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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经商的传统和风习。神农氏时，就已“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了。说明乡村贸易很早就产生了。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商人“秘而不宣”的经营谋略。
知地取胜 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惟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富人。“鸟择良木而栖，商人择地而贾。”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
“惟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发展到与晋商分庭抗礼终执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牛耳，成为“商道”“龙头老大”。
时贱而买 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低时买，高时卖。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观察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致家累千金。
见端知未 预则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池鱼”，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薄利多销 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
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雕红刻翠 流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顾客“百端呼索取复”，伙计们“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流连忘返、百顾不厌。
以义为利 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徽州黟县有一商人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在源斯有流，会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他还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
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
奇计胜兵 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桨的张氏、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粱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将陈年高粱大量出手。结果高粱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粱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因未萌见著，奇计获利。
择人任势 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惟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五方杂处，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及店规之严。
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知地取胜 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惟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富人。“鸟择良木而栖，商人择地而贾。”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
“惟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发展到与晋商分庭抗礼终执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牛耳，成为“商道”“龙头老大”。
时贱而买 时贵而卖
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低时买，高时卖。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观察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致家累千金。
见端知未 预则生财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饥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池鱼”，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薄利多销 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
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雕红刻翠 流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顾客“百端呼索取复”，伙计们“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流连忘返、百顾不厌。
以义为利 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徽州黟县有一商人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在源斯有流，会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他还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
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
奇计胜兵 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桨的张氏、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粱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将陈年高粱大量出手。结果高粱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粱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因未萌见著，奇计获利。
择人任势 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惟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五方杂处，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及店规之严。
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