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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人均GDP位居世界前茅，在军事、科技、创新、高等教育等方面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然而，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却长期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攀升至0.485，贫富差距创50年来新高，“富裕中的贫困”愈发凸显。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贫困问题愈加严重，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顶层和底层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了3.5%，为2009年大萧条（当时全年萎缩2.5%）以来首次得负值，且创下了自二战结束以来（1946年）的最差纪录。尽管如此，美国顶层人群的财富却急剧增长，底层人群则陷入经济困境。根据美国政策研究所和美国税收公平协会1月发布的报告，从2020年3月18日至2021年1月18日，美国亿万富翁们拥有的财富总计增加了1.138万亿美元，同一时期有46人加入了美国亿万富翁的行列。美国660位亿万富翁共拥有4.1万亿美元的财富，比处于收入底层的50%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多2/3，其中最富有的5位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沃伦·巴菲特、埃隆·马斯克）在此期间的总财富从3580亿美元增至6610亿美元，增幅比例达到85%。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疫情影响下，包括餐饮、旅游、航空等在内的服务业遭受重创，许多公司面临倒闭。截至2020年12月中旬，美国已有610家公司破产，创下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数百万美国人失业并陷入贫困，由此导致美国的贫困率大幅上升。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几个月，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从而使美国的贫困率有所降低。然而，此后形势却急转直下。由于疫情彻底失控，2020年下半年有800多万美国人陷入贫困，11月贫困率上升到11.7%，比6月上升了2.4个百分点，几乎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贫困率最高年度增幅的两倍。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美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大资本家手里。
美国是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移民国家，非洲裔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长期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在财富和就业上存在巨大的种族差距。在过去的40年里，非洲裔工人的失业率一直是白人的两倍。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几乎是非洲裔家庭的10倍。 新冠疫情使得少数族裔的贫困问题更加突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受教育水平不高，非洲裔与拉美裔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主要从事维持社会运转所必需的服务业和低技术水平职业，在经济衰退时更容易遭遇减薪或失业。在2020年3月和4月因封城和停工导致失业率飙升时，非洲裔和拉丁裔首当其冲，受影响最大。截至2021年1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仍处在9.2%的高位，而白人的失业率则为5.7%。 由于无法居家办公，少数族裔长期暴露在易感的环境中，其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更高。同时，由于医保不足或失去医保，少数族裔在感染新冠肺炎后更容易因无钱治疗而死亡。美国疾控中心（CDC）每日统计数据显示，占总人口12.5%的非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占全部感染人数的12.2%，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4.6%；占总人口18.5%的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占全部感染人数的20.8%，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2%。 在疫情和失业的双重冲击下，目前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比2020年6月时高出5.4个百分点，即有240万人陷入贫困；对于那些高中或更低学历的人來说，贫困率更是从去年6月时的17%飙升至22.5%。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孩子的家庭中，86%的拉美裔家庭和66%的非洲裔家庭在疫情期间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其中包括储蓄不足、信用卡透支，以及难以支付医疗费用等。而同样有这些问题的白人家庭，占比仅为51%。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了美国种族间的贫富差距，使族裔分化更加严重，在经济彻底好转之前，少数族裔仍将备受贫困折磨。
一方面，在疫情影响下，底层民众的住房、吃饭等基本人权无法得到保障。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疫情中发展迅速，现房销售量不断攀升，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房价涨至历史新高。在高房价之下，美国4400万户租房家庭中有超过1739万户家庭无力支付房租，面临被房东驱逐的风险，全美拖欠房租总额已超过215亿美元。 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失业人数剧增。另一方面，疫情加剧了美国儿童贫困问题。据儿童保护基金统计，2018年美国共有7340万儿童，其中有色儿童占比为49.7%；1/6的儿童（超过1190万）处在贫困中，其中将近73%是有色儿童；非裔和土著儿童的贫困率为1/3，拉丁裔儿童的贫困率为1/4，相比之下，白人儿童的贫困率为1/11。6岁以下儿童中有1/6以上是穷人，其中近一半生活在赤贫之中。新冠疫情还在加剧儿童贫困状况。由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许多底层家庭无法提供可靠、安全、充足和营养丰富的食物，更缺乏可负担的住房和联邦租房援助，这使儿童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据美国最大的饥饿救济组织“喂养美国”统计，新冠肺炎大流行使4200多万美国人面临饥饿问题，其中包括1300万儿童。 儿童已成为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
美国的贫困问题长期存在，近些年来愈演愈烈，已成为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发达国家。造成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总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美国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因此可以说，“两极分化是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表现。”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就无法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20世纪70年代，美国遭遇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失效，新自由主义随之兴起。新自由主义主张“唯市场化”“唯自由化”“唯私有化”和“唯个人化”，通过放松管制和减税改革帮助美国恢复经济。然而，长期放松管制会使工会的权利大幅削弱，缺乏议价能力，抑制了工人工资的提升。同时，减税改革也更有利于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长期延续这一政策会导致分配更加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三，制造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压缩了中下层人群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将厂房搬迁到了人力成本更低、地价更便宜、政策更优惠的发展中国家。长此以往，美国的制造业日趋式微，中下层民众的福利快速下降，工作机会不断流失。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仅占全部就业的8.4%，工资增长也处于历史最低点，原先依靠制造业生存的大量中产阶级不得不转向餐饮、零售等低附加值的服务行业。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萎缩，美国的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第四，社会文化心理和政策的影响使美国的贫困问题长期化。美国社会推崇个人主义，倡导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幸福，因而贫困问题长期被看作是个人责任。美国政府对于贫困人口的救济也大多以短期的、物质形式的帮扶为主，并未真正激发穷人摆脱贫困的坚定意志，更未建立起一整套高效、彻底的脱贫机制。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穷人在短期帮扶结束后很快又陷入新一轮贫困中，这导致美国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从现实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更加剧了贫富分化。特朗普执政时期采取了大规模的減税政策，削减了联邦政府用于福利的开支。根据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2019年美国通过减税产生的收益中预计有27%流入了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口袋，富豪阶级成为税改政策最大的受益群体。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对于美国富人是极大的利好，但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虽然向低收入群体发放了现金和失业保险援助，但在经济衰退、公司破产、失业猛增的背景下，这一举措只是暂时缓解但却无法根除美国的贫困问题。相比之下，在美国股市五次熔断后，特朗普政府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促使美国股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逆势上涨，这使富豪（尤其是高科技、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富豪）的财富迅速增加，由此导致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在疫情期间急剧扩大。
随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成功研发，新冠疫苗的大规模普及，美国的疫情将会缓解，社会经济也将不断恢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将逐步恢复营业，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当前的失业问题。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恢复，疫情期间剧增的贫困人数将会减少。然而，由于产生贫困的制度性原因依旧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贫困问题依旧无法彻底根除。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美国贫富两极分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顶层和底层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了3.5%，为2009年大萧条（当时全年萎缩2.5%）以来首次得负值，且创下了自二战结束以来（1946年）的最差纪录。尽管如此，美国顶层人群的财富却急剧增长，底层人群则陷入经济困境。根据美国政策研究所和美国税收公平协会1月发布的报告，从2020年3月18日至2021年1月18日，美国亿万富翁们拥有的财富总计增加了1.138万亿美元，同一时期有46人加入了美国亿万富翁的行列。美国660位亿万富翁共拥有4.1万亿美元的财富，比处于收入底层的50%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多2/3，其中最富有的5位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沃伦·巴菲特、埃隆·马斯克）在此期间的总财富从3580亿美元增至6610亿美元，增幅比例达到85%。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疫情影响下，包括餐饮、旅游、航空等在内的服务业遭受重创，许多公司面临倒闭。截至2020年12月中旬，美国已有610家公司破产，创下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数百万美国人失业并陷入贫困，由此导致美国的贫困率大幅上升。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几个月，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从而使美国的贫困率有所降低。然而，此后形势却急转直下。由于疫情彻底失控，2020年下半年有800多万美国人陷入贫困，11月贫困率上升到11.7%，比6月上升了2.4个百分点，几乎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贫困率最高年度增幅的两倍。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美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大资本家手里。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美国少数族裔的贫困问题
美国是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移民国家，非洲裔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长期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在财富和就业上存在巨大的种族差距。在过去的40年里，非洲裔工人的失业率一直是白人的两倍。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几乎是非洲裔家庭的10倍。 新冠疫情使得少数族裔的贫困问题更加突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受教育水平不高，非洲裔与拉美裔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主要从事维持社会运转所必需的服务业和低技术水平职业，在经济衰退时更容易遭遇减薪或失业。在2020年3月和4月因封城和停工导致失业率飙升时，非洲裔和拉丁裔首当其冲，受影响最大。截至2021年1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仍处在9.2%的高位，而白人的失业率则为5.7%。 由于无法居家办公，少数族裔长期暴露在易感的环境中，其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更高。同时，由于医保不足或失去医保，少数族裔在感染新冠肺炎后更容易因无钱治疗而死亡。美国疾控中心（CDC）每日统计数据显示，占总人口12.5%的非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占全部感染人数的12.2%，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4.6%；占总人口18.5%的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占全部感染人数的20.8%，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2%。 在疫情和失业的双重冲击下，目前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比2020年6月时高出5.4个百分点，即有240万人陷入贫困；对于那些高中或更低学历的人來说，贫困率更是从去年6月时的17%飙升至22.5%。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孩子的家庭中，86%的拉美裔家庭和66%的非洲裔家庭在疫情期间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其中包括储蓄不足、信用卡透支，以及难以支付医疗费用等。而同样有这些问题的白人家庭，占比仅为51%。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了美国种族间的贫富差距，使族裔分化更加严重，在经济彻底好转之前，少数族裔仍将备受贫困折磨。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美国底层和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
一方面，在疫情影响下，底层民众的住房、吃饭等基本人权无法得到保障。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疫情中发展迅速，现房销售量不断攀升，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房价涨至历史新高。在高房价之下，美国4400万户租房家庭中有超过1739万户家庭无力支付房租，面临被房东驱逐的风险，全美拖欠房租总额已超过215亿美元。 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失业人数剧增。另一方面，疫情加剧了美国儿童贫困问题。据儿童保护基金统计，2018年美国共有7340万儿童，其中有色儿童占比为49.7%；1/6的儿童（超过1190万）处在贫困中，其中将近73%是有色儿童；非裔和土著儿童的贫困率为1/3，拉丁裔儿童的贫困率为1/4，相比之下，白人儿童的贫困率为1/11。6岁以下儿童中有1/6以上是穷人，其中近一半生活在赤贫之中。新冠疫情还在加剧儿童贫困状况。由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许多底层家庭无法提供可靠、安全、充足和营养丰富的食物，更缺乏可负担的住房和联邦租房援助，这使儿童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据美国最大的饥饿救济组织“喂养美国”统计，新冠肺炎大流行使4200多万美国人面临饥饿问题，其中包括1300万儿童。 儿童已成为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
美国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前景
美国的贫困问题长期存在，近些年来愈演愈烈，已成为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发达国家。造成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总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美国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因此可以说，“两极分化是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表现。”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就无法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20世纪70年代，美国遭遇滞涨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失效，新自由主义随之兴起。新自由主义主张“唯市场化”“唯自由化”“唯私有化”和“唯个人化”，通过放松管制和减税改革帮助美国恢复经济。然而，长期放松管制会使工会的权利大幅削弱，缺乏议价能力，抑制了工人工资的提升。同时，减税改革也更有利于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长期延续这一政策会导致分配更加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三，制造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压缩了中下层人群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将厂房搬迁到了人力成本更低、地价更便宜、政策更优惠的发展中国家。长此以往，美国的制造业日趋式微，中下层民众的福利快速下降，工作机会不断流失。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仅占全部就业的8.4%，工资增长也处于历史最低点，原先依靠制造业生存的大量中产阶级不得不转向餐饮、零售等低附加值的服务行业。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萎缩，美国的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第四，社会文化心理和政策的影响使美国的贫困问题长期化。美国社会推崇个人主义，倡导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幸福，因而贫困问题长期被看作是个人责任。美国政府对于贫困人口的救济也大多以短期的、物质形式的帮扶为主，并未真正激发穷人摆脱贫困的坚定意志，更未建立起一整套高效、彻底的脱贫机制。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穷人在短期帮扶结束后很快又陷入新一轮贫困中，这导致美国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从现实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更加剧了贫富分化。特朗普执政时期采取了大规模的減税政策，削减了联邦政府用于福利的开支。根据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2019年美国通过减税产生的收益中预计有27%流入了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口袋，富豪阶级成为税改政策最大的受益群体。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对于美国富人是极大的利好，但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虽然向低收入群体发放了现金和失业保险援助，但在经济衰退、公司破产、失业猛增的背景下，这一举措只是暂时缓解但却无法根除美国的贫困问题。相比之下，在美国股市五次熔断后，特朗普政府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促使美国股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逆势上涨，这使富豪（尤其是高科技、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富豪）的财富迅速增加，由此导致美国贫富两极分化在疫情期间急剧扩大。
随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成功研发，新冠疫苗的大规模普及，美国的疫情将会缓解，社会经济也将不断恢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将逐步恢复营业，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当前的失业问题。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恢复，疫情期间剧增的贫困人数将会减少。然而，由于产生贫困的制度性原因依旧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贫困问题依旧无法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