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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庵与陈巨来、方介戡、徐邦达等同为赵叔孺的人室弟子。他不但热衷收藏名刻名石,而且不惜代价多方搜求古印谱,其收罗之富,在全国藏印谱者中,无出其右。他花费了将近20年的时间,并斥巨资研制的“鲁庵印泥”堪与当时赫赫有名的漳州印泥、潜泉印泥媲美。可惜的是,张鲁庵因患肝癌于1962年去世了。
我父亲杜镜吾(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是金石书画家,与张鲁庵是好朋友,故平日他们见面所谈的多是篆刻方面的话题,并且互相借阅各自珍藏的印谱。我小时候,为父亲担任“信童”的任务,曾多次到南京路益元参行或张家替他取送印谱,所以对张先生也比较熟悉。父亲曾多次对我说过:我们姑且不管张鲁庵的印刻得怎么样,仅拿他保存了这么多名贵的印谱和研制出“鲁庵印泥”来说,已经替国家作了一件好事,在篆刻史上就应该记上一笔。从前,福建的漳州印泥统领了印泥市场,大家都知道漳州魏丽华斋的印泥好,但他们保守,造泥的秘方深藏不露,也绝不外传。张鲁庵年轻时在宁波就自制过印泥,因为没有经验,失败了;但他不灰心,到上海后不惜巨资,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继续试验研究,花大价钱从漳州买来几十两印泥,分别分析它们的颜料、油份、艾绒和药料成份,仅朱砂、冰片、蓖麻油、颜料就不知耗费了多少,最后终于成功了。它的最大特点是质细而薄,且颜色鲜艳,印章钤用后不泛油,虽历久而色泽如故。但他并不以此出售,只慷慨地赠送给朋友如张大千、吴湖帆、陈巨来等使用,深受业内人士的好评,一致称之为“鲁庵印泥”。
1962年冬天某日,父亲对我说:“张鲁庵的丧事已经结束,他立有遗嘱,要把收藏的印谱和印章全部捐赠给杭州西泠印社;他曾经借过我两本印谱,你拿我的信去找到张老太,把印谱要回来,免得把我的也混在一起捐掉了。”
张家住在上海余姚路上一栋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张老太(叶宝琴女士)接过我递过去的信说:“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我上楼去把印谱找出来。”我环顾客厅,心想:从前这里我来过多次,那时天天高朋满座,有时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十分热闹,如今张先生走了,这里寂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反差之大,令人陡生凄凉之感。正沉吟间,突然看到挂在墙上的人像照片很眼熟,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的同学钱澄海吗?再看,桌子玻璃板下还有多张,而且还有他和一位女郎的亲密合影。我一时不明白,怎么钱澄海的照片会在这里呢?
我正沉浸在看到老同学的照片时,张老太下楼来了,交给我两本印谱,并且还有一大盒“鲁庵印泥”。她说:“这印泥是老头子答应过送给杜先生的,死前特意关照我一定要送到。”我忙不迭地说谢谢,深为老一辈学人处事严谨和待人的诚信所感动,但我更急不可耐地问到钱澄海的照片,因为钱既是我同班,又为同桌,她笑道:“是我女婿呀,他和晓霞(国家排球队队员)已经结婚几年了。”
回家后,我把印谱和“鲁庵印泥”交给父亲,也说起钱澄海是张家女婿一事。他看到一大盒印泥,摩挲良久,分外高兴,不无感慨地说:“张鲁庵曾经说过送些印泥给我的,但后来他生病了,我也不抱希望了,真想不到,他还会记住这件事。‘鲁庵印泥’本来就是非卖品,现在人死了,这印泥就更加珍贵了。”继而又说:“钱澄海以前常到我们家跟你一起玩,我当然记得他,但我从不知道他是张鲁庵的女婿。今天你跑了一趟,可谓一举两得啊!”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钱澄海从国家男子篮球主教练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我们仍保持着联系。有一次在电话上我提到上述往事,他哈哈大笑说:“是的,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这么巧,这也是缘分啊!”
我父亲杜镜吾(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是金石书画家,与张鲁庵是好朋友,故平日他们见面所谈的多是篆刻方面的话题,并且互相借阅各自珍藏的印谱。我小时候,为父亲担任“信童”的任务,曾多次到南京路益元参行或张家替他取送印谱,所以对张先生也比较熟悉。父亲曾多次对我说过:我们姑且不管张鲁庵的印刻得怎么样,仅拿他保存了这么多名贵的印谱和研制出“鲁庵印泥”来说,已经替国家作了一件好事,在篆刻史上就应该记上一笔。从前,福建的漳州印泥统领了印泥市场,大家都知道漳州魏丽华斋的印泥好,但他们保守,造泥的秘方深藏不露,也绝不外传。张鲁庵年轻时在宁波就自制过印泥,因为没有经验,失败了;但他不灰心,到上海后不惜巨资,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继续试验研究,花大价钱从漳州买来几十两印泥,分别分析它们的颜料、油份、艾绒和药料成份,仅朱砂、冰片、蓖麻油、颜料就不知耗费了多少,最后终于成功了。它的最大特点是质细而薄,且颜色鲜艳,印章钤用后不泛油,虽历久而色泽如故。但他并不以此出售,只慷慨地赠送给朋友如张大千、吴湖帆、陈巨来等使用,深受业内人士的好评,一致称之为“鲁庵印泥”。
1962年冬天某日,父亲对我说:“张鲁庵的丧事已经结束,他立有遗嘱,要把收藏的印谱和印章全部捐赠给杭州西泠印社;他曾经借过我两本印谱,你拿我的信去找到张老太,把印谱要回来,免得把我的也混在一起捐掉了。”
张家住在上海余姚路上一栋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张老太(叶宝琴女士)接过我递过去的信说:“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我上楼去把印谱找出来。”我环顾客厅,心想:从前这里我来过多次,那时天天高朋满座,有时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十分热闹,如今张先生走了,这里寂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反差之大,令人陡生凄凉之感。正沉吟间,突然看到挂在墙上的人像照片很眼熟,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的同学钱澄海吗?再看,桌子玻璃板下还有多张,而且还有他和一位女郎的亲密合影。我一时不明白,怎么钱澄海的照片会在这里呢?
我正沉浸在看到老同学的照片时,张老太下楼来了,交给我两本印谱,并且还有一大盒“鲁庵印泥”。她说:“这印泥是老头子答应过送给杜先生的,死前特意关照我一定要送到。”我忙不迭地说谢谢,深为老一辈学人处事严谨和待人的诚信所感动,但我更急不可耐地问到钱澄海的照片,因为钱既是我同班,又为同桌,她笑道:“是我女婿呀,他和晓霞(国家排球队队员)已经结婚几年了。”
回家后,我把印谱和“鲁庵印泥”交给父亲,也说起钱澄海是张家女婿一事。他看到一大盒印泥,摩挲良久,分外高兴,不无感慨地说:“张鲁庵曾经说过送些印泥给我的,但后来他生病了,我也不抱希望了,真想不到,他还会记住这件事。‘鲁庵印泥’本来就是非卖品,现在人死了,这印泥就更加珍贵了。”继而又说:“钱澄海以前常到我们家跟你一起玩,我当然记得他,但我从不知道他是张鲁庵的女婿。今天你跑了一趟,可谓一举两得啊!”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钱澄海从国家男子篮球主教练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我们仍保持着联系。有一次在电话上我提到上述往事,他哈哈大笑说:“是的,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这么巧,这也是缘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