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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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疫情,这个春天,除了读书、写作,就是痴痴地望着窗外,静静地想心事。一遍遍地回想着朝夕过往,岁月变迁……
  马路上,往日车水马龙的景象不见了,行色匆匆的人们都安分地待在家里。平日里,那昼夜喧嚣的咖啡屋、小酒馆,店门紧闭,人去楼空,一片寂寥。道路两旁,吐露新芽的柳条在风中摇摆,宛如女子飘逸的长发;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绽开五颜六色的小花,给渐浓的春色多了几分生机。夕阳的余辉,在空旷的马路上洒下一地金黄;诸多散落的微小尘埃颗粒,折射出星星点点的碎光。整条没有车流的马路,仿佛变成了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那一片荡漾着金黄涟漪的“水面”,静谧而美丽,如梦似幻……
  这些日子,我天天将这条路,想象成一条河,一条流向故乡的河。
  一个人在思乡的时候,总可以为乡愁寻出一百个合理的逻辑,找到一千个想家的理由。离开故乡久了,故乡的记忆,总是停留在童年里那段不经意的时光中。一旦触碰某个物件、谈起某个话题、见到某个景象,都会勾起对故乡的无限思念。比如,这条意象中的“河”。
  故乡紧挨着里下河地区,丰沛的水源,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无数条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在众多的河流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一条无名的小河,因为这样的河太多,乡亲们统称为“闸河”。
  这条用于旱时抗旱、涝时排涝的人工河,一头挨着南边宽阔的中山运河,一头连着北边潮起潮落的灌河,通向无边无际的大海。凡与灌河相连的河,都会在堤坝上建一座闸楼,筑一道闸门。其作用,就是控制闸河水位,还有就是便于渔船进出港。守闸的人,姓蒋,人称蒋大爹。那时候只要见到蒋大爹,扛着启闸的摇把,大摇大摆地往闸河的方向走去,我们就知道“又要提闸板了!”
  如果是雨季,在大雨来临之前,满满的闸河水,一定是排向灌河的。这个时候,村民们便会蠢蠢欲动,大人们从床下掏出冬眠了一季的渔网,抖落灰尘,往肩上一挂,顺手抄个鱼篓,径直走向那条令人亢奋的闸河。我们这些孩子呢,一哄而上,跌跌撞撞,屁颠屁颠地跟着满脸豪迈的大人,去河边喜悦着别人的喜悦。落潮的灌河,水位在不断地下降,闸河里的水流开始湍急咆哮,从闸门翻卷出朵朵造型各异的浪花,打在岸边的石坡上,瞬间没了踪影。打渔人,看准时机,在回流处,在鱼跃处,一次次撒下鱼网……
  一阵喧闹忙碌之后,活蹦乱跳的鱼儿,就装满大人们的鱼篓。此时,灌河的潮水渐渐上涨,到了下闸板的时间了。我和几个一般大的小伙伴,“蹭,蹭,蹭”随着蒋大爹爬上闸楼,帮着他摇动把手,闸板缓缓落下。方才还在欢快奔腾的河水,顿时像是一群极度疲惫的野马,口吐着白沫,瞬间消停了下来,变得如同极其温顺的小绵羊,缓缓地陪着时光流淌。
  一场暴雨过后,静静的闸河水,丰盈清澈,碧波荡漾。
  这条闸河是啥时候形成的?不清楚。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开挖的;也可能是有人驻扎后修筑的;也可能是原本就有。不管怎样,第一个提出挑河置闸方案的人,是伟大的。第一批开挖这条河的人,也是伟大的。
  小时候,家里用水,都是我和大哥去闸河抬。一根扁担,一只木桶。到河边,舀满。穿上扁担,大哥在后,我在前。大哥个高,有时候,他故意踮起脚尖,木桶瞬间一滑,绳子就不在中间了,我顿时感觉到了肩上的重量。哥倆就发生了争执,相互抱怨指责,没几句,就对骂上了。最后,总是他先伸手,打了我。一路上,我哭哭啼啼,不停地叨叨着,回去要向大人告状。爷爷听后,总是笑哈哈地说:“不哭,不哭,再过十年,等你长高了就可以‘报仇’了!”从那时起,我就天天盼着自己快快长高。
  过了几年,大哥去了外地读书,我成了家中的劳力,身体也长结实了些,就自己挑水了。两只木桶,系短绳子,挂在扁担两头。一路上,空木桶左右摇摆,似跳舞一般。两只木桶,各舀了半桶水,多了挑不起来。挑了两年水,学会了不停步换肩。人照旧小碎步走,一只肩膀压麻了,头一低,扁担在一侧的肩头一滑,很顺溜地转到了另一边。半路碰上熟人,他们说,二子,你真是二,挑这么两大桶水,也不怕长不高了?我憨笑说,不碍事,挑完水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抻一抻,就又变长了。话虽这么说,后来过了十多年,我个子一直没长高多少,怀疑是因为挑水压的。直到穿上军装,也没能报大哥的“仇”。
  闸楼的西边,有一片滩涂。清明前后,滩涂上的小草会冒出嫩芽。向晚的阳光锃亮,我们放学先不回家,背着书包一路小跑直奔那片河滩,只去干一件事——提(di)茅荌。“茅荌”一词,是当地的方言发音,我查了半天字典,也没找出再合适的“荌”字。所谓“茅荌”,就是春天茅草发芽时,最先露出的,青青的、尖尖的、长长的,如同一根缝被子用的大针,倒插在大地上。春天过后,便会长得高高的,然后开出像芦苇一样的花。风一吹,又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散落在大地的各个角落。
  也许,是那个时候家家都穷,没有零食可充饥的缘故。我们层层剥开茅荌的皮,最后露出了一根白白的、嫩嫩的、细细的东西,将它压成一块圆圆的饼,一口一口咬着吃。那种甜韧嫩滑的充实感,回味无穷。生长在童年里的味蕾,总是让我们乐此不疲。
  大地春来,万物复苏。埋在土地里昏睡了一个冬天的植物,争先恐后地探出脑袋,露出了尖尖的小角。芦苇像春笋一样,以惊人的速度,节节升高。“哎呀!”只听一声喊叫。不用问,肯定是有人动作慢,被疯长的芦苇尖,刺到了屁股。一阵笑声过后,我们依然会蹲下身子,低着头,专心致志干着同一件事。因为芦苇与茅草生长在同一片天地,如此,我们在提(di)茅荌时,必然会踩着芦尖。茅芯提了,伤不了茅草,不影响再生。而芦尖伤了呢,这根芦苇,也就彻底完了。为此,生产队上专门设了一个叫“看青”的岗位,驱赶在这片地上“撒野”的我们。
  “看青的来了!”突然有人一声大叫,所有人迅速起身,鸟散,奔跑。跑了一阵子,终于甩掉了那个气势汹汹,拚命追赶我们的中年人。我们的脑门上、鼻尖上全是汗,汗珠子一直滚落到粉红的小脸蛋上,细细的汗毛上闪着光华,大家顾不上擦汗,攥着茅安,面面相觑,“咯咯”地笑。我也在笑,脖子后面的汗水已经流成了一条小溪。我在笑,我们在笑。似乎在这个时候,才是童年中最开心的时刻!   夏天,是闸河上最热闹的季节。过了上午十点,天气开始闷热,平静的闸河水,开始动荡起来。一群群光着屁股的少年,“扑通,扑通”跳入河中。有的一猛子扎进去,半天才浮出水面。这场面有点像下锅的饺子,在“沸腾”的水中,浮浮沉沉,紧紧挨着,却又都有自己的空间。喊叫声,划水声,混着一团。几个不怕死的,爬上十米高的闸楼,挥着手,呐喊着,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然后,捏住鼻子,憋口气,闭上眼睛,铆足劲儿往下跳。只见那一个个身影,宛如一块块从天而降的大石头,顺势落下。“轰隆,轰隆”一声声巨响,水花四溅,水面上一层又一层波浪,涌向岸边。我胆子小,只能坐在岸边,为他们喝彩助威……
  到了下午,火辣辣的太阳,渐渐失去了威力。我们几个会意地对个眼神,然后,骑上生产队放在河滩上吃草的老水牛,躺在牛背上,哼着小曲儿,悠哉悠哉,开始闭目养神。调皮的小伙伴,拿根树枝往牛蛋上使劲一捅,受到了惊吓的老牛,大吼一声,抬起前蹄,疯狂地奔跑起来。牛背上的人,还没弄清楚咋回事,已被重重地甩在了河滩上的淤泥里。一声叫骂,一阵追赶,那个捣蛋鬼,往芦苇荡里一钻,逃得无影无踪。
  夕阳西下,吃了一天草的老牛,回栏前要饮一次水。放牛人将缰绳盘在牛脖子上,一声吆喝,几头老牛,慢慢悠悠地走到闸河边,一字排开,嘴扎进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大口开喝。只见鼻息吹起的水,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波纹;牛脖子上的食道起起伏伏,好似水管子一样;牛肚子慢慢胀起来,圆起来,成了一面鼓。喝足了,老牛才从水里扯出嘴,深深出一口气,心满意足,慢吞吞地上了河堤,摇着尾巴,反刍着食物,自由自在地往回走。蹄子湿漉漉的,蘸着泥水溅了一路。走着,走着,随心所欲的一泡粪,撒在了路上……
  晚饭后,河堤上的人开始聚集。有的拿着一片帆布,有的顶着一块芦席,也有的卷了张塑料薄膜,找好各自理想的地方,一块接一块地铺展开来。然后呢,就坐在属于自家的那块领地上,摇起芭蕉扇子,开始“八卦”一天中他(她)们认为的奇闻怪事。比如,张家的夫妻吵架了,可能为了啥啥的;李家的小子娶了个矮媳妇,但脸蛋蛮俊的;老王家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却一点也不像老王家的人……
  天还没完全黑下来,喂奶的婆娘,双腿交叉,席地而坐,无所顾忌,毫无遮掩,衣襟一撩,托起一只饱满而挺拔的奶子,往娃嘴里一塞。然后,若无其事地抬起头,继续听旁人讲故事。孩子拱在她的怀里,欢快地蹬着小腿,“咕嘟,咕嘟”吸着奶水。过一会儿,将娃调个头,换另一只。堤上纳凉的老老少少,个个都竖着耳朵,生怕漏掉重大讯息,似乎没人介意这些习以为常的小事儿。
  月亮慢慢升了起来,河堤上刮起了微风,人们感到了一阵阵的舒心,带着几分惬意和满足,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秋天一到,闸河两岸,一排排火红的高粱,列出整齐的方阵,等待着主人检阅。风从西向东吹着,稻穗低垂着沉甸甸的脑袋,金色的阳光洒在稻穗上,一浪又一浪迷人的金黄在田野里翻滚。土地,承载着生命的延续与希望,也承载着农民的快乐与幸福。
  开镰收割了。农民们拿着提前磨得铮亮的镰刀,在田间一字排开,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嚓,嚓,嚓”齐刷刷的声音,在这片田里此起彼伏。那些排在田中间的人发现,每年割到田地正中间,总会有成片倒伏的秸秆,好像被石磙子碾过似的。是谁把这儿当作了伊甸园,抱着爱的企图而来,幽会狂欢后,带着爱的满足而去了呢!没人晓得。
  颗粒归仓。大地像洗净了的面孔,终于又露出了真容,在休整中等待下一个季节的轮回。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香。进入深秋,被河水滋养了一春一夏,肥美硕大的螃蟹,纷纷向闸里的石头墙上爬。这,或许就是“大闸蟹”一名的由来了!当年,还没有养殖一说,其实也根本用不着养殖,沟河港叉到处都是,既不值钱,也没油水,比不上肉香,吃着还麻烦。记得,当时猪肉是七毛二分一斤,而一斤多一只野生的大闸蟹,也就三五毛钱。因此,人们捕捉大闸蟹,很多时候只是个乐趣。
  起风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和几个邻居的孩子,分别拿上丝网、马灯、手电筒,还有装着长长竹杆的抄网等,一些捉螃蟹必备的工具,向闸河走去。夜风习习,我們在靠近河闸的港湾,找到合适位置,将丝网一片一片抛入河中。放下马灯,跑进生产队的梨园,偷摘几个尚未熟透的梨子,每人分俩,一边大口地啃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插在岸边的网线“守株待兔”。吃完了,其中两人,一个拿着手电筒,一个扛着抄网,来到闸板两侧的石墙之上,捕捉欲攀爬上岸的家伙。
  在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岁月,乡下的夜是漫长的。远处的微弱的灯光,一点一点地熄灭了。夜,像张漆黑的网,笼罩着大地……
  收网,撤退。几个时辰过后,我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凯旋而归。十几只张牙舞爪、口吐着白沫的大闸蟹,在一炷香之后,便成了又红又香的美味,统统进了我们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
  月亮慢慢升起来。几声狗叫,划破了乡村的夜……
  进入三九,天寒地冻,闸河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们戴着狗皮帽子,抹着鼻涕,在冰面上玩耍打闹着。打木陀螺的,三三两两围在一起,瞪着双眼,谁也不服谁,脸蛋绯红,一鞭一鞭使劲地抽着眼看着就要停止旋转的家伙。有人,一只脚踩着一块冰块,一只脚在冰面上加速,滑溜地向前奔跑着。还有人,坐在一把铁锨上,另一个拉着锨把,在欢快的笑声中,跑啊跑,乐啊乐;突然,脚下一滑,一个仰面朝天,“咚”一声后脑勺磕在了冰上。坐在铁锨里的,被甩得远远的,连滚带爬地喊叫着……
  疯了一个晌午,精疲力尽时,才发现自己的棉裤破了,帽子湿了,一只棉鞋也不知掉到哪个冰窟窿里了。回到家门口,头上还冒着热气,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大人们的发落。
  风吹雨淋,几年下来,闸河两边的河沿已残缺不堪,河里淤泥沉积。那时,兴修水利,各级都很重视,好像年年都有挖沟挑河的计划。记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男人满18岁,冬天“出河工”是必不可少的劳动任务。如果出不了河工,肯定是有病残的“废人”,这样是娶不到媳妇的,谁家闺女会嫁给一个干不了重活的“残疾人”呢?
  家家都安了有线小广播,人人都知道谁该出河工。集体的事,便是大家的事。只要大队部在广播里一吆喝,全大队的所有男劳力,就会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扛上铁锨,推着独轮车,不约而同地来到工地上。
  蒋大爹会按大队的通知,提前将闸河里的水放干。河床里,黝黑的淤泥裸露出来了。一部分人,卷起裤腿,挽起袖子,冲到中间,在手心里吐口唾沫,双手搓了搓。然后,抡起铁锨,拖泥带水,一锨一锨往岸上甩。上面的人,一车一车将甩上来的淤泥,推往田地的低洼处。群情激昂,热火朝天。一个礼拜后,一条干净、崭新的闸河,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等到灌河涨潮时,蒋大爹找准时机,将闸板高高提起,让灌河水流进闸河。有了水,这条长长的河,又有了动感与灵性。
  当我再一次来到闸河时,离开故乡已经三十多年。如今,村里早已不养牛了,河滩上的枯草层层叠叠;守闸的蒋大爹过世了多年,闸楼已破烂不堪;河床里淤积了很多泥,浅浅的有点发绿的河水,漂满了塑料袋等白色垃圾;河堤上坑坑洼洼,似乎多年没人踩踏了……
  我在河堤上站了许久,都没见着一个人。对岸工厂拴了一条大狼狗,在大门口坐着,不时地竖起耳朵,伸长脖子,歪着脑袋,上下打量着形影孤单的我。它一定不知道,这条河的悠久历史;它一定不晓得,这条河曾给多少人带来了欢乐;它更不会清楚,这条河曾经是村庄的命脉啊!唉,它不过是条狗,一条为主人看家护院的狗,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呢!
  在这全民禁足的春天里,隔着光阴的长河,我只能一遍遍在心里,在梦中,抚摸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半个世纪前,思乡心切的余光中先生曾有过的情愫,就这样在我的心房里堆积着,翻涌着:乡愁是一条浅浅的河,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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