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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
一位是晚清进士，一位是晚清秀才；一位是北京大学校长，一位是北京大学名师，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位中国教育界的高人和大师因为历史际遇而相识，因为互相倾慕而共事，成为知音，后来虽然政治志向各有不同，但两人的友谊却一直未变。作为校长的蔡元培，是如何与名师陈独秀相处的？这或许可以给我们的校长一些启发。
说起与蔡元培的初见，陈独秀曾在纪念文章里写道：“我初与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给我，由安徽一到上海我就加入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在杨他们那里试验炸药。这时蔡元培先生，也常来试验室练习和聚谈。”后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迫害，蔡元培和陈独秀各自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便告结束。
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风气不正，在当时中国社会是有目共睹的。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授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学生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去钻营……为了改变这些现象，蔡元培下决心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又富有革新精神的教员来北大任教。他认为陈独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聘请其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为此，蔡元培到陈独秀所住前门中西旅馆拜访，无奈固执的陈独秀就是不肯来北大任职。当时，蔡元培求贤若渴，一连几天前去陈独秀住处恳谈。据陈独秀好友汪孟邹回忆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我和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是拿只凳子给他坐在门口静静等候。”
不仅“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蔡元培还为陈独秀学历“造假”，以便能够让其顺利到北大任教。这件事在当时学界也曾闹得风风雨雨、流言四起！资料显示：陈独秀虽五次东渡日本，却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的“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期间，陈独秀先后入东京亦乐书院、成武学校（军校）、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即使是第四次居日近两年时间，也主要与张继、章士钊、苏曼殊等中国朋友切磋砥砺，真正在每所日本学校系统学习时间，均未超过一年，而日本当时并无所谓“日本大学”。另外，陈独秀当时也没有担任过什么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蔡元培为陈独秀学历造假，绝非时下某些校长、教授之流为谋私利的所做所为。
而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后，果然不负众望，积极辅佐蔡元培进行教育改革，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应当说，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不仅是北大幸运，也是《新青年》自身难得机遇。别的不提，仅就《新青年》发行量而言，在到北京第一年，便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万份以上，尤其受到北大学生欢迎。
两位先生献身北大，已成为北大教育发展史上佳话，历史已经证明，陈独秀不但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具有革新思想，勇于整顿革命精神，是一员闯将，也是影响最大、最能打开局面的人”。这里面没有丝毫私人好恶，完全就是为了北京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1940年3月5日，74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北大的学生何之瑜单独来拜访陈独秀，请他为蔡元培先生写篇纪念文章。陈独秀听后就说，“我在金陵狱中，时常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照顾，今蔡元培先生先我而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了一道伤疤矣！”陈独秀当即答应尽快为蔡元培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章。何之瑜走后，想起蔡元培先生多年来一直对自己的好，伤心至极的陈独秀格外忧郁寡欢。夫人潘兰珍问他这几天为什么如此沮丧。陈独秀说：“我每次入狱，蔡元培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监狱中，又承蒙蔡元培先生照顾才幸免于难。蔡先生去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陈独秀在纪念文章中重点写了蔡元培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两点美德，用大段文字高度评价蔡元培，说他“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称道蔡元培人格高尚，从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德，要高过许多高唱道德高调的人！
确实，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与大师陈独秀之间的友谊之所以能够多年不变、保持初心，就在于蔡元培能够容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陈独秀，尊重并支持陈独秀学术思想的自由。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还表现在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主张，这曾使北京大学星光璀璨、名师云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等纷至沓来，让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了中国青年才俊向往的高级学府。
（作者系云南省杂文与新闻评论学会理事）
一位是晚清进士，一位是晚清秀才；一位是北京大学校长，一位是北京大学名师，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位中国教育界的高人和大师因为历史际遇而相识，因为互相倾慕而共事，成为知音，后来虽然政治志向各有不同，但两人的友谊却一直未变。作为校长的蔡元培，是如何与名师陈独秀相处的？这或许可以给我们的校长一些启发。
说起与蔡元培的初见，陈独秀曾在纪念文章里写道：“我初与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给我，由安徽一到上海我就加入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在杨他们那里试验炸药。这时蔡元培先生，也常来试验室练习和聚谈。”后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迫害，蔡元培和陈独秀各自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便告结束。
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风气不正，在当时中国社会是有目共睹的。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授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学生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去钻营……为了改变这些现象，蔡元培下决心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又富有革新精神的教员来北大任教。他认为陈独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聘请其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为此，蔡元培到陈独秀所住前门中西旅馆拜访，无奈固执的陈独秀就是不肯来北大任职。当时，蔡元培求贤若渴，一连几天前去陈独秀住处恳谈。据陈独秀好友汪孟邹回忆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我和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是拿只凳子给他坐在门口静静等候。”
不仅“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蔡元培还为陈独秀学历“造假”，以便能够让其顺利到北大任教。这件事在当时学界也曾闹得风风雨雨、流言四起！资料显示：陈独秀虽五次东渡日本，却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的“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期间，陈独秀先后入东京亦乐书院、成武学校（军校）、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即使是第四次居日近两年时间，也主要与张继、章士钊、苏曼殊等中国朋友切磋砥砺，真正在每所日本学校系统学习时间，均未超过一年，而日本当时并无所谓“日本大学”。另外，陈独秀当时也没有担任过什么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蔡元培为陈独秀学历造假，绝非时下某些校长、教授之流为谋私利的所做所为。
而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后，果然不负众望，积极辅佐蔡元培进行教育改革，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应当说，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不仅是北大幸运，也是《新青年》自身难得机遇。别的不提，仅就《新青年》发行量而言，在到北京第一年，便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万份以上，尤其受到北大学生欢迎。
两位先生献身北大，已成为北大教育发展史上佳话，历史已经证明，陈独秀不但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具有革新思想，勇于整顿革命精神，是一员闯将，也是影响最大、最能打开局面的人”。这里面没有丝毫私人好恶，完全就是为了北京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1940年3月5日，74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北大的学生何之瑜单独来拜访陈独秀，请他为蔡元培先生写篇纪念文章。陈独秀听后就说，“我在金陵狱中，时常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照顾，今蔡元培先生先我而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了一道伤疤矣！”陈独秀当即答应尽快为蔡元培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章。何之瑜走后，想起蔡元培先生多年来一直对自己的好，伤心至极的陈独秀格外忧郁寡欢。夫人潘兰珍问他这几天为什么如此沮丧。陈独秀说：“我每次入狱，蔡元培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监狱中，又承蒙蔡元培先生照顾才幸免于难。蔡先生去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陈独秀在纪念文章中重点写了蔡元培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两点美德，用大段文字高度评价蔡元培，说他“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称道蔡元培人格高尚，从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德，要高过许多高唱道德高调的人！
确实，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与大师陈独秀之间的友谊之所以能够多年不变、保持初心，就在于蔡元培能够容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陈独秀，尊重并支持陈独秀学术思想的自由。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还表现在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主张，这曾使北京大学星光璀璨、名师云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等纷至沓来，让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了中国青年才俊向往的高级学府。
（作者系云南省杂文与新闻评论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