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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向国际社会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起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所以引起外部世界的高度重视不是偶然的，这一思想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的基础上，顺应21世纪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对中国外交战略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这一思想不仅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深刻回应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也立足中国国家利益，承载着中国的国际责任，提出了关于世界未来发展的中国方案，无疑会对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和转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世界变局中捍卫国家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复杂国际环境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对外抗拒包围封锁、对内维护国家统一的诸多考验。如何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家安全，是中国最优先的战略目标和最核心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上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受越南战争、国内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在与苏联的军事竞赛中处于守势，美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为了集中力量遏制苏联扩张，美国不得不寻找时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出现松动的可能。与此同时，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苏联加紧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压力不断增大。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基于以上背景，毛泽东审时度势，敏锐把握国际风云变幻。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由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正式提出，对于维护中国战略利益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
第一，明确了战略对手。尽管中美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上矛盾并未根本解除，但相比之下，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是中国最现实、最直接、最紧迫的危险。“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确定为第一世界，将其认定为霸权主义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50年代中国的对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以便中国集中力量对付迫在眉睫的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在新形势下有效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
第二，争取了中间力量。毛泽东曾将处于中间地带的第二世界国家看作是可以争取和联合的有效力量，并明确指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由此引发了中国同西欧国家建交的高潮。在70年代的10年中，中国同15个西欧国家相继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显著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
第三，团结了第三世界国家。“三个世界理论”把中国放入第三世界，这不仅是对中国力量的客观、清醒的认识，而且也找到了中国扩大战略基础的广阔空间。第三世界国家覆盖了亚非拉三大洲，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广阔的版图，孕育着巨大的国际力量。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借助第三世界力量，共同抵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在时代转换中把握发展机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形势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核武器的发展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具备了多次彻底毁灭对方的力量，迫使两国在相互抗衡中不得不相互妥协，美苏关系出现缓和。与此同时，随着西欧、日本等国家的迅速崛起，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局面大为缓解，政治和军事对抗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逐步减弱，经济技术等方面的竞争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时代潮流的变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有可能走出战争与革命的传统思维，开辟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鉴于此，邓小平于1985年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即“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时代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开始在新时代潮流寻找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
第一，在国家重心转移过程中把握机遇。文革结束之初，“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一认识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新时代主题论断的提出意味着，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从而使中国完全有可能避免将精力浪费在战争准备当中，把国家的重心根本性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第二，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中把握机遇。依据新时代主题论断，中国有可能通过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大胆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如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第三，在调整外交路线中把握机遇。基于新时代主題论断，中国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正是基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扩大了外交回旋空间，从而为更好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推进改革开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引领世界发展
进入21世纪，世界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国际形势发展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等特点。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加，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流行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世界真正进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面对众多全球性问题，人类必须在观念上从“国家治理”提升至“全球治理”，携手共进，砥砺前行。 基于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013年3月，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中国判断。2015年9月，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今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话语表达，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中国方案，深度展现出当代中国领导人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情怀。
第一，为创新全球治理体制提供新思想。面对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针对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和体制的弊端，中国主张从“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和改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努力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为此，必须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所谓“共商共建共享”，就是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
第二，为世界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强大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积极推动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地区合作，努力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为此，中国致力于通过一个个务实的行动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提出建立“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为实施这一倡议，中国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备投资银行，致力于实现与有关国家的互联互通。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联大期间表示，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将努力为世界经济提供创造更多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在杭州G20峰会上，他强调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持续、平衡、包容的增长之路。
第三，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新的价值资源。在2015年的第70届联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理解，破除了西方
“普世价值”的迷雾，将人类共生意识作为前提，以共生关系为存在形式，以人类的共同命运为最高的利益共同体，追求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第四，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根本出路。自然是人类的生活家园，也是人类的根本归宿。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事关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命题。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此，中国率先做出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纵观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外交理念，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再到习近平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外交理论始终依据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在适应中调整，继承中创新。70年代，中国外交的最重大的任务在于科学判断国际风云变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三
个世界划分理论”便应运而生。进入80年代，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的提出为中国抓住机遇创造了前提条件。进入新世纪，中国所面对的是全球治理的新难题、新挑战，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逐步进入国际舞台中心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人类的发展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人類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中国呼应时代变迁的逻辑产物。
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外交的关注点逐步从关注自身利益，到寻求发展机遇向引领世界发展的方向位移，实现了内视视野下关注自我到全球视野下关注人类命运的深刻转变。这一外交视域的历史性跨越和国际化拓展，不仅反映了中国实力的变化、中国对世界责任的增强，更体现出中国不断开放的思维，不断增强的自信，即在适应世界中改造世界，在融入世界中引领世界。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高度，回望中国外交上述三阶段层层深入、步步上升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不难看出，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变迁既是中华民族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与外部世界保持紧密互动关系的结果。只有在世界变局中把握中国的命运，及时改变自己，才能适应世界，进而改变世界。这既是中国外交演变的内在逻辑，也蕴含着中国外交调整的内在规律。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谭 力）
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世界变局中捍卫国家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复杂国际环境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对外抗拒包围封锁、对内维护国家统一的诸多考验。如何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家安全，是中国最优先的战略目标和最核心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上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受越南战争、国内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在与苏联的军事竞赛中处于守势，美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为了集中力量遏制苏联扩张，美国不得不寻找时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出现松动的可能。与此同时，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苏联加紧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压力不断增大。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基于以上背景，毛泽东审时度势，敏锐把握国际风云变幻。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由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正式提出，对于维护中国战略利益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
第一，明确了战略对手。尽管中美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上矛盾并未根本解除，但相比之下，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是中国最现实、最直接、最紧迫的危险。“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确定为第一世界，将其认定为霸权主义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50年代中国的对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以便中国集中力量对付迫在眉睫的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在新形势下有效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
第二，争取了中间力量。毛泽东曾将处于中间地带的第二世界国家看作是可以争取和联合的有效力量，并明确指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由此引发了中国同西欧国家建交的高潮。在70年代的10年中，中国同15个西欧国家相继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显著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
第三，团结了第三世界国家。“三个世界理论”把中国放入第三世界，这不仅是对中国力量的客观、清醒的认识，而且也找到了中国扩大战略基础的广阔空间。第三世界国家覆盖了亚非拉三大洲，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广阔的版图，孕育着巨大的国际力量。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借助第三世界力量，共同抵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在时代转换中把握发展机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形势再次发生巨大变化。核武器的发展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具备了多次彻底毁灭对方的力量，迫使两国在相互抗衡中不得不相互妥协，美苏关系出现缓和。与此同时，随着西欧、日本等国家的迅速崛起，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局面大为缓解，政治和军事对抗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逐步减弱，经济技术等方面的竞争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时代潮流的变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有可能走出战争与革命的传统思维，开辟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鉴于此，邓小平于1985年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即“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时代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开始在新时代潮流寻找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
第一，在国家重心转移过程中把握机遇。文革结束之初，“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一认识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新时代主题论断的提出意味着，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从而使中国完全有可能避免将精力浪费在战争准备当中，把国家的重心根本性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第二，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中把握机遇。依据新时代主题论断，中国有可能通过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大胆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如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第三，在调整外交路线中把握机遇。基于新时代主題论断，中国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正是基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扩大了外交回旋空间，从而为更好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推进改革开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引领世界发展
进入21世纪，世界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国际形势发展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等特点。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加，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流行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世界真正进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面对众多全球性问题，人类必须在观念上从“国家治理”提升至“全球治理”，携手共进，砥砺前行。 基于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013年3月，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中国判断。2015年9月，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今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话语表达，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中国方案，深度展现出当代中国领导人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情怀。
第一，为创新全球治理体制提供新思想。面对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针对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和体制的弊端，中国主张从“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和改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努力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为此，必须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所谓“共商共建共享”，就是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
第二，为世界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强大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积极推动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地区合作，努力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为此，中国致力于通过一个个务实的行动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提出建立“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为实施这一倡议，中国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备投资银行，致力于实现与有关国家的互联互通。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联大期间表示，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将努力为世界经济提供创造更多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在杭州G20峰会上，他强调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持续、平衡、包容的增长之路。
第三，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新的价值资源。在2015年的第70届联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理解，破除了西方
“普世价值”的迷雾，将人类共生意识作为前提，以共生关系为存在形式，以人类的共同命运为最高的利益共同体，追求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第四，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根本出路。自然是人类的生活家园，也是人类的根本归宿。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事关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命题。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此，中国率先做出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纵观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外交理念，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再到习近平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外交理论始终依据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现实需求，在适应中调整，继承中创新。70年代，中国外交的最重大的任务在于科学判断国际风云变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三
个世界划分理论”便应运而生。进入80年代，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的提出为中国抓住机遇创造了前提条件。进入新世纪，中国所面对的是全球治理的新难题、新挑战，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逐步进入国际舞台中心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人类的发展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人類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中国呼应时代变迁的逻辑产物。
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外交的关注点逐步从关注自身利益，到寻求发展机遇向引领世界发展的方向位移，实现了内视视野下关注自我到全球视野下关注人类命运的深刻转变。这一外交视域的历史性跨越和国际化拓展，不仅反映了中国实力的变化、中国对世界责任的增强，更体现出中国不断开放的思维，不断增强的自信，即在适应世界中改造世界，在融入世界中引领世界。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高度，回望中国外交上述三阶段层层深入、步步上升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不难看出，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变迁既是中华民族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与外部世界保持紧密互动关系的结果。只有在世界变局中把握中国的命运，及时改变自己，才能适应世界，进而改变世界。这既是中国外交演变的内在逻辑，也蕴含着中国外交调整的内在规律。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谭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