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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的下滑，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收紧了相关政策，比如地方政府投资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逐渐被剥离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债务
近半年来，民间投资下降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鲜明特点。在笔者看来，这些数据虽然来得突然，却也早在情理之中。当前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下降，以及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些是民间投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
2016年上半年的政府投资数据虽然有些好转，但这些看似上涨的数据建立在前几年已经持续走低的基数之上。其实抛开数据不谈，任何一个关注宏观经济的人都会明显感觉到，这几年中国政府基建投资的大幅下滑。
政府投资的下滑，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收紧了相关政策，比如地方政府投资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逐渐被剥离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债务。
政府投资不振会对民间投资产生压制作用，这是因为很多私人产品的供给往往基于并依赖于公共产品的先行供给，政府投资不仅对民间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而且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比如当政府投资10000亿时，也会相应带动民间投资10000亿；而当政府投资缩减到5000亿时，民间投资也会减少到5000亿，但绝不会突然增长到15000亿。政府投资对企业投资是带动效应，而绝不是挤出效应。这是因为公共产品往往位于私人产品的产业链上游。比如公路是公共产品，汽车是私人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道路，汽车行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由于城市道路面积不足、到处堵车，市民买车、开车的欲望就会受到压制，即使市民有买车的欲望，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压制市民买车的欲望。比如现在世界各国所实行的车牌拍卖、收拥堵费等，而政府如果能将现有城市道路的面积扩大一倍的话，那汽车行业的销售额还会翻几番。其实堵车并非大城市的不治之症，关键是人均道路面积是否合理。连“春运”这样曾经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难题，中国都可以通过修建高铁解决，那么城市拥堵又有什么理由解决不了呢？其实只要将现在各大城市的人均道路面积增加一倍，拥堵问题自然解决，毕竟买车的数量也是有峰值的，不会无限增加。
正因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这种互动关系，政府投资一旦下降，民间投资很快就会随之下降。当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这种正相关互动也并非实时的，这中间有一定的时滞，往往是政府投资启动一定时间后，民间投资才会真正启动起来。因此虽然近期政府投资数据略有上升，但是短期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还显示不出来。特别是在现在的高债务环境下，民间企业根本不会认为政府投资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他们在扩大产能方面是极其谨慎的。
笔者认为房地产行业的下滑也是民间投资下滑的第二个因素。毕竟房地产一直是仅次于基建的中国第二大经济增长支柱，而且房地产投资的强度直接决定了上游几十个行业的投资水平。
中国房地产投资的下降是从2010年开始的。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发布，宣布房地产限贷政策正式开始。随后，房地产限贷政策不断升级。当年9月29日，国务院重申要求停止第三套住房贷款。此后，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基本停止发放。贷款利率也由之前的7折变为8.5折、9折，甚至没有折扣。
2010年“国十一条”甚至要求“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严格执行房地产项目资本金要求，严禁对不符合信贷政策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开发项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因此这几年，中国的绝大部分房地产企业都无法从银行拿到资金，房地产五十强企业也只是靠信托等机构勉强维持，2015年之后信托行业也基本上停止了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在2010年左右，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大约在38%-40%，非常高。但到了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1%。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地产关联行业是不可能去投资的。
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4%以上，在GDP中占比很大。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对于其相关行业的投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自从2010年中国实行货币紧缩以来，市场利率一直非常高，中国企业融资利率可能是发达国家的5倍左右。根据微金所在今年5月份发布的信贷市场利率指数报告显示，近期全国民间借贷市场平均利率水平为28.16%，同比上升1.81%，而在西方国家银行融资成本仅为2%左右，中国融资成本这么高是不利于经济复苏的。
中国企业高融资成本主要是由于银行的高存款准备金造成的。中国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最高时高达21.5%，现在仍然高达16%，存款准备金最高时市场上60%左右的基础货币均被中央银行冻结，而处于非流通状态。即使现在这一数字也高达40%左右，市场上很多人认为商业银行有钱不放贷，其实这根本就是误解，真正有钱的是中央银行而非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已经是市场化经营，每个行长都有放贷任务，这些人是绝对不会让资金闲置的。
现在也有人用比较高的社会融资总额来说明市场上并不缺乏货币，甚至有人认为市场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这些人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理清一个逻辑，那就是现在比较高的社会融资总额并非因为货币宽松，而是因为企业“被动过度负债”。因为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没有利润，只能靠不断融资来维持运营，特别是大型国企，这才是企业融资总额居高不下的原因，因此高社会融资总额并不是货币宽松的标志，而是企业过度负债的表现，而且这几年企业过度负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我们再深究的话，企业过度负债则是因为这几年央行实行的超级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市场融资利率过高，高融资利率必然大幅削蚀企业利润，企业无法靠自身利润实行滚动发展，必然借债。因此，如果央行能将货币政策放到正常水平比如存款准备金8%左右，如果企业融资成本大幅降低，企业也就不会再被动负债，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额也会降下来，企业也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
总之，以上阻碍民间投资的三大因素如果得不到消除，民间投资短期内或许难有起色。因此笔者建议，如果要解决民间投资下降的问题，必须先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才能真正抓住问题的根本。
近半年来，民间投资下降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鲜明特点。在笔者看来，这些数据虽然来得突然，却也早在情理之中。当前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下降，以及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些是民间投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
政府投资下滑导致民间投资随之下降
2016年上半年的政府投资数据虽然有些好转，但这些看似上涨的数据建立在前几年已经持续走低的基数之上。其实抛开数据不谈，任何一个关注宏观经济的人都会明显感觉到，这几年中国政府基建投资的大幅下滑。
政府投资的下滑，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收紧了相关政策，比如地方政府投资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逐渐被剥离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债务。
政府投资不振会对民间投资产生压制作用，这是因为很多私人产品的供给往往基于并依赖于公共产品的先行供给，政府投资不仅对民间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而且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比如当政府投资10000亿时，也会相应带动民间投资10000亿；而当政府投资缩减到5000亿时，民间投资也会减少到5000亿，但绝不会突然增长到15000亿。政府投资对企业投资是带动效应，而绝不是挤出效应。这是因为公共产品往往位于私人产品的产业链上游。比如公路是公共产品，汽车是私人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道路，汽车行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由于城市道路面积不足、到处堵车，市民买车、开车的欲望就会受到压制，即使市民有买车的欲望，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压制市民买车的欲望。比如现在世界各国所实行的车牌拍卖、收拥堵费等，而政府如果能将现有城市道路的面积扩大一倍的话，那汽车行业的销售额还会翻几番。其实堵车并非大城市的不治之症，关键是人均道路面积是否合理。连“春运”这样曾经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难题，中国都可以通过修建高铁解决，那么城市拥堵又有什么理由解决不了呢？其实只要将现在各大城市的人均道路面积增加一倍，拥堵问题自然解决，毕竟买车的数量也是有峰值的，不会无限增加。
正因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这种互动关系，政府投资一旦下降，民间投资很快就会随之下降。当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这种正相关互动也并非实时的，这中间有一定的时滞，往往是政府投资启动一定时间后，民间投资才会真正启动起来。因此虽然近期政府投资数据略有上升，但是短期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还显示不出来。特别是在现在的高债务环境下，民间企业根本不会认为政府投资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他们在扩大产能方面是极其谨慎的。
房地产投资下降是次因
笔者认为房地产行业的下滑也是民间投资下滑的第二个因素。毕竟房地产一直是仅次于基建的中国第二大经济增长支柱，而且房地产投资的强度直接决定了上游几十个行业的投资水平。
中国房地产投资的下降是从2010年开始的。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发布，宣布房地产限贷政策正式开始。随后，房地产限贷政策不断升级。当年9月29日，国务院重申要求停止第三套住房贷款。此后，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基本停止发放。贷款利率也由之前的7折变为8.5折、9折，甚至没有折扣。
2010年“国十一条”甚至要求“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严格执行房地产项目资本金要求，严禁对不符合信贷政策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开发项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因此这几年，中国的绝大部分房地产企业都无法从银行拿到资金，房地产五十强企业也只是靠信托等机构勉强维持，2015年之后信托行业也基本上停止了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在2010年左右，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大约在38%-40%，非常高。但到了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1%。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地产关联行业是不可能去投资的。
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4%以上，在GDP中占比很大。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对于其相关行业的投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企业融资成本太高也是重要因素
自从2010年中国实行货币紧缩以来，市场利率一直非常高，中国企业融资利率可能是发达国家的5倍左右。根据微金所在今年5月份发布的信贷市场利率指数报告显示，近期全国民间借贷市场平均利率水平为28.16%，同比上升1.81%，而在西方国家银行融资成本仅为2%左右，中国融资成本这么高是不利于经济复苏的。
中国企业高融资成本主要是由于银行的高存款准备金造成的。中国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最高时高达21.5%，现在仍然高达16%，存款准备金最高时市场上60%左右的基础货币均被中央银行冻结，而处于非流通状态。即使现在这一数字也高达40%左右，市场上很多人认为商业银行有钱不放贷，其实这根本就是误解，真正有钱的是中央银行而非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已经是市场化经营，每个行长都有放贷任务，这些人是绝对不会让资金闲置的。
现在也有人用比较高的社会融资总额来说明市场上并不缺乏货币，甚至有人认为市场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这些人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理清一个逻辑，那就是现在比较高的社会融资总额并非因为货币宽松，而是因为企业“被动过度负债”。因为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没有利润，只能靠不断融资来维持运营，特别是大型国企，这才是企业融资总额居高不下的原因，因此高社会融资总额并不是货币宽松的标志，而是企业过度负债的表现，而且这几年企业过度负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我们再深究的话，企业过度负债则是因为这几年央行实行的超级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市场融资利率过高，高融资利率必然大幅削蚀企业利润，企业无法靠自身利润实行滚动发展，必然借债。因此，如果央行能将货币政策放到正常水平比如存款准备金8%左右，如果企业融资成本大幅降低，企业也就不会再被动负债，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额也会降下来，企业也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
总之，以上阻碍民间投资的三大因素如果得不到消除，民间投资短期内或许难有起色。因此笔者建议，如果要解决民间投资下降的问题，必须先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才能真正抓住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