐夫家去，到他姐夫家以后，首钢的苏忠跟老康特别细心，在墙上的挂历上，偶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BP机号，他们觉得这个BP机号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就记在心上了。
他们把这个BP机号拿回来，经济科长王力当夜就呼这个号，结果意外地把杨娣的另一个姐夫张维军给呼来了。
张维军到检察院什么都不承认，不承认接触过杨娣。经过两天三夜的政策攻心，张维军交代了曾在4月20号至5月2号，替杨娣保管过5只密码箱，此后又把箱子转移到杨娣的另一个姐夫江广源家里。
5月17号凌晨，检察官们连续作战，从江广源及其他的亲属家里，起获了这5只密码箱。密码箱里藏有10几万的钱物、票据、印章、合同书和一些金银首饰。这些东西，为证实管志诚伙同杨娣利用出售钢材索贿受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检察官们同时得知，杨娣托江广源在首都机场工作的妹妹买了一张飞机票。杨娣飞广州了。就这样，到手的线索又溜掉了。
年龄只有20多岁的杨娣，虽然跟随管志诚在沿海开放城市闯荡了几回，但在南方各省，她并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她能到广州投奔谁呢？检察官就是追到了广州，在茫茫人海里，没有一点线索。要想找到一个杨娣，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吗？
正当检察官们对杨娣线索无可奈何的时候，却偶然间在杨娣姐夫的钱包里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旁边写的是广州流花宾馆赵利平，检察官们就问他，这个电话号码是哪的？他说是内蒙的。检察官们说这个电话号码是广东的，怎么会是内蒙的呢？他后来就说，我在内蒙认识一个广东人，他到东北去打猎，所以我们就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他说我要是去广东，有机会就找他。检察官们围绕这个，觉得是一个疑问，是一个重大的线索。经仔细辨认，这张纸条是杨娣亲笔所写，很有可能是杨娣留下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关于赵利平，检察官在办案时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与管志诚、杨娣关系十分密切，杨娣在南方各省没有任何亲人，检察官们分析她很有可能是投奔赵去的。这又给检察官追捕杨娣带来了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