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考工记》所集中讲述的，是一个“旧”人如何遭遇“新”时代的故事。事实上，《考工记》并非王安忆第一部思考表现这一主题意向的作品。早在作家问世于新时期文学之初的获奖中篇小说《流逝》中，王安忆笔下就曾经出现过欧阳端丽这样一位曾经的资本家少奶奶形象，主要讲述她以及她所归属于其中的那个资本家家庭在十年“文革”中的生活境遇与命运变迁，集中描写展示欧阳端丽从一位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少奶奶向一位生存能力超强的普通家庭主妇的角色转型过程。进入1990年代之后，王安忆更是在以《长恨歌》这样的一种“鸿篇巨制”，集中书写民国时期曾经的海上名媛王琦瑶，在遭遇到新时代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可谓是波澜起伏的命运变迁。在其中，曾经的“上海小姐”的名号似乎构成了一条无形但却结实的绳索，牢牢地绑架束缚着她的全部精神世界。她最后因“上海小姐”名号而死于非命，在凸显某种怀旧心理的同时，其实有着明显不过的宿命色彩。虽然并没有从王安忆处得到过相应的证实，但就她的创作轨迹来看，自觉地以小说创作的形式为上海作传的她，似乎一直在思考着来自于一个过去时代的“旧”人，究竟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与早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新”时代相处的问题。如果说1980年代的《流逝》中依然残存有时代意识形态的控制痕迹，欧阳端丽的转型过程中多多少少遗留有劳动光荣的思想印记。如果说1990年代《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命运变迁有着难以回避的传奇性色彩，那么，在进入21世纪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当王安忆再一次触碰到所谓“旧”人与“新”时代这一主题意向时，就不仅彻底过滤掉了曾经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也明显地“去传奇化”了。在剥离掉生活周边的一切枝枝蔓蔓之后，作家将叙事视野聚焦到身为小说主人公的“旧”人陈书玉身上，借助于他所寄身于其中的一所老宅子，以极其内敛的笔法不动声色地书写了一段“旧”人遭逢“新”时代之后的“浮萍”人生。
　　整部《考工记》共由六章内容组成，除第一章集中书写陈书玉他们几位在民国末期的生活状况之外，另外五章全部用来描写展示陈书玉在1949年进入所谓“新”时代之后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涌动的人生历程。陈书玉初始登场时的具体身份，是上海滩上所谓“西厢四小开”中的一位。何谓“小开”？“上海地方，‘小开’的本意是老板的儿子，泛指豪门富户的子弟，陈书玉大约属于后者。事实上，在他可视范围内，家中无一人有经营，相反，多是无业，也不知坐吃多少代了，至此尚可继续。虽谈不上锦衣玉食，但也不缺，所以就没有劳动的概念。”尽管说陈书玉也曾经一度进入过交通大学铁道系读书，但却因“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爆发所致的学校南迁而中途废止。学校一走，陈书玉便只好重新回到他那个被世人浑称为“西厢四小开”的朋友淘里：“‘西廂’指的是经常出入的地方，公共租界的西区，至于‘小开’，即如前面说的，富贵门户的晚辈。”具体来说，“‘西厢四小开’里，那三位一姓朱，一姓奚，一姓虞，互相昵称为：朱朱，奚子，大虞，陈书玉叫‘阿陈’。”实际的情形是，虽然被笼统地浑称为“西厢四小开”，但陈书玉与另外三位的情况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里，首先是大虞、奚子与朱朱、陈书玉他们两位的区别，前两位家道殷实，家境处于上升阶段，后两位尽管勉强可称为有渊源的世家，但却已经衰落至末梢上了。然后，是朱朱与陈书玉自己，虽然都可被称为世家，但与陈书玉一家的只知一味坐吃不同，朱朱他们家后来还是有所经营。也因此，虽然都被称为小开，但就经济境况来说，四位中相对最差的，其实是陈书玉自己：“阿陈家几代赋闲，与社会断了联系，没什么人脉，且囊中羞涩，没有剩余资源作出例外的奉献，要说也有，那就是他的秉性了。在他纨绔的风流外表下，其实有一颗赤子的心，为人相当实在。”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王安忆对语言的某种特别使用。比如，“赤子的心”，就完全可以被更替为“赤子之心”，而意义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但，后者却是约定俗成的成语。以我愚见，王安忆之所以一定要把这句成语改换为“赤子的心”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成语的规避。一方面，我们深知小说写作过程中肯定无法完全实现对成语的规避，但在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能够尽可能地避开成语，却是作家实现语言个性化的有效路径之一。借助于“赤子的心”这样一个语词，作家道出的，是陈书玉一种可谓是宅心仁厚的突出性格特征。归根结底，陈书玉走过的之所以会是如同小说中所描写展示的那样一种人生轨迹，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其实有着根本的内在关联。
　　唯其宅心仁厚，有着一颗可谓是淳朴的“赤子的心”，陈书玉才会在“西厢四小开”中扮演一个特别的“核心”角色：“实际上，没有他，‘四小开’就成了散沙，‘姐姐’们会变得没着落。”事实上，也只有陈书玉自己才特别清楚，在一个名叫采采的“姐姐”对自己动情，意欲有所接近的时候，自己之所以会不管不顾地以去内地寻访早已南迁的交通大学复学的名义离开上海，正是因为家道衰落的缘故。采采看中陈书玉，是因为慧眼识人的她，“看见阿陈浮浪底下的仁厚心，又是世家——物质的世界，单有心不够，还要有力。”但只有陈书玉自己最清楚，所谓的“世家”，“往往与‘式微’连在一起，日久天长，内囊已经空洞，阿陈其实在拮据中长大。对采采的畏惧，多少来自于此，预料终有穿帮的一日。”唯其如此，他才退避三舍远遁他乡。等到他漂泊两年时间重返上海的时候，却早已物是人非。“西厢四小开”中，奚子据说远走他乡，去浙西做了教书匠（通过后来的故事情节，我们才知道，奚子与革命或者说与稍后到来的那个“新”时代的结缘，实际上也正在这个时候）。朱朱竟然已经结婚成为人夫，“女方据说是盛宣怀外家的小姐，姿色一般，但性情安静，看上去有些主张，不大像是朱朱的所爱，而唯其如此，方才辖得住这个人。”只有大虞一人，似乎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之中;“大虞且是万变中的不变（请一定注意这句话与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赤子的心”的异曲同工之处。所谓“万变中的不变”，乃可以被看作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种王安忆式的巧妙化用）依然在木器行里帮父亲看店，手艺却有精进，埋头做一副和式拉扇门，细木条的格子，榫头比钉子还咬得紧。”这样一来，能够继续厮混在一起的，也就剩下了陈书玉和大虞这一个对子了。 　　关键还在于，陈书玉回到上海与大虞重新厮混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40年代的末期，已然到了一个朝代更替的特别时刻。值此关键时刻：“最为惶遽的是中产人家，资本市场发起，保守党和革命党都是对头，又都是靠山，不知何去何从，有奈何的投石问路，无奈何的测字算命，哪有心思置产！”但陈书玉和大虞所归属的，却偏偏就是这样的一种中产人家。既不可能像真正的上层社会那样远走异国他乡，也不可能像无产阶层那样任他风雨飘摇，只能以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态来面对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不管身处怎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日常生活终归还得延续下去。就像《考工记》中对陈书玉家的描述：“像陈书玉家，那宅子里拥簇着人，但被生计压迫着，分不出闲心和闲气，所以，日子难归难，却同心同德，倒比以往安静。”事实上，这里的安静，已经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安静，更多地带有无奈的意味。实际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借一次为陈家老太爷祝寿的机会，已经与陈书玉交往多年且对木器这一行当拥有天生一份敏感的大虞，才有了第一次进入陈书玉老宅的机会。不来不要紧，大虞一来，就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惊艳之感：“大虞头一回来到陈书玉家，颇有惊艳之感。他知道些陈家的渊源，也知道已然在末梢，没承想还有这么一处宅子，就想起一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陈书玉眼里早已熟视无睹乃至于视若无物的这座老宅子，其突出的建筑美学价值在大虞这样的行家眼里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在借用大虞的眼光对陈家老宅进行了一番切合建筑学原理的描述之后，王安忆最终让大虞的眼光停留在了陈家老宅的屋脊上：“顶上一列脊兽，形态各异，琉璃的材质;檐口的瓦当，瓦当上的钉帽，前端的滴水，全是釉陶。前一夜下了雨，今日太阳出，于是晶莹剔透，光彩熠熠。”非常遗憾，身为文学批评工作者的我，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几近于零。也因此，对于作家在《考工记》中借大虞之眼对陈家老宅所进行的各种精细描述，我自己虽然反复琢磨，但却依然不甚了了。因是之故，无论如何都必须加以强调的一点，就是我对于作家王安忆小说创作过程中各方面知识博学程度的由衷佩服。具体到这部《考工记》，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恐怕就是建筑学相关理论的熟练把握与运用。
　　事实上，王安忆对建筑学相关理论的把握运用，早在她数年前那部影响颇大的《天香》中就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对于这一点，我曾经做出过专门的分析：“‘柯海的新房就在花厅旁的一个小套院，三间平房，十来步深的庭院，铺着细白石子，面上用暗红暗绿卵石嵌成图案，一孔月洞门隔成内外两进。外院仅两步，两面墙爬了常春藤。内院中央一棵香樟树，树下安一具石桌，四具石绣墩。正屋檐下是赵孟頫字的横额，堂上挂了古人的楹联，月洞门上凿了两个字：蕉风。多少是迎合世家的风范，生怕受新媳妇的挑眼。’（第一卷第二節）说实在话，如同王安忆这般舒缓娴雅的关注描写建筑布局的文字，在当下的长篇小说中，真的是非常少见了。在这样一个包括作家的叙事速度在内什么都越来越快的时代，换了其他作家早就舍弃建筑直奔人物或者情节而去了，大约只有王安忆能够真正地慢下来，能够如此不急不躁地潜心细细勾勒描写申府的建筑构造。申府是贵族世家，既是贵族世家，那么，在方方面面就都得有个贵族世家的样子。很显然，如果舍弃了类似的建筑描写，虽然不至于影响到小说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但对于申府肌质内里的艺术表现或多或少要受到一些损害，却又是毫无疑问的一种情形。以上文字是关于柯海与小绸结婚时新房的描写，虽然看起来显得有些随意，但从‘正屋檐下是赵孟頫字的横额，堂上挂了古人的楹联，月洞门上凿了两个字：蕉风’来看，随意间透露出的却隐隐然是大户人家的讲究和底气十足。我们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大约只有如此这般的建筑，方才真正配得上如同小绸这样粉雕玉琢的大家闺秀呢。这样，王安忆也就把对于人物和器物的描写难能可贵天衣无缝地编织结合在了一起。”[1]或许与作家一种构建“百科全书”式长篇小说的创作动机紧密相关，在《天香》中，除了建筑之外，其他诸如园林、刺绣、饮食、服饰等方面，也都有着足以令人惊叹的精细描写。到了这部《考工记》中，在作家的创作意趣已经由“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而转向具有 “深刻、轻逸与快捷”性质的“现代型”长篇小说之后，王安忆自然也就把自己的笔触集中到了以上各种中的某一个方面也即建筑学方面。更进一步说，之所以是建筑学而不是其他方面，与作家思想题旨的设定紧密相关。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考工记》，就不难发现，在这部旨在透视表现“旧”人与“新”时代关系之一种的长篇小说中，除了身为小说主人公的“旧”人陈书玉最为重要外，另一位重要的“事物形象”，就是陈书玉一直寄身于其中的这座陈家老宅。在我看来，这座陈家老宅在文本中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出场人物，成为了事实上的“二号人物”，尽管它说到底只不过是一座老宅子而已。作为一位一向把物的描写放置到特别重要位置的带有突出“物道主义”倾向的作家，王安忆创作《考工记》的一大意图，就是让人（“旧”人陈书玉）与物（“旧”物陈家老宅）彼此映照，既借物写人，也借人写物，让“旧”人陈书玉携带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伴随着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旧”物老宅子，一起从一个“旧”时代踏入到“新”时代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与物二者之间象征隐喻关系的存在，乃是一种非常显豁的文本事实。大约也正因为陈家老宅在文本中有着太过重要的地位，所以王安忆才会把这部长篇小说最终命名为“考工记”。仔细想来，“考”，自然是考证或者考辨的意思。“工”呢，则很显然是工程、做工的意思。什么工程？做什么工？联系文本实际，恐怕只能是主人公陈书玉长期寄身于其中的这座陈家老宅了。这样一来，“考工记”这一标题的涵意，恐怕就是“如同考古学一样地认真考辨这座陈家老宅的建筑工艺与历史传延”。但千万请注意，出现在《考工记》中的这座陈家老宅，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建筑，在其中，很显然凝结着足够丰富的人文与历史内涵。具体来说，作为一个具有突出象征意味的物事，王安忆煞费苦心地将这座老宅子特意设定成了“旧”人陈书玉的对应物。就此而言，一部《考工记》，就是一部“旧”人陈书玉与“旧”物陈家老宅被迫进入“新”时代之后的遭际史。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之所以劈头就是：“一九四四年秋末，陈书玉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就把陈书玉连同老宅一起凸显出来，原因端在于这一“旧”人和这一“旧”物的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