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登上天安门城楼，就站在毛泽东的身后，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就在几天前，新疆军政当局分别通电全国起义，以和平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意义深远的大礼。
　　新疆是我国沟通与中亚诸国联系的重要通道，对我国的领土安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和平解放70年来，其经济社会各方面稳步发展，关键地位愈发凸显，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下，新疆更驶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和平战斗两手同抓

　　1949年4月23日、24日，南京、太原相继解放，国民党的统治已如风中残烛，全面崩溃。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关于新疆解放的问题，4月28日，他致电在太原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认为这件事要考虑通过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毛泽东选择张治中作为和平解放新疆的关键人物，有充分的考虑。

　　毛泽东选择张治中作为和平解放新疆的关键人物，有充分的考虑。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张治中就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共方面开展了《双十协定》等谈判，在沟通中表露出他追求国内和平的愿望。之后，他一直为此目标而努力，在1949年4月1日又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赶赴北平与中共方面开展和平谈判。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谈判破裂，他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投身人民民主阵营。
　　张治中也与新疆军政方面有密切的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在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又兼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在管辖新疆时，与几名副手就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未来的和平解放方向达成了共识，其中就包括1949年时分别担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新疆省政府主席的陶峙岳和包尔汉。
　　张治中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时，陶峙岳被他调至军政公署任副长官。1948年8月，陶入疆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张与之长谈。陶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当时这些谈话涉及“有关新疆的许多实际问题，如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以及新疆尔后的出路，等等。他再一次着重谈到国内应该实现和平的设想，毫无保留地出示他向蒋介石迭次建议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一些与蒋介石谈话的记录。我深深理解，他给我看这些密件，当然就是希望我入疆之后，按照他的意图办事。他对我高度信任，使我非常感动。”有了这样的信任情感，陶峙岳争取新疆和平解放的决心十分坚定。
　　包尔汉则是张治中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的副主席，两人在“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增进中苏亲善”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后来，包的副主席职位一度被撤销，张治中又据理力争，力荐他升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在新疆的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同样有中共的支持力量。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1949年的北平谈判。当时张治中对他说：“如果和平协定被南京方面否决了，你还是要回新疆去。你告诉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要走和平的道路，新疆不能放一枪。”周恩来同样叮嘱他回新疆策动起义。5月，屈武返回新疆后，就开始积极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共对和平解放的统战工作在积极准备，战斗的筹备也从未放松。新疆内部除了支持和平解放的力量之外，还有不少反共、分裂的反动势力。在新疆周边，当时盘踞甘肃、陕西、宁夏和青海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势力，是顽固的反共分子，中共中央研判他们绝不可能起义，一定要通过战斗解放这些地区，才可能扫清进军之路，为进一步解放新疆创造条件。
　　当时，在西北的这些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与国民党军对比，在總体上并不占优势。然而国民党的这些势力各自心怀鬼胎，根本不可能捏合成有效的战斗力量。1949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开由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希望胡宗南与“二马”联合起来，与解放军在兰州展开决战，妄图“消灭西北解放军主力”。会议刚开始不久，这三人就吵了起来，互相指责对方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派出主力部队一同对抗解放军。阎锡山苦心调停，达成表面上的共同作战协议，但这三人根本不可能也没有真正实行。
　　在面对解放军的进攻时，马步芳和马鸿逵都把城防交给手下将领，自己早早逃出中心城市。在西安，解放军只是遇到了象征性的抵抗;兰州的坚固城防工事是不小的麻烦，但在解放军的英勇进攻之下，这座古城也于8月26日宣告解放。随后，8月31日第一野战军进军河西，连克张掖、武威、酒泉。9月21日，10万雄师集结于酒泉、安西一线，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

有惊无险和平解放

　　考虑到新疆路途遥远、条件艰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本计划将解放新疆的时间安排在1950年。然而，全国解放在即之时，新疆的分裂势力也在蠢蠢欲动。在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克南（Mackenan）支持鼓动下，哈萨克族上层人士乌斯满和贾尼木汗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发动叛乱，企图“赶走汉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将新疆分裂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