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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历史变故，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不仅葬送了数千名无辜百姓的生命，而且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受其影响，全球性的政治格局会重新调整，国家间的战争模式会出现变化，世界上的文化关系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预测这一势态所可能发生的影响，不仅可以使我们明确自己的国际行为，而且可以使整个人类变得更加成熟起来。
一、政治影响：“后冷战格局”?
2001年初，当小布什凭借那富有争议的竞选结果而坐上头号世界强国的总统宝座后，便立即显示出“鹰派”政治家的强硬姿态。上台第二天，他便下令轰炸伊拉克。接下来，他一方面拒绝在有关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东京议定书上签字，一方面坚持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退出苏美原来制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他纵容以色列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屠杀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民众。在日本问题上，他听任代表右翼势力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中美撞机事件中，他也曾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总之，他给人的最初印象并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领袖，倒像是一个动不动就要拔枪的西部牛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呢?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9·11事件”的外部诱因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必须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左、右势力说起。
我们知道，自启蒙主义以降，西方人一向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其公开追求的社会理想。然而细加分析，又不难看出，“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矛盾的。这一矛盾便造成了一般民主国家左、右政党的派别之争。一般说来，左派政党更加强调“平等”和“博爱”；而右派政党则更加重视“自由”。表现在政治上，“左派”主张人人平等，“右派”主张贵贱有别；“左派”关心社会公正，“右派”关心个人自由。表现在经济上，“左派”主张国家控制，“右派”主张自由竞争；“左派”提倡高税收、高福利，“右派”提倡低税收、低福利。表现在文化上，“左派”强调世界性，“右派”强调民族性；“左派”关心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右派”关心主体民族和社会精英。表现在教育上，“左派”主张国家办学，“右派”主张私人办学；“左派”强调人人获得教育的平等机会，“右派”主张通过竞争来分配教育资源。表现在国防上，“左派”反对强权，推行绥靖政策；“右派”加强军备，强调实力外交；因而“左派”被视为“鸽派”，“右派”被视为“鹰派”……说到底，凡是为了“平等”和“博爱”而牺牲“自由”者，一律可称之为“左派”；凡是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博爱”者，一律可称之为“右派”。
笼统地看，“平等”、“博爱”和“自由”都是值得追求的价值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之中，这种“左”、“右”政见的极端性发展又都可能导致消极的影响：过分强调自由，便可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则会陷入两极分化，甚至弱肉强食的局面；过分强调平等和博爱，可以限制两极分化，但社会在保持平等的同时又会失去竞争的活力，甚至出现“吃大锅饭”的情景。历史上，希特勒认为日尔曼人比其他民族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效率，因而有权力通过自由竞争甚至武力征服而将其他民族淘汰出局，所以属于“右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中所出现的无计划状态，反对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行为，因而被视为“左派”。
考察西方的当代政治，不难发现，左右政党轮流执政是常有的事情。每当左派政党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右派政党便会取而代之，以相反的面目出现，来推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反之亦然。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左、右政党不仅相互竞争，而且相互牵制，唯其如此，社会的发展才不会走向极端和片面。
不仅政党有左右之分，政府有左右之分，社会传统也有左右之别。两德统一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如果需要在平等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多数的东部人宁愿选择平等，而多数西部人则宁愿选择自由。这说明原社会主义阵营较之资本主义阵营更具左派传统。而在欧洲大陆与英、美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到，相对而言，前者有着左派传统，后者有着右派倾向。据估计，美国的百万富翁已达到900万名之多，与此同时，每8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官方认定的贫困线以下。与之相反的是，欧洲没有那么多百万富翁，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穷人；没有那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遭劫被抢的危险。与此同时，在社会保障、教育体系、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欧洲大陆都与英、美两国有着不尽相同的措施和传统。
从表面上看，左右政党体现的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实际上，在这些理念背后又潜藏着不同的现实利益。就阶级而言，“左派”政党更多地体现了广大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现实利益，而“右派”政党更多地代表了大资产者和社会精英的现实利益。就国家而言，“左派”传统更多地体现了弱小国家和贫穷国家的现实利益；“右派”传统则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军事强国的现实利益。以此而论，我们便不难理解东德与西德、欧洲大陆与英美两国在政治传统上的左右区别了。
自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全球性的左右牵制便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本来，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它的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有右派倾向的各项政策便对世界产生着更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代表右派共和党势力的小布什和以色列代表右派利库德集团势力的沙龙的同时上台，便使这种影响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中东局势便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本来，在具有左派色彩的克林顿和巴拉克时代，“巴以和谈”尽管步履维艰，但总还有些朦胧的希望。可是当小布什的“鹰派”政策和沙龙的“强硬路线”一拍即合后，以色列人便可以“自由”地拿起武器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一种疑问：如果小布什在竞选中输给了戈尔，“9·11事件”会发生么?当然了，我们绝对不想为恐怖分子开脱罪责。而且策划如此之大的破坏事件，也绝非短短几个月的准备就能奏效的。但是，当一些人能够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以一种同归于尽的决心驾着飞机去撞大楼的事件发生之后，作为美国总统的小布什除了骂他们是“胆小鬼”之外，是不是也应该从自己的身上找一找原因呢?
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是不会对自己以往所采取的“单边主义”的“鹰式”外交政策进行公开检讨的。它会一方面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武力镇压，一方面对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共产党国家采取适当的怀柔政策。前不久，小布什公开表示在不妨碍以色列安全的前提下同意成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和对中国“前倨后恭”的态度转变便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战争爆发后，小布什的民意指数曾一度飙升，但在此事过去之后，共和党，乃至所有美国选民都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反思以往的对外政策。说到底，仅仅依靠实力的强权主义外交，仍然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是有效的，但“9·11事件”似乎表明，它的效果又是有限的。
因此，在对此一事件的反思过程中，不仅在美国左翼的民主党很可能在下届竞选中重新上台，而且全世界民主国家中的左翼政党也会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使已经形成的“社会民主党国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然了，历史只会反复而不可能重复，这种“向左转”的新的发展方向并不会重新回到“冷战”时代去，但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弱势群体和弱小民族的重视将会增强。这是一种新的、趋向于左右平衡的“后冷战时代”的真正到来。
二、军事影响：“超限度战争”?
回过头来分析，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人选择了小布什，也便选择了小布什所倡导的“右派”政策，这其中必然是有原因的。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里，美国的对外政策一路绿灯，美国的经济也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的信心大增，认为这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凭借自己无可匹敌的超级势力，要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了。的确，美国的武器装备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这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以先进的科技水平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的。80年代，美国的国防经费高达3.2兆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各国国民经济排行榜的第13位。到了90年代，这一数字有增无减，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因此，美国人有理由相信，一旦更为先进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建成后，别的国家之于美国，更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但是，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就在美国的科学家们在高精尖技术上大作文章的时候，几个比西部牛仔更加野蛮的恐怖分子用最为原始的武器在这个超级大国的心脏上结结实实地捅了一刀，使他们看到了比好莱坞电影更加真实的恐怖场面。小布什立即宣布：这不是单纯的恐怖行为，而是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他一时半会儿却找不到宣战的对手。或许，战争的形式从此真的发生了变化，所谓“超限战”来临了?
“超限战”这个词，来源于两位中国军人撰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其大意是说，高科技的发展为战争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力量日益悬殊，因而以国家为单位的军事对抗会越来越少；一方面，个人运用科技手段而造成破坏的程度日益加大，从而少数集团或恐怖组织介入战争的可能越来越大。在实力上，这将是一种不对等的战争，战争的一方可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另一方则可能是一个恐怖组织、社会团体，甚至个人。在信息上，这将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战争的一方可能对另一方了如指掌，而另一方对这一方则可能一无所知。在手段上，这将是一种没有固定战场、没有固定边界、没有固定武器、没有固定手法、没有固定原则的战争，也就是说，以往人类为战争所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将被打破……在这种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经济实力和科技手段，而且也包括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别出心裁的怪招。这些怪招，可能会伤及无辜百姓的生命，也可能会使超级大国防不胜防。在这种战争中，想象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从而使“恐怖”不仅成为一种结果，其本身也便成了一种武器。在这种战争面前，原子弹可能会变得无用武之地，“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变得不堪一击。
这是人类报复心和仇恨感的空前释放，它的示范效应将使得世界更为不安全、不稳定。显然，用武力的方式来杜绝这种恐怖行为是必要的、有效的，但同时又是有限的。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将被他们视为嫌疑犯的本·拉登绳之以法；但是后天，却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第若干个本·拉登。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制造出防止炭疽病的疫苗；但是后天，却难保不会出现更新品种的病菌邮件。因此，更为重要的，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已有的恐怖分子，不是在技术上杜绝已有的恐怖手段，而是从根本上消除恐怖和仇恨的根源。从长远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可能会改变国际间仅仅依靠武力威慑而获得自身安全的原有思路，甚至不得不使世界各国，尤其是超级大国重新考虑“安全”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用于军备竞赛的资金会减少，用于防范恐怖活动的经费会增加，而国际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的传统理论也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三、文化影响：“文化的冲突”?
什么样的学说能够代替“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的传统理论呢?或许，“文化政治”的理论有这种可能。
1993年，美国资深国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事物》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也随即转载并展开争鸣。亨廷顿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认为自近代国际制度出现以来，导致人类大规模战争的原因曾经出现过阶段性的嬗变：先由君主之间的冲突转移到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再由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群体之间的冲突。第二，“冷战”之后，“新的世界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物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争斗线”。第三，在可见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家国家之间。
或许是出于爱好和平的美好愿望，或许是不愿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置于与处在强势地位的基督教文化对立冲突的理论构架之中，亨廷顿的观点在华人学者之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认可和赞同，相反的，批评与讨伐却不绝于耳，《文明的冲突?》甚至被视为一篇宣扬文化冲突的反面教材。细加分析，争鸣的双方自然有各自的学理和现实根据，但在这些根据的背后，几乎也隐藏着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治学态度上的重大差异：前者常常从意愿出发，重在寻找符合主观意愿的理论依据；后者往往从现实出发，重在考虑现实矛盾中的利益格局。其实，亨廷顿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并不认为文明冲突是好事，只是探讨将来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而已。”不幸的是，“9·11事件”的发生，似乎证明了亨氏的预言。
尽管西方国家一再宣称，目前的冲突绝不是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冲突，而是整个人类的价值标准与少数恐怖分子之间的冲突。然而无论如何，“9·11事件”发生后，人们不得不更加重视文化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在亨廷顿看来，文化之所以会成为引发冲突的原因，是由于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族群难以在价值系统上相互沟通，从而形成彼此的认同感。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尚存的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等七八种主要的文化群体之间的磨擦，并认为这其中西方与伊斯兰和儒家之间的冲突将占据主导地位。
应该承认，亨廷顿的上述分析是冷静的、客观的、有一定道理的，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无法令人认同的。首先，从“质”上讲，他只看到了不同文化族群间差异和冲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没有看到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在现代文明中长期共存、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次，从“量”上讲，他没有进一步区分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文化和作为非宗教的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价值系统上相异的程度和可融合的差异度。这两点，便决定了他仍然是以“鹰派”政治学者实用主义的强硬态度来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出谋划策：“促进本身的东欧和拉丁美洲社会融入西方；促进并维系跟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避免把地区性文明间的冲突逐步升级为异文明间的主要战争；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放缓削减西方军事力量的步伐，并保持西方在东亚与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支持与西方价值和利益相投的其他文明群；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且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显然，在这一战略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国家”被置于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敌对的立场上。
在此，我们无法左右美国政府是否会按照亨廷顿的思路去行事，我们也不想以宣传或讨好的言论来改变亨廷顿的立场。以同样冷静的眼光看待这种文化的冲突，我们认为：从“质”上讲，在当今世界上，儒家文化和伊期兰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价值系统上的差异甚至冲突，但在新的“安全”概念下，这种冲突的解决不应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武力征服的手段，而应在冲突中学会相互忍让与和解。从“量”上讲，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不同于一神教的伊斯兰文化，也没有崇尚武力的民族传统，这使得它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没有那么强烈，也不大会使用恐怖性的报复手段。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虽然不太容易使其民族成员为某种超验的信仰内容而放弃感性的肉体生命，去从事开着飞机撞大楼之类的恐怖行为；但却可以使其以既勤俭又勤奋的工作态度去进行发财致富的努力。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处理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等国际问题上出现失误，便很有可能与部分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处于敌对状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国家”虽不大可能与西方人在战场上进行武力较量，却很有可能成为他们在商场上的竞争对手。从国家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家冲突、摩擦的规模越大、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的经济形势；从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家冲突、摩擦的过程，既是中国发展建设国家经济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学会相互尊重、彼此融合的过程。
一、政治影响：“后冷战格局”?
2001年初，当小布什凭借那富有争议的竞选结果而坐上头号世界强国的总统宝座后，便立即显示出“鹰派”政治家的强硬姿态。上台第二天，他便下令轰炸伊拉克。接下来，他一方面拒绝在有关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东京议定书上签字，一方面坚持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退出苏美原来制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他纵容以色列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屠杀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民众。在日本问题上，他听任代表右翼势力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中美撞机事件中，他也曾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总之，他给人的最初印象并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领袖，倒像是一个动不动就要拔枪的西部牛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呢?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9·11事件”的外部诱因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必须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左、右势力说起。
我们知道，自启蒙主义以降，西方人一向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其公开追求的社会理想。然而细加分析，又不难看出，“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矛盾的。这一矛盾便造成了一般民主国家左、右政党的派别之争。一般说来，左派政党更加强调“平等”和“博爱”；而右派政党则更加重视“自由”。表现在政治上，“左派”主张人人平等，“右派”主张贵贱有别；“左派”关心社会公正，“右派”关心个人自由。表现在经济上，“左派”主张国家控制，“右派”主张自由竞争；“左派”提倡高税收、高福利，“右派”提倡低税收、低福利。表现在文化上，“左派”强调世界性，“右派”强调民族性；“左派”关心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右派”关心主体民族和社会精英。表现在教育上，“左派”主张国家办学，“右派”主张私人办学；“左派”强调人人获得教育的平等机会，“右派”主张通过竞争来分配教育资源。表现在国防上，“左派”反对强权，推行绥靖政策；“右派”加强军备，强调实力外交；因而“左派”被视为“鸽派”，“右派”被视为“鹰派”……说到底，凡是为了“平等”和“博爱”而牺牲“自由”者，一律可称之为“左派”；凡是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博爱”者，一律可称之为“右派”。
笼统地看，“平等”、“博爱”和“自由”都是值得追求的价值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之中，这种“左”、“右”政见的极端性发展又都可能导致消极的影响：过分强调自由，便可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则会陷入两极分化，甚至弱肉强食的局面；过分强调平等和博爱，可以限制两极分化，但社会在保持平等的同时又会失去竞争的活力，甚至出现“吃大锅饭”的情景。历史上，希特勒认为日尔曼人比其他民族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效率，因而有权力通过自由竞争甚至武力征服而将其他民族淘汰出局，所以属于“右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中所出现的无计划状态，反对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行为，因而被视为“左派”。
考察西方的当代政治，不难发现，左右政党轮流执政是常有的事情。每当左派政党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右派政党便会取而代之，以相反的面目出现，来推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反之亦然。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左、右政党不仅相互竞争，而且相互牵制，唯其如此，社会的发展才不会走向极端和片面。
不仅政党有左右之分，政府有左右之分，社会传统也有左右之别。两德统一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如果需要在平等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多数的东部人宁愿选择平等，而多数西部人则宁愿选择自由。这说明原社会主义阵营较之资本主义阵营更具左派传统。而在欧洲大陆与英、美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到，相对而言，前者有着左派传统，后者有着右派倾向。据估计，美国的百万富翁已达到900万名之多，与此同时，每8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官方认定的贫困线以下。与之相反的是，欧洲没有那么多百万富翁，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穷人；没有那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遭劫被抢的危险。与此同时，在社会保障、教育体系、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欧洲大陆都与英、美两国有着不尽相同的措施和传统。
从表面上看，左右政党体现的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实际上，在这些理念背后又潜藏着不同的现实利益。就阶级而言，“左派”政党更多地体现了广大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现实利益，而“右派”政党更多地代表了大资产者和社会精英的现实利益。就国家而言，“左派”传统更多地体现了弱小国家和贫穷国家的现实利益；“右派”传统则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军事强国的现实利益。以此而论，我们便不难理解东德与西德、欧洲大陆与英美两国在政治传统上的左右区别了。
自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全球性的左右牵制便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本来，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它的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有右派倾向的各项政策便对世界产生着更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代表右派共和党势力的小布什和以色列代表右派利库德集团势力的沙龙的同时上台，便使这种影响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中东局势便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本来，在具有左派色彩的克林顿和巴拉克时代，“巴以和谈”尽管步履维艰，但总还有些朦胧的希望。可是当小布什的“鹰派”政策和沙龙的“强硬路线”一拍即合后，以色列人便可以“自由”地拿起武器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一种疑问：如果小布什在竞选中输给了戈尔，“9·11事件”会发生么?当然了，我们绝对不想为恐怖分子开脱罪责。而且策划如此之大的破坏事件，也绝非短短几个月的准备就能奏效的。但是，当一些人能够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以一种同归于尽的决心驾着飞机去撞大楼的事件发生之后，作为美国总统的小布什除了骂他们是“胆小鬼”之外，是不是也应该从自己的身上找一找原因呢?
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是不会对自己以往所采取的“单边主义”的“鹰式”外交政策进行公开检讨的。它会一方面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武力镇压，一方面对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共产党国家采取适当的怀柔政策。前不久，小布什公开表示在不妨碍以色列安全的前提下同意成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和对中国“前倨后恭”的态度转变便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战争爆发后，小布什的民意指数曾一度飙升，但在此事过去之后，共和党，乃至所有美国选民都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反思以往的对外政策。说到底，仅仅依靠实力的强权主义外交，仍然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是有效的，但“9·11事件”似乎表明，它的效果又是有限的。
因此，在对此一事件的反思过程中，不仅在美国左翼的民主党很可能在下届竞选中重新上台，而且全世界民主国家中的左翼政党也会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使已经形成的“社会民主党国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然了，历史只会反复而不可能重复，这种“向左转”的新的发展方向并不会重新回到“冷战”时代去，但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弱势群体和弱小民族的重视将会增强。这是一种新的、趋向于左右平衡的“后冷战时代”的真正到来。
二、军事影响：“超限度战争”?
回过头来分析，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人选择了小布什，也便选择了小布什所倡导的“右派”政策，这其中必然是有原因的。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里，美国的对外政策一路绿灯，美国的经济也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的信心大增，认为这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凭借自己无可匹敌的超级势力，要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了。的确，美国的武器装备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这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以先进的科技水平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的。80年代，美国的国防经费高达3.2兆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各国国民经济排行榜的第13位。到了90年代，这一数字有增无减，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因此，美国人有理由相信，一旦更为先进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建成后，别的国家之于美国，更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但是，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就在美国的科学家们在高精尖技术上大作文章的时候，几个比西部牛仔更加野蛮的恐怖分子用最为原始的武器在这个超级大国的心脏上结结实实地捅了一刀，使他们看到了比好莱坞电影更加真实的恐怖场面。小布什立即宣布：这不是单纯的恐怖行为，而是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他一时半会儿却找不到宣战的对手。或许，战争的形式从此真的发生了变化，所谓“超限战”来临了?
“超限战”这个词，来源于两位中国军人撰写的一本书的名字。其大意是说，高科技的发展为战争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力量日益悬殊，因而以国家为单位的军事对抗会越来越少；一方面，个人运用科技手段而造成破坏的程度日益加大，从而少数集团或恐怖组织介入战争的可能越来越大。在实力上，这将是一种不对等的战争，战争的一方可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另一方则可能是一个恐怖组织、社会团体，甚至个人。在信息上，这将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战争的一方可能对另一方了如指掌，而另一方对这一方则可能一无所知。在手段上，这将是一种没有固定战场、没有固定边界、没有固定武器、没有固定手法、没有固定原则的战争，也就是说，以往人类为战争所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将被打破……在这种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经济实力和科技手段，而且也包括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别出心裁的怪招。这些怪招，可能会伤及无辜百姓的生命，也可能会使超级大国防不胜防。在这种战争中，想象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从而使“恐怖”不仅成为一种结果，其本身也便成了一种武器。在这种战争面前，原子弹可能会变得无用武之地，“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变得不堪一击。
这是人类报复心和仇恨感的空前释放，它的示范效应将使得世界更为不安全、不稳定。显然，用武力的方式来杜绝这种恐怖行为是必要的、有效的，但同时又是有限的。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将被他们视为嫌疑犯的本·拉登绳之以法；但是后天，却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第若干个本·拉登。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制造出防止炭疽病的疫苗；但是后天，却难保不会出现更新品种的病菌邮件。因此，更为重要的，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已有的恐怖分子，不是在技术上杜绝已有的恐怖手段，而是从根本上消除恐怖和仇恨的根源。从长远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可能会改变国际间仅仅依靠武力威慑而获得自身安全的原有思路，甚至不得不使世界各国，尤其是超级大国重新考虑“安全”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用于军备竞赛的资金会减少，用于防范恐怖活动的经费会增加，而国际战略中占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的传统理论也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三、文化影响：“文化的冲突”?
什么样的学说能够代替“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的传统理论呢?或许，“文化政治”的理论有这种可能。
1993年，美国资深国际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事物》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也随即转载并展开争鸣。亨廷顿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认为自近代国际制度出现以来，导致人类大规模战争的原因曾经出现过阶段性的嬗变：先由君主之间的冲突转移到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再由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群体之间的冲突。第二，“冷战”之后，“新的世界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物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争斗线”。第三，在可见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发生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儒家国家之间。
或许是出于爱好和平的美好愿望，或许是不愿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置于与处在强势地位的基督教文化对立冲突的理论构架之中，亨廷顿的观点在华人学者之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认可和赞同，相反的，批评与讨伐却不绝于耳，《文明的冲突?》甚至被视为一篇宣扬文化冲突的反面教材。细加分析，争鸣的双方自然有各自的学理和现实根据，但在这些根据的背后，几乎也隐藏着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治学态度上的重大差异：前者常常从意愿出发，重在寻找符合主观意愿的理论依据；后者往往从现实出发，重在考虑现实矛盾中的利益格局。其实，亨廷顿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并不认为文明冲突是好事，只是探讨将来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而已。”不幸的是，“9·11事件”的发生，似乎证明了亨氏的预言。
尽管西方国家一再宣称，目前的冲突绝不是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冲突，而是整个人类的价值标准与少数恐怖分子之间的冲突。然而无论如何，“9·11事件”发生后，人们不得不更加重视文化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在亨廷顿看来，文化之所以会成为引发冲突的原因，是由于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族群难以在价值系统上相互沟通，从而形成彼此的认同感。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尚存的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等七八种主要的文化群体之间的磨擦，并认为这其中西方与伊斯兰和儒家之间的冲突将占据主导地位。
应该承认，亨廷顿的上述分析是冷静的、客观的、有一定道理的，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无法令人认同的。首先，从“质”上讲，他只看到了不同文化族群间差异和冲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没有看到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在现代文明中长期共存、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次，从“量”上讲，他没有进一步区分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文化和作为非宗教的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价值系统上相异的程度和可融合的差异度。这两点，便决定了他仍然是以“鹰派”政治学者实用主义的强硬态度来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出谋划策：“促进本身的东欧和拉丁美洲社会融入西方；促进并维系跟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避免把地区性文明间的冲突逐步升级为异文明间的主要战争；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放缓削减西方军事力量的步伐，并保持西方在东亚与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支持与西方价值和利益相投的其他文明群；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且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显然，在这一战略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国家”被置于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敌对的立场上。
在此，我们无法左右美国政府是否会按照亨廷顿的思路去行事，我们也不想以宣传或讨好的言论来改变亨廷顿的立场。以同样冷静的眼光看待这种文化的冲突，我们认为：从“质”上讲，在当今世界上，儒家文化和伊期兰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价值系统上的差异甚至冲突，但在新的“安全”概念下，这种冲突的解决不应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武力征服的手段，而应在冲突中学会相互忍让与和解。从“量”上讲，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不同于一神教的伊斯兰文化，也没有崇尚武力的民族传统，这使得它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没有那么强烈，也不大会使用恐怖性的报复手段。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虽然不太容易使其民族成员为某种超验的信仰内容而放弃感性的肉体生命，去从事开着飞机撞大楼之类的恐怖行为；但却可以使其以既勤俭又勤奋的工作态度去进行发财致富的努力。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处理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等国际问题上出现失误，便很有可能与部分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处于敌对状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国家”虽不大可能与西方人在战场上进行武力较量，却很有可能成为他们在商场上的竞争对手。从国家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家冲突、摩擦的规模越大、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的经济形势；从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家冲突、摩擦的过程，既是中国发展建设国家经济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学会相互尊重、彼此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