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认为“轻易得到的富裕会导致懒惰”（Bodin, 1576）。另一些解释则源于政治学领域，如Gelb（1988）和Auty（1990）分析了资源诅咒的政治传导机制，认为资源丰裕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寻租行为，因为政府更倾向于摄取自然资源禀赋所带来的租金。Angrist和Kugler（2008）则强调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导致更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从而发生所谓的“资源诅咒”。
　　经济学家对于“资源诅咒”的解释更为多样化。 “资源诅咒”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某种机制“挤出”了其它生产性的组织或经济活动。比如，Matsuyama (1992)将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性质。如果一国中的制造业被更多体现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所挤出，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Sachs和Warner （1995, 1997, 1999, 2001）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惊人特征在于拥有丰裕资源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发展更慢。他们以初级产品出口额占GDP比重来代表一个国家的资源丰裕程度，利用9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他们发现，在1971年自然资源和GDP比值更高的国家在1971年至1989年间的增长率更慢。即使控制了最初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投资率等其它变量之后，这种负效应仍然存在。他们提出了“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Sachs和Warner (2001) 进一步检验了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即丰裕的自然资源主要通过挤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来阻碍经济增长。如果国家在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同时仍然保持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它们就不容易出现“资源诅咒”的情况。例如，挪威将它们丰富的石油储备转化为外汇，从而保护它们的经济不受突然的收入增长影响。资源诅咒的间接传导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使得当地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从而使人们忽视良好的经济管理、社会平等以及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Sachs and Warner 1995; Gylfason, 2001）。这也导致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并减弱人们对投资、高级劳动力和推动经济增长策略的需要。其次，本币升值会损害制造业并且导致出口结构向资源密集型产品倾斜。结果，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往往会面临制造业和其它非原材料产品出口的减少，而这些产品都具有技术溢出和“干中学”的特征(Sachs et al. 1995, 1999a；Gylfason 2001)。最后，自然资源也会吸引潜在的创新者在资源部门工作（通过工资奖励）从而挤出企业活动和创新行为，造成资金从研发部门向初级产品部门的转移(Sachs and Warner 2001)。在控制了地理和气候等解释变量后，他们发现“资源诅咒”依然存在。
　　Papyrakis和Gerlagh (2006)则将对“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考查进一步延伸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他们利用美国的49个州的横截面数据，根据相对收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在美国的州际层面也成立。这篇文章同时考察了资源丰裕程度对投资、教育、开放程度、研发状况以及政府腐败行为等传导途径的影响，并估计出每一个传导途径的相对影响程度。通过分析他们发现，在美国，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主要通过挤出教育投入这一传导途径来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张的初级品生产部门不需要高水平劳动力，从而造成整个地区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退。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资源诅咒”的假说。Habakkuk（1962）就认为美国的丰裕自然资源有助于解释它在19世纪赶超英国。Sala-Martin（1997）检验了62种经济增长文献中常用的经济变量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他发现初级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效应，而GDP中采掘业的比重则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见，选取不同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指标往往会得到不一致的结论。
　　许多经济学家（徐康宁、王剑，2006；丁菊红、王永钦、邓可斌，2006；胡援成、肖德勇，2007；邵帅、齐中英，2008等）也开始关注“资源诅咒”假说是否在中国出现。本文论证了面板数据模型对“资源诅咒”问题的不适用性，讨论了现有文献在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度量指标和计量模型设置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的错误结论。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