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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收到了一份来自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疏，洋洋洒洒万余字。当看到奏疏中说如今政府里的官员大多是些“迂儒俗吏”时，朱元璋大为光火，把茹太素叫来面谈。书生气十足的茹太素很快就耗尽了朱元璋的耐心，朱元璋命人找来棍杖对茹太素一顿暴打。这是廷杖在明朝的第一次执行。但事发偶然，杖打朝臣并没有因此形成固定程序。不过，朱元璋这次算是给他的后代们树立了个“榜样”。
宣宗之后，明王朝进入“屡出昏君”的死循环，《明史》在与廷杖有关的记述中说道：“至正统中，王振擅权……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
户部尚书刘中敷多次与大太监王振一伙发生冲突，王振先后三次绕过国家正常司法程序，由太监在官里私设法庭，将其打入监牢。其中第二次，因文官集团集体向英宗与王振施压，才救回了刘中敷的性命。但刘中敷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最后被判决戴着罪人的枷锁，跪在紫禁城门外思过，整整15天后才被释放。
同遭类似羞辱的还有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他因按照官员接待太监来访的正规程序接待了王振，而使王振觉得没面子。罗织罪名，让一帮太监拿着假圣旨去国子监对他“执法”。就这样，李时勉于三伏天在国子监门口跪了三天。国子监的学生们不忍严师受辱，全体前往紫禁城求见英宗，哭号之声震彻宫廷。最后，皇太后亲自出面责问，英宗赶紧命令王振立即释放李时勉。
此后，文臣继续给英宗与王振施压。最终，双方达成默契。文臣默认王振在英宗的掩护下干政的事实；王振也有所收敛，取消了戴枷示众等花样百出的法外滥刑，只保留了打屁股这招。自此，棒打屁股作为皇帝私刑的统一手段，逐渐开始流行并制度化。
土木堡之变中断了英宗的皇帝生涯，王振也因之殒命。仓促登基的景帝在当政之初并没有和文臣集团爆发严重冲突，朝廷上的那根棍子也沉寂了好几年。
景帝当年继承皇位时，与大臣约定不会改变朱明皇室的传承世系，依然要以英宗之子为太子，在自己百年之后让皇位传承回归英宗一脉。但他坐稳了皇位后，就不想认这个账了，费尽心机地让自己的儿子做了太子。可没想到，他那刚刚当上太子的儿子很快夭折了。太子之位长期空悬，御史钟同上书景帝，要求复立英宗之子为太子，其中“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深深刺痛了景帝的心。
两天后，礼部仪制郎中章纶向景帝射来第二弹，上书规劝景帝多多看望被囚禁的英宗，善待英宗的皇后，并复立英宗之子为东官。还说只要景帝做到了这些，灾害自然就没有了。两个月后，大理寺少卿廖庄又来了一波，虽然换了词，但说的还是景帝最不想听的那些事。结果，这三人被景帝扔进了监狱。
一年后，景帝对司法部门对以上三人的从轻处理不满，亲自为三人加刑。钟同、章纶在狱中各杖打一百，之后流放。钟同没挺住，当场死于棍下。廖庄被杖打八十，虽比前两人少了二十，但其实更加残酷，因为他受刑之地不在狱中，而在朝堂上。
廷杖的基本样式从廖庄这里被奠定，此后的廷杖使用也基本延续廖庄被打的模式。皇帝在遭遇重大政治议题时，若与朝臣的分歧无法调和，廷杖就会作为论死罪之前最后的流氓手段出现，用以折辱朝臣人格，摧毁其精神上的优越感。当然，哪些算重大政治议题、哪些算无法调和的矛盾，完全由皇帝本人拿捏。
后来，那位差点被景帝废掉的英宗太子朱见深走出阴暗岁月，终于坐上皇位，是為宪宗。成化年间，明朝国势转衰，四方不靖，财力不敷。正该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时候，皇室开销却不减反增，引起一些文臣的不满与忧虑。
翰林院官员章懋等四人率先出头，劝诫宪宗取消元宵节例行的花灯烟火晚会，节约开支。不想却触了宪宗的霉头，这位在忧患中长大的皇帝内向而敏感，十分珍视自己仅有的那点快乐，于是章懋等四人全部被流放边疆，其中三人在流放之前被廷杖二十以示羞辱。
不过，四人因秉公立言而得到舆论的褒扬，获得“翰林四谏”的美名，这是明王朝的官员首次因廷杖而获誉。此后，官员们从可怕的棍棒中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用一屁股的伤痛换一辈子的美名。于是，有些人为了赢得名声故意惹怒皇帝，去找那顿打，这使得有关廷杖的故事开始变得无耻与无聊。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太常寺少卿沈政投宪宗爱财之所好，上书建议皇帝将国库一部分银两划归宫廷使用。他本以为能得到宪宗嘉奖，却不想宪宗那天正义感爆棚，不仅拒绝了他，还给了他一顿廷杖。南京福建道御史李珊以为宪宗将回心转意，做个好皇帝，上书建议宪宗出钱赈灾，结果也挨了一顿打，理由是他的上书里有错别字。
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证明宪宗把自己与朝廷分得很清楚，他不会去打朝廷的主意，但朝廷也别想来打他的主意。廷杖，就是他用来捍卫自己与朝廷之间边界的武器。
成化年间，宪宗奋舞长棍，终于将廷杖这种偶尔一用的皇家私刑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准制度。整个成化年间，宪宗一共13次释放廷杖大招，高于从洪武到天顺8朝7帝96年的总和。
有了宪宗的铺垫，之后的皇帝拿棍子打起大臣来就再无顾忌，武宗更是将廷杖进一步发扬光大。
从英宗开始杖责大臣以来，除了景帝曾经有过一次蓄意痛下杀手、打死大臣外，廷杖都重在施辱而不在伤身。宪宗虽然多次施行廷杖，但会在行前给屁股上垫好厚厚的垫子，减轻实际的肉体伤害。喜好恶趣味的武宗却在太监刘瑾的蛊惑下，不仅撤去垫子，还要求受刑者脱下裤子，露出私羞部位让他尽情地打个够。至此，廷杖已经彻底成为皇帝发泄私愤的残酷手段。
武宗之后的嘉靖朝，廷杖的威风终于登峰造极。在那48年间，据《明史》记载，受到廷杖的有名有姓的官员就有88人，被打死者11人。
自此，文臣的态度分成两派，大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不发一言，逐渐与明王朝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少数人迎难而上，冒着廷杖的危险，硬是要与皇帝论个对错。这一派又分为两类，一类逆流而行的原因的确是为维护心中的正义与理想，而另一类只是想浑水摸鱼，捞个名声。
真诚与虚伪就这样光怪陆离地搅和在一起，最终化为一团冷漠，文人的精神家园彻底恶化。明代末年，文官集团在这团冷漠中无法自拔，军国大事完全被丢在一边。明清鼎革之际，这种冷漠居然变成了对国破家亡的坦然接受。如果没有那么多明朝降将逃臣，入关之后八旗军哪能打出一日千里的奇迹般战绩？
宣宗之后，明王朝进入“屡出昏君”的死循环，《明史》在与廷杖有关的记述中说道：“至正统中，王振擅权……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
户部尚书刘中敷多次与大太监王振一伙发生冲突，王振先后三次绕过国家正常司法程序，由太监在官里私设法庭，将其打入监牢。其中第二次，因文官集团集体向英宗与王振施压，才救回了刘中敷的性命。但刘中敷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最后被判决戴着罪人的枷锁，跪在紫禁城门外思过，整整15天后才被释放。
同遭类似羞辱的还有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他因按照官员接待太监来访的正规程序接待了王振，而使王振觉得没面子。罗织罪名，让一帮太监拿着假圣旨去国子监对他“执法”。就这样，李时勉于三伏天在国子监门口跪了三天。国子监的学生们不忍严师受辱，全体前往紫禁城求见英宗，哭号之声震彻宫廷。最后，皇太后亲自出面责问，英宗赶紧命令王振立即释放李时勉。
此后，文臣继续给英宗与王振施压。最终，双方达成默契。文臣默认王振在英宗的掩护下干政的事实；王振也有所收敛，取消了戴枷示众等花样百出的法外滥刑，只保留了打屁股这招。自此，棒打屁股作为皇帝私刑的统一手段，逐渐开始流行并制度化。
土木堡之变中断了英宗的皇帝生涯，王振也因之殒命。仓促登基的景帝在当政之初并没有和文臣集团爆发严重冲突，朝廷上的那根棍子也沉寂了好几年。
景帝当年继承皇位时，与大臣约定不会改变朱明皇室的传承世系，依然要以英宗之子为太子，在自己百年之后让皇位传承回归英宗一脉。但他坐稳了皇位后，就不想认这个账了，费尽心机地让自己的儿子做了太子。可没想到，他那刚刚当上太子的儿子很快夭折了。太子之位长期空悬，御史钟同上书景帝，要求复立英宗之子为太子，其中“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深深刺痛了景帝的心。
两天后，礼部仪制郎中章纶向景帝射来第二弹，上书规劝景帝多多看望被囚禁的英宗，善待英宗的皇后，并复立英宗之子为东官。还说只要景帝做到了这些，灾害自然就没有了。两个月后，大理寺少卿廖庄又来了一波，虽然换了词，但说的还是景帝最不想听的那些事。结果，这三人被景帝扔进了监狱。
一年后，景帝对司法部门对以上三人的从轻处理不满，亲自为三人加刑。钟同、章纶在狱中各杖打一百，之后流放。钟同没挺住，当场死于棍下。廖庄被杖打八十，虽比前两人少了二十，但其实更加残酷，因为他受刑之地不在狱中，而在朝堂上。
廷杖的基本样式从廖庄这里被奠定，此后的廷杖使用也基本延续廖庄被打的模式。皇帝在遭遇重大政治议题时，若与朝臣的分歧无法调和，廷杖就会作为论死罪之前最后的流氓手段出现，用以折辱朝臣人格，摧毁其精神上的优越感。当然，哪些算重大政治议题、哪些算无法调和的矛盾，完全由皇帝本人拿捏。
后来，那位差点被景帝废掉的英宗太子朱见深走出阴暗岁月，终于坐上皇位，是為宪宗。成化年间，明朝国势转衰，四方不靖，财力不敷。正该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时候，皇室开销却不减反增，引起一些文臣的不满与忧虑。
翰林院官员章懋等四人率先出头，劝诫宪宗取消元宵节例行的花灯烟火晚会，节约开支。不想却触了宪宗的霉头，这位在忧患中长大的皇帝内向而敏感，十分珍视自己仅有的那点快乐，于是章懋等四人全部被流放边疆，其中三人在流放之前被廷杖二十以示羞辱。
不过，四人因秉公立言而得到舆论的褒扬，获得“翰林四谏”的美名，这是明王朝的官员首次因廷杖而获誉。此后，官员们从可怕的棍棒中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用一屁股的伤痛换一辈子的美名。于是，有些人为了赢得名声故意惹怒皇帝，去找那顿打，这使得有关廷杖的故事开始变得无耻与无聊。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太常寺少卿沈政投宪宗爱财之所好，上书建议皇帝将国库一部分银两划归宫廷使用。他本以为能得到宪宗嘉奖，却不想宪宗那天正义感爆棚，不仅拒绝了他，还给了他一顿廷杖。南京福建道御史李珊以为宪宗将回心转意，做个好皇帝，上书建议宪宗出钱赈灾，结果也挨了一顿打，理由是他的上书里有错别字。
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证明宪宗把自己与朝廷分得很清楚，他不会去打朝廷的主意，但朝廷也别想来打他的主意。廷杖，就是他用来捍卫自己与朝廷之间边界的武器。
成化年间，宪宗奋舞长棍，终于将廷杖这种偶尔一用的皇家私刑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准制度。整个成化年间，宪宗一共13次释放廷杖大招，高于从洪武到天顺8朝7帝96年的总和。
有了宪宗的铺垫，之后的皇帝拿棍子打起大臣来就再无顾忌，武宗更是将廷杖进一步发扬光大。
从英宗开始杖责大臣以来，除了景帝曾经有过一次蓄意痛下杀手、打死大臣外，廷杖都重在施辱而不在伤身。宪宗虽然多次施行廷杖，但会在行前给屁股上垫好厚厚的垫子，减轻实际的肉体伤害。喜好恶趣味的武宗却在太监刘瑾的蛊惑下，不仅撤去垫子，还要求受刑者脱下裤子，露出私羞部位让他尽情地打个够。至此，廷杖已经彻底成为皇帝发泄私愤的残酷手段。
武宗之后的嘉靖朝，廷杖的威风终于登峰造极。在那48年间，据《明史》记载，受到廷杖的有名有姓的官员就有88人，被打死者11人。
自此，文臣的态度分成两派，大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不发一言，逐渐与明王朝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少数人迎难而上，冒着廷杖的危险，硬是要与皇帝论个对错。这一派又分为两类，一类逆流而行的原因的确是为维护心中的正义与理想，而另一类只是想浑水摸鱼，捞个名声。
真诚与虚伪就这样光怪陆离地搅和在一起，最终化为一团冷漠，文人的精神家园彻底恶化。明代末年，文官集团在这团冷漠中无法自拔，军国大事完全被丢在一边。明清鼎革之际，这种冷漠居然变成了对国破家亡的坦然接受。如果没有那么多明朝降将逃臣，入关之后八旗军哪能打出一日千里的奇迹般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