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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焕发着蓬勃朝气。在国际写作中心的大厅，莫言从茶水间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玻璃茶壶，看见提前到达的记者，他微笑着打了招呼：“你们先坐，我还有一小时的写作，我们九点准时开始。”然后走进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没有踌躇满志的神情，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莫言的脸上始终带着宠辱不惊的淡然。这种平静甚至让人一瞬间忘记了他的光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最终成为第一位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瞩目的舞台中央。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人民网专访莫言，回顾中国文学走过的四十载峥嵘岁月，品读中国作家笔下的新时代改革荣光。
“感动过我的中国故事，我也希望感动所有读者”
记者：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您当时作了一篇8分钟的演讲——讲故事的人。您认为，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赢得世界的认可？
莫言：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中国人民、中国历史、中国生活。在中国历史、中国生活中发生过的、感动过我的故事，我也希望能感动所有的讀者。这个故事是我、我的家人们、我的乡亲们的亲身经历与个人经验所成的故事，或是我在个人经验和他人故事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故事。这些故事根源都是中国的历史生活和当代生活。而当代生活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的历史生活的延续。我要做的，是将这些人的品质公之于众。因为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记者：有人说，当作家写了一个人，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在您的小说中塑造了数百个鲜活的人物，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面的黑孩子，比如《蛙》小说里面的乡村医生姑姑，都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您在塑造小说人物时有什么诀窍吗？
莫言：当年汪曾祺先生曾转述了沈从文先生的话—小说要贴着人物写，用故事塑造人。如何写好人物呢？就是从细节入于，从生活取材。比如在写《透明的红萝卜》时，小黑孩晚上坐在铁匠炉边，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烧烤萝卜，入迷地看着铁匠炉上蓝色的火苗在神秘地跳跃。这就取材十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而《蛙》中姑姑的形象则是借助他人的经验与自身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因为姑姑是我来到世上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她。即使她不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中也能勾画出她的影子。可以说作家的心理感受领域宽泛，在个人经验基础上他人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发挥的空间。
记者：塑造小说人物的核心是什么？
莫言：小说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考察。日常生活中，人性所展现出的细节变化会激活作家关于小说创作的心弦，使它颤动并奏出声音，带来创作的灵感。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在着力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因为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
记者：福克纳笔下的“故乡”始终保持同样的风貌，而您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却像一个人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成长变化，仿佛有生命一般，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莫言：国家的进步带动着每一片土地的变迁，而文学的笔正是要紧紧相随，如实记录反映这种变化。改革开放为高密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站在高密的土地上，我能敏锐地捕捉时代进步的足印，听见时间前进的声音。高密是我记忆当中最丰富的生活基地。前年我回高密时，发现我的小学同学正在马路上熟练驾驶挖掘机。一个没有文化背景的妇女竟能熟练地驾驶挖土机在路边挖坑，这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这个细节让我联想到过去—在农村，60多岁的老太太的腰拱得像鱼钩一样，走路拄着拐棍，气喘吁吁。但现在，我的同学还在意气风发地工作。这就是可观可感的进步。时代一直在不断前进，生活中处处存在这样的小细节，会令人兴奋。
记者：近两年您先后发表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作品形式从小说逐渐向传统戏曲转变，这中间有怎样的考虑？
莫言：之所以写戏曲，一方面是感恩家乡地方戏对我的文学创作与艺术风格形成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对于最重要的民族文化宝库进行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离不开戏曲，它曾是老百姓学习历史、培育道德的最重要的课堂和数材。戏曲作为一种艺术的基本形式，是长盛不衰的。因为戏曲虽然不能让观众直接读懂角色的内心活动，但是能够通过白描表现人的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小说和戏曲所追求的最根本的东西都是深入到人物灵魂当中的。而我是在用写话剧的方式学习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于段。茂腔是我童年时期记忆最深刻的文化生活。每年春节，一看到茂腔戏就感到欢天喜地，成为一个剧作家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前天晚上我还到梅兰芳大剧院看了一场老家诸城的茂腔戏。继续写地方戏，是因为我想用自己的笔，继续为传统文化拾柴添薪，让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高密东北乡永远的文学地标
记者：您曾在演讲中说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像您一样的作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经历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莫言：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被迅速译为中文。当时的我们如同饥饿的牛一下子冲进菜园子，面对着满目的青葱、白菜、萝卜、黄瓜，不知道该吃什么。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法国的新小说派罗布·格里耶……我—进书店就感到眼花缭乱。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之后，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反思—一原来外国同行们已经在用这样的方式写小说！由此唤醒了我记忆深处的许多生活。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写作，我也可以写，甚至不会比他们写得差。阅读激发了我的灵感，进而开始了一个近乎狂热的创作的过程。
记者：1981年，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是清新浪漫的“白洋淀派”风格，后来您却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广为人知，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这种转变？ 莫言：1981年我在河北保定当兵时，受到当地“白洋淀派”的影响，文章风格唯美清新，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但长此以往，小说人物塑造偏单薄、雷同，缺少创造和革新。通过大量阅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一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为我写作的脱胎换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的作品拥有让人难以忘却的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使我大开眼界，从而尝试用更加大胆、更加深刻的方式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于是我笔下的故乡不再是理想化的乐土，而着力呈现农村生活的原生状态，甚至我会故意以变形的方式描写高密，真实而虚构、乡土而魔幻。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出具有创新意识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文学。
记者：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并没有让您远离中国乡土，反而在这片土地上扎得更深了。
莫言：借鉴西方文学的同时帮助我获得了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参照体系。在比较中，我发现了东西方文学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而开始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少年时代，当别人用眼睛阅读时，我在乡下用耳朵阅读。我聆听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与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高密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相连，使我产生强烈的现实感。因此，我决定尝试重新挖掘这片沃土，立足中国乡土的故事题材，努力使家乡成为中国的缩影，使高密的痛苦与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与欢乐保持一致。在西方文学的启发下，在这片土地上，我所经历的，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过的故事，如同听到集合号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层层涌现。他们正在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
记者：改革开放不仅对您个人产生影响，也使得整个中国文坛重焕生机。您觉得在中国文学四十年的发展中，取得的最显著成就是什么？
莫言：改革开放是一次全面的解放，它激活了作家们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最显著的成就是涌现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上世纪80年代，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老一代作家、年轻一代作家都在积极创作。大量具有新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纷纷出现，对于丰富文化生活、陶冶人们性情、提高感情质量，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学是关乎人心的，它的影响润物细无声，是可见可感但不可量化的。有了四十年里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也许感觉生活好像也没有多了什么。但文学作品就像空气一样，它存在着，我们没有感觉。当它不存在了，我们立刻感觉到它多么重要。文学艺术的作用之伟大也在这里。
记者：在您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莫言：客观来讲，我们这一茬作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给当代文学注入了一种普遍性和广泛性。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80年代中期，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严重的偏见。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种狭窄的、缺少普遍性的文学，而非全面地解释、揭示人性的文学。而我们这一代作家所做的重要工作是大大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普遍性，使西方的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同质的部分。世界文学的海洋里，融入了扎根中国本土、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的内容，融入了向红色经典致敬的内容，也融入了与西方文学相观照的内容。今天，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已有显著的位置。这样的成果，并不是某一位作家完成的，是我们这一代叉一代的作家共同完成的。
记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始终和时代紧密呼应，可以说，文学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莫言：中国文学的宝贵品质在于始终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永远跟现实紧密结合。我们每一部优秀作品里面，都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都可以闻到在改革开放的艰苦卓绝的漫长的征程当中，创造者们、奋斗者们的汗水，汗的味道，甚至是血的味道。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人民生活的一种间接的、更高层次的反映，时代在进步的同时，以反映生活为主要任务的文学创作也在不断进步，因为文学永远跟时代同步前进。即使是科幻作品，也是扎根现实的恣意想象；即使是历史作品，也是立足当下的回头观照。同时，文学与时代还应保持一个理性思考的距离。一个事件过去了，我们可以反思得长一点，这样才能看得更准确，理解得更全面，我们对生活的本质、对人的本性的揭示才能更深入、更深刻。
“好的作家应该有成为文学家的梦想”
记者：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
莫言：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最有影响力、最有活力的部分。中国文学的繁荣，将改变世界文学的格局。这种成就与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密不可分的。由于改革开放，让我们能够同步了解西方同行们所做的工作，在比较、反思、阅读、借鉴的过程中获得对自我的客观评价，从精神层面寻找东西方之间的共鸣之处。以我个人而言，福克纳是我未曾谋面的导师。他的小说中传递的对乡土文化的眷恋情绪，也引起了我的共鸣。而他所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让我产生一种野心—一我也要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我也要努力使“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正是当前的时代赋予我们能够在互相借鉴中不断提升自我的机遇。因此必须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改革开放。
記者：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将家乡、国家、乡土、文学这些因素串联在一起的？
莫言：“高密东北乡”只是我的一个起点而已。刚开始写“高密东北乡”时主要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后来个人经验不够时，发生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故事，只要是跟人性相关的、能够打动我的，都被我吸纳到“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说句充满野心的话，这个时候“高密东北乡”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世界的缩影，一个中国的缩影。名义上写高密，实际上写中国，名义上写当代，实际上写历史。最终也是写人，写人类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始终贯穿于故乡与国家、乡土与文学。因为生活中所有内容都包括了传统文化。传说故事、民间戏曲、鼓书艺人的演唱等等，这些口头文学作品，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文化河流中永远流淌的重要活水源。它流动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里，将家国古今紧紧连在一起。 记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您的文字在世界文坛都非常有影响力，您如何看待这种影响力？
莫言：人们常说文艺是一座百花园，实际上文学也是一座百花园。我国文坛每隔十年会出现一代作家群体。作家一茬又一茬，一批又一批。文学百花园中百花争艳，而我的作品只是百花园里的一朵花，还不知道是香花还是臭花。好的作家应该有一个当文学家的梦想。我希望能够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丰富汉语的使用。鲁迅、沈从文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创造了很多独特的表现方式，甚至推动了古汉语向白话文转化的过程。在《生死疲劳》中，我大胆使用一种最自由的、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自由地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因为讲述故事最终的目的是在追求汉语使用的过程中，使民族语言得到丰富。
记者：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学方式——网络文学红极一时，网络的出现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环境和发展现状有哪些影响？
莫言：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与所谓的严肃文学之间、传统文学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网络文学具有独特而鲜明的风格，那种想象力，那种语言的跳跃感，那种语言的朝气蓬勃的力量，这都是用纸、笔写作时很难达到的。网络上一些具备高度专业知识的作品甚至可以讓传统作家刮目相看。因此传统作家不能关闭自己学习的渠道，要开放所有的器官，来接触外界，吸收外界的新鲜的东西。网络文学的出现是一个好事，这是一种群众性写作的现实，使文学变成众多爱好者并不难实现的一个梦想。当然，即使是写网络文学，也应该保有初心。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写关于人的作品。因此在语言文字上精益求精，在塑造人物上强化感情。始终保持创作的自觉性。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文学创作在未来如何更上一层楼？
莫言：如果非要说不足的话，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现在不缺少和土地紧紧连在一起的能力，而是缺少一种飞离土地的能力。如果能够在一部小说中融合居高临下的全景式的镜头和局部放大的镜头，全方位紧密结合写实能力和想象能力，会使我们的文学更加大气。在小说中有的篇章是飞起来的，像苍鹰俯瞰大地；有的篇章是趴在地上的，看到的是一块泥土、一株玉米、一只蚂蚁。即使是以继承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的作家，也应该使写作充满想象力。当然，我们看到了很好的兆头。中国科幻文学在最近十年内在蓬勃发展，出现了刘慈欣、韩松这样获得过国际性的科幻文学大奖的作家。他们的获奖可以说明我国科幻文学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这令人对未来的文学发展倍感期待。
清晨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焕发着蓬勃朝气。在国际写作中心的大厅，莫言从茶水间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玻璃茶壶，看见提前到达的记者，他微笑着打了招呼：“你们先坐，我还有一小时的写作，我们九点准时开始。”然后走进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没有踌躇满志的神情，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莫言的脸上始终带着宠辱不惊的淡然。这种平静甚至让人一瞬间忘记了他的光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最终成为第一位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瞩目的舞台中央。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人民网专访莫言，回顾中国文学走过的四十载峥嵘岁月，品读中国作家笔下的新时代改革荣光。
“感动过我的中国故事，我也希望感动所有读者”
记者：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您当时作了一篇8分钟的演讲——讲故事的人。您认为，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赢得世界的认可？
莫言：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中国人民、中国历史、中国生活。在中国历史、中国生活中发生过的、感动过我的故事，我也希望能感动所有的讀者。这个故事是我、我的家人们、我的乡亲们的亲身经历与个人经验所成的故事，或是我在个人经验和他人故事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故事。这些故事根源都是中国的历史生活和当代生活。而当代生活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的历史生活的延续。我要做的，是将这些人的品质公之于众。因为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记者：有人说，当作家写了一个人，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在您的小说中塑造了数百个鲜活的人物，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面的黑孩子，比如《蛙》小说里面的乡村医生姑姑，都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您在塑造小说人物时有什么诀窍吗？
莫言：当年汪曾祺先生曾转述了沈从文先生的话—小说要贴着人物写，用故事塑造人。如何写好人物呢？就是从细节入于，从生活取材。比如在写《透明的红萝卜》时，小黑孩晚上坐在铁匠炉边，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烧烤萝卜，入迷地看着铁匠炉上蓝色的火苗在神秘地跳跃。这就取材十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而《蛙》中姑姑的形象则是借助他人的经验与自身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因为姑姑是我来到世上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她。即使她不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中也能勾画出她的影子。可以说作家的心理感受领域宽泛，在个人经验基础上他人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发挥的空间。
记者：塑造小说人物的核心是什么？
莫言：小说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考察。日常生活中，人性所展现出的细节变化会激活作家关于小说创作的心弦，使它颤动并奏出声音，带来创作的灵感。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在着力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因为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
记者：福克纳笔下的“故乡”始终保持同样的风貌，而您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却像一个人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成长变化，仿佛有生命一般，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莫言：国家的进步带动着每一片土地的变迁，而文学的笔正是要紧紧相随，如实记录反映这种变化。改革开放为高密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站在高密的土地上，我能敏锐地捕捉时代进步的足印，听见时间前进的声音。高密是我记忆当中最丰富的生活基地。前年我回高密时，发现我的小学同学正在马路上熟练驾驶挖掘机。一个没有文化背景的妇女竟能熟练地驾驶挖土机在路边挖坑，这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这个细节让我联想到过去—在农村，60多岁的老太太的腰拱得像鱼钩一样，走路拄着拐棍，气喘吁吁。但现在，我的同学还在意气风发地工作。这就是可观可感的进步。时代一直在不断前进，生活中处处存在这样的小细节，会令人兴奋。
记者：近两年您先后发表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作品形式从小说逐渐向传统戏曲转变，这中间有怎样的考虑？
莫言：之所以写戏曲，一方面是感恩家乡地方戏对我的文学创作与艺术风格形成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对于最重要的民族文化宝库进行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离不开戏曲，它曾是老百姓学习历史、培育道德的最重要的课堂和数材。戏曲作为一种艺术的基本形式，是长盛不衰的。因为戏曲虽然不能让观众直接读懂角色的内心活动，但是能够通过白描表现人的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小说和戏曲所追求的最根本的东西都是深入到人物灵魂当中的。而我是在用写话剧的方式学习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于段。茂腔是我童年时期记忆最深刻的文化生活。每年春节，一看到茂腔戏就感到欢天喜地，成为一个剧作家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前天晚上我还到梅兰芳大剧院看了一场老家诸城的茂腔戏。继续写地方戏，是因为我想用自己的笔，继续为传统文化拾柴添薪，让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高密东北乡永远的文学地标
记者：您曾在演讲中说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像您一样的作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经历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莫言：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被迅速译为中文。当时的我们如同饥饿的牛一下子冲进菜园子，面对着满目的青葱、白菜、萝卜、黄瓜，不知道该吃什么。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法国的新小说派罗布·格里耶……我—进书店就感到眼花缭乱。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之后，激发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反思—一原来外国同行们已经在用这样的方式写小说！由此唤醒了我记忆深处的许多生活。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写作，我也可以写，甚至不会比他们写得差。阅读激发了我的灵感，进而开始了一个近乎狂热的创作的过程。
记者：1981年，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是清新浪漫的“白洋淀派”风格，后来您却以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广为人知，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这种转变？ 莫言：1981年我在河北保定当兵时，受到当地“白洋淀派”的影响，文章风格唯美清新，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但长此以往，小说人物塑造偏单薄、雷同，缺少创造和革新。通过大量阅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一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为我写作的脱胎换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的作品拥有让人难以忘却的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使我大开眼界，从而尝试用更加大胆、更加深刻的方式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于是我笔下的故乡不再是理想化的乐土，而着力呈现农村生活的原生状态，甚至我会故意以变形的方式描写高密，真实而虚构、乡土而魔幻。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出具有创新意识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文学。
记者：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并没有让您远离中国乡土，反而在这片土地上扎得更深了。
莫言：借鉴西方文学的同时帮助我获得了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参照体系。在比较中，我发现了东西方文学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进而开始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少年时代，当别人用眼睛阅读时，我在乡下用耳朵阅读。我聆听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与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高密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相连，使我产生强烈的现实感。因此，我决定尝试重新挖掘这片沃土，立足中国乡土的故事题材，努力使家乡成为中国的缩影，使高密的痛苦与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与欢乐保持一致。在西方文学的启发下，在这片土地上，我所经历的，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过的故事，如同听到集合号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层层涌现。他们正在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
记者：改革开放不仅对您个人产生影响，也使得整个中国文坛重焕生机。您觉得在中国文学四十年的发展中，取得的最显著成就是什么？
莫言：改革开放是一次全面的解放，它激活了作家们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最显著的成就是涌现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上世纪80年代，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老一代作家、年轻一代作家都在积极创作。大量具有新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纷纷出现，对于丰富文化生活、陶冶人们性情、提高感情质量，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学是关乎人心的，它的影响润物细无声，是可见可感但不可量化的。有了四十年里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也许感觉生活好像也没有多了什么。但文学作品就像空气一样，它存在着，我们没有感觉。当它不存在了，我们立刻感觉到它多么重要。文学艺术的作用之伟大也在这里。
记者：在您看来，你们这一代作家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莫言：客观来讲，我们这一茬作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给当代文学注入了一种普遍性和广泛性。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80年代中期，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严重的偏见。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种狭窄的、缺少普遍性的文学，而非全面地解释、揭示人性的文学。而我们这一代作家所做的重要工作是大大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普遍性，使西方的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同质的部分。世界文学的海洋里，融入了扎根中国本土、与传统文化血脉相连的内容，融入了向红色经典致敬的内容，也融入了与西方文学相观照的内容。今天，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已有显著的位置。这样的成果，并不是某一位作家完成的，是我们这一代叉一代的作家共同完成的。
记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学始终和时代紧密呼应，可以说，文学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莫言：中国文学的宝贵品质在于始终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永远跟现实紧密结合。我们每一部优秀作品里面，都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都可以闻到在改革开放的艰苦卓绝的漫长的征程当中，创造者们、奋斗者们的汗水，汗的味道，甚至是血的味道。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人民生活的一种间接的、更高层次的反映，时代在进步的同时，以反映生活为主要任务的文学创作也在不断进步，因为文学永远跟时代同步前进。即使是科幻作品，也是扎根现实的恣意想象；即使是历史作品，也是立足当下的回头观照。同时，文学与时代还应保持一个理性思考的距离。一个事件过去了，我们可以反思得长一点，这样才能看得更准确，理解得更全面，我们对生活的本质、对人的本性的揭示才能更深入、更深刻。
“好的作家应该有成为文学家的梦想”
记者：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
莫言：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最有影响力、最有活力的部分。中国文学的繁荣，将改变世界文学的格局。这种成就与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密不可分的。由于改革开放，让我们能够同步了解西方同行们所做的工作，在比较、反思、阅读、借鉴的过程中获得对自我的客观评价，从精神层面寻找东西方之间的共鸣之处。以我个人而言，福克纳是我未曾谋面的导师。他的小说中传递的对乡土文化的眷恋情绪，也引起了我的共鸣。而他所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让我产生一种野心—一我也要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我也要努力使“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正是当前的时代赋予我们能够在互相借鉴中不断提升自我的机遇。因此必须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改革开放。
記者：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将家乡、国家、乡土、文学这些因素串联在一起的？
莫言：“高密东北乡”只是我的一个起点而已。刚开始写“高密东北乡”时主要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后来个人经验不够时，发生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故事，只要是跟人性相关的、能够打动我的，都被我吸纳到“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说句充满野心的话，这个时候“高密东北乡”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世界的缩影，一个中国的缩影。名义上写高密，实际上写中国，名义上写当代，实际上写历史。最终也是写人，写人类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始终贯穿于故乡与国家、乡土与文学。因为生活中所有内容都包括了传统文化。传说故事、民间戏曲、鼓书艺人的演唱等等，这些口头文学作品，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文化河流中永远流淌的重要活水源。它流动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里，将家国古今紧紧连在一起。 记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您的文字在世界文坛都非常有影响力，您如何看待这种影响力？
莫言：人们常说文艺是一座百花园，实际上文学也是一座百花园。我国文坛每隔十年会出现一代作家群体。作家一茬又一茬，一批又一批。文学百花园中百花争艳，而我的作品只是百花园里的一朵花，还不知道是香花还是臭花。好的作家应该有一个当文学家的梦想。我希望能够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丰富汉语的使用。鲁迅、沈从文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创造了很多独特的表现方式，甚至推动了古汉语向白话文转化的过程。在《生死疲劳》中，我大胆使用一种最自由的、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自由地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因为讲述故事最终的目的是在追求汉语使用的过程中，使民族语言得到丰富。
记者：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学方式——网络文学红极一时，网络的出现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环境和发展现状有哪些影响？
莫言：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与所谓的严肃文学之间、传统文学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网络文学具有独特而鲜明的风格，那种想象力，那种语言的跳跃感，那种语言的朝气蓬勃的力量，这都是用纸、笔写作时很难达到的。网络上一些具备高度专业知识的作品甚至可以讓传统作家刮目相看。因此传统作家不能关闭自己学习的渠道，要开放所有的器官，来接触外界，吸收外界的新鲜的东西。网络文学的出现是一个好事，这是一种群众性写作的现实，使文学变成众多爱好者并不难实现的一个梦想。当然，即使是写网络文学，也应该保有初心。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写关于人的作品。因此在语言文字上精益求精，在塑造人物上强化感情。始终保持创作的自觉性。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文学创作在未来如何更上一层楼？
莫言：如果非要说不足的话，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想象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现在不缺少和土地紧紧连在一起的能力，而是缺少一种飞离土地的能力。如果能够在一部小说中融合居高临下的全景式的镜头和局部放大的镜头，全方位紧密结合写实能力和想象能力，会使我们的文学更加大气。在小说中有的篇章是飞起来的，像苍鹰俯瞰大地；有的篇章是趴在地上的，看到的是一块泥土、一株玉米、一只蚂蚁。即使是以继承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的作家，也应该使写作充满想象力。当然，我们看到了很好的兆头。中国科幻文学在最近十年内在蓬勃发展，出现了刘慈欣、韩松这样获得过国际性的科幻文学大奖的作家。他们的获奖可以说明我国科幻文学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这令人对未来的文学发展倍感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