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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改元年地方上的改革创新，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在辞旧迎新之际，本刊举办了第十届“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对2014年地方上的改革创新进行梳理总结，从中可以发现一些鲜明的特征。
以往，人们总是诟病，“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对于地方上一些改革创新的失败，也常常归咎于“缺乏顶层设计”。但这样的局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彻底改变，三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改革蓝图。
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很多重要改革措施已实质性启动。从地方来看，深改元年地方上的改革创新，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在辞旧迎新之际，《决策》杂志独家发布第十屆“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榜单，对2014年地方上的改革创新进行梳理总结，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鲜明特征。
上下合力
2014年地方上最重要的改革创新，当属“上海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多以来硕果累累，在贸易监管领域已经推出了40余项制度创新，在投资监管领域推出了10余项，在金融监管领域推出了50多项。
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创新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局部、某一领域的改革，而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是对过去以前置审批为主的政府管理模式的颠覆性创新，真正体现了“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法治精神。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上海自贸区能取得如此多的成果，上下联动无疑是其成功“秘诀”。
上海自贸区在成立之初，国家部委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因为上海自贸区很多敏感领域的制度创新，均涉及国家层面的改革。
特别是金融开放、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深水区”改革，主管部门要考虑风险问题和政府管理能力，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上下必须取得共识。因此，地方与部委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就成为自贸区试验成功与否的关键。
最初自贸区的设计方案是由上海市操刀，但由于很多政策都涉及到中央部委，为此，上海方面在方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与超过20个部委进行过沟通。有时，一个改革事项就需要与多个部委沟通。
随着改革共识的凝聚，国家部委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改革也体现出惊人的效率。
在2014年地方改革创新榜中，天津市推出的另一项改革同样意义重大，即成立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天津滨海新区将18个部门的216项审批职责，全部划转到行政审批局，实现了“一个窗口流转、一颗印章审批”。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审批职能与监管职能分离，在行政审批改革上开辟出一条新道路。
去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滨海新区时，称赞行政审批局用1枚公章取代原来109枚审批公章，是“真正的重大改革”。
天津的改革理念显然与中央政府不谋而合。新一届中央政府不遗余力推动简政放权，并将此视作改革的“当头炮”。过去一年多来，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人们用“风暴”等字眼来形容这场改革的强度。
“行政审批局”、“自由贸易区”与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表面看不尽相同，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其实质都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理念下，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对于深化改革而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一盘“大棋”，而浙江则选择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上“落子”。海宁的试点拉开了浙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大幕。
浙江一直是公认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虽然民营经济比重高，但浙江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行政审批仍然在要素配置中占主导地位。解决资源配置到底谁来决定的问题，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于浙江能否再造市场优势，非常关键。
在海宁的改革试点中，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来撬动其他改革，让土地、能源、金融、科技人才等要素资源，更多地由市场来分配。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犹如一把破解体制障碍的钥匙，成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力。改革很快在浙江省上下形成共识，并且迅速推开。
在2014年地方改革创新中，上海、天津、浙江等地极具代表性，这些地方改革实践的一大特色都是上下紧密联动。这一新特点也让人们看到，深化改革也可以从局部突破，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完全可以良性互动，从而形成上下合力。
“改革关头勇者胜”
当下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深化改革能否啃下“硬骨头”，不仅考验改革者智慧，更考验改革者的勇气。2014年历经“刮骨疗毒”的东莞人，对此应当有切身的体悟。
2014年春节后，东莞市娱乐场所涉黄被央视记者曝光，导致当地政府展开大规模扫黄行动。一时间，舆论哗然。“扫黄事件”备受公众关注，并引起了巨大争议，让东莞陷入一场形象危机。
作为东莞市市长的袁宝成，同样因此而陷入舆论“漩涡”。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袁宝成面对记者围堵未发一言，而被媒体冠以“嘿嘿市长”。
实际上，“扫黄事件”带来的城市形象受损只是表征之一，袁宝成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这座城市已经持续几年的转型阵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东莞制造业后，东莞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制造业之都转型艰难。袁宝成将其总结为“城市发展陷阱”：产业低端化与空心化；大量新移民给城市服务与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病”；工业化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与破坏。
东莞面临的“城市发展陷阱”，是其它诸多城市转型升级的缩影。
“扫黄风暴与转型阵痛‘双压力’，让东莞可以在经历炼狱后重生，压力不仅助推我们净化东莞的创业环境，更警示我们以壮士断腕之决心，重塑东莞。”对于袁宝成和东莞来说，采取“刮骨疗毒”式的改革，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既然是‘毒瘤’，首先肯定要刮骨疗毒，把毒瘤刮干净，上了药以后，好好地把伤口治好。”
以往，人们总是诟病，“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对于地方上一些改革创新的失败，也常常归咎于“缺乏顶层设计”。但这样的局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彻底改变，三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改革蓝图。
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很多重要改革措施已实质性启动。从地方来看，深改元年地方上的改革创新，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在辞旧迎新之际，《决策》杂志独家发布第十屆“地方公共决策系列评选”榜单，对2014年地方上的改革创新进行梳理总结，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鲜明特征。
上下合力
2014年地方上最重要的改革创新，当属“上海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多以来硕果累累，在贸易监管领域已经推出了40余项制度创新，在投资监管领域推出了10余项，在金融监管领域推出了50多项。
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创新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局部、某一领域的改革，而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是对过去以前置审批为主的政府管理模式的颠覆性创新，真正体现了“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法治精神。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上海自贸区能取得如此多的成果，上下联动无疑是其成功“秘诀”。
上海自贸区在成立之初，国家部委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因为上海自贸区很多敏感领域的制度创新，均涉及国家层面的改革。
特别是金融开放、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深水区”改革，主管部门要考虑风险问题和政府管理能力，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上下必须取得共识。因此，地方与部委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就成为自贸区试验成功与否的关键。
最初自贸区的设计方案是由上海市操刀，但由于很多政策都涉及到中央部委，为此，上海方面在方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与超过20个部委进行过沟通。有时，一个改革事项就需要与多个部委沟通。
随着改革共识的凝聚，国家部委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改革也体现出惊人的效率。
在2014年地方改革创新榜中，天津市推出的另一项改革同样意义重大，即成立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天津滨海新区将18个部门的216项审批职责，全部划转到行政审批局，实现了“一个窗口流转、一颗印章审批”。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审批职能与监管职能分离，在行政审批改革上开辟出一条新道路。
去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滨海新区时，称赞行政审批局用1枚公章取代原来109枚审批公章，是“真正的重大改革”。
天津的改革理念显然与中央政府不谋而合。新一届中央政府不遗余力推动简政放权，并将此视作改革的“当头炮”。过去一年多来，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人们用“风暴”等字眼来形容这场改革的强度。
“行政审批局”、“自由贸易区”与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表面看不尽相同，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其实质都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理念下，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对于深化改革而言，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一盘“大棋”，而浙江则选择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上“落子”。海宁的试点拉开了浙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大幕。
浙江一直是公认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虽然民营经济比重高，但浙江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行政审批仍然在要素配置中占主导地位。解决资源配置到底谁来决定的问题，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于浙江能否再造市场优势，非常关键。
在海宁的改革试点中，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来撬动其他改革，让土地、能源、金融、科技人才等要素资源，更多地由市场来分配。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犹如一把破解体制障碍的钥匙，成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力。改革很快在浙江省上下形成共识，并且迅速推开。
在2014年地方改革创新中，上海、天津、浙江等地极具代表性，这些地方改革实践的一大特色都是上下紧密联动。这一新特点也让人们看到，深化改革也可以从局部突破，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完全可以良性互动，从而形成上下合力。
“改革关头勇者胜”
当下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深化改革能否啃下“硬骨头”，不仅考验改革者智慧，更考验改革者的勇气。2014年历经“刮骨疗毒”的东莞人，对此应当有切身的体悟。
2014年春节后，东莞市娱乐场所涉黄被央视记者曝光，导致当地政府展开大规模扫黄行动。一时间，舆论哗然。“扫黄事件”备受公众关注，并引起了巨大争议，让东莞陷入一场形象危机。
作为东莞市市长的袁宝成，同样因此而陷入舆论“漩涡”。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袁宝成面对记者围堵未发一言，而被媒体冠以“嘿嘿市长”。
实际上，“扫黄事件”带来的城市形象受损只是表征之一，袁宝成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这座城市已经持续几年的转型阵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东莞制造业后，东莞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制造业之都转型艰难。袁宝成将其总结为“城市发展陷阱”：产业低端化与空心化；大量新移民给城市服务与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病”；工业化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与破坏。
东莞面临的“城市发展陷阱”，是其它诸多城市转型升级的缩影。
“扫黄风暴与转型阵痛‘双压力’，让东莞可以在经历炼狱后重生，压力不仅助推我们净化东莞的创业环境，更警示我们以壮士断腕之决心，重塑东莞。”对于袁宝成和东莞来说，采取“刮骨疗毒”式的改革，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既然是‘毒瘤’，首先肯定要刮骨疗毒，把毒瘤刮干净，上了药以后，好好地把伤口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