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国史坛积极建设中西交通史学科之时，亟须外人成果。欧美、日本学者从事中西交通史领域研究，比国内学者早近半个世纪，成绩卓著。若言整体研究水准，中外有高低之别，中国学者不仅落后于西人，且不及日人。贺昌群指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译欧美、日本汉学者的佳作成为沟通中外学术之要途。张维华认为大量翻译介绍国外汉学家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就，是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研究特点之一，大致符合实情。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响，却为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这一学问在中国本为新兴的，但在近数十年中，其成绩的表现已颇为惊人，在将来是一定可以驾欧美而上之的”。大量翻译外人论著亦属成绩之一，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首先，以法人、日人著述为多，俄、德两国的汉学著作鲜有汉译本。国人懂英文者虽不少，但英文汉学著作如玉尔（H.Yule）、劳佛尔（B.Laufer）、夏德（F.Hirth）者，亦少译为汉文。事实上，这些英文著作在民国学者间传阅甚广，或在国内影印发行，然而毕竟中译本较易流传，且便以不谙外文者参考。其次，译著以专题研究著作为主，通论性作品较少；以人名、地名、物产、路线、人物等考证性论著为多，中外文化交流史译本较少。再次，就文本形式而言，著作与游记并重。中西交通史研究发源于欧美、日本探险家对中亚地区的考古探险，这些探险旅行的主要成果则是游记或考察报告，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有些著名的游记和考察报告均有汉译本。最后，译界颇为混乱，学术规范也不严格，国内学者常以“译”代“著”，而不加以说明。有学者曾如此评论近代中国汉学译业，“盖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而外人之著述，又或瑕瑜不掩，加以印行困难，解人难得，中国国学遂似与外国汉学者绝缘，实一不合理之现象”。若说“绝缘”，或略有过言，毕竟还有少许学者从事?译工作，但若与日本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不热心于译业，则是不争的事实。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地带，不仅因汉代交通西域而重要，而且是中国文化西传以及域外文化近如印度、远如欧洲传入东方的通道，因此西域史地向来是学者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心课题。民国时期出版较重要的西域史地译著如：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注》（藤田丰八，泉寿，1929）及《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泉寿，1931）、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商务，1933）、向达译《匈奴史》（E.H.Parker，商务，1934）、梁园东译《西辽史》（E. Bretschneider，中华，1934）、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白鸟库吉，商务，1936）、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白鸟库吉，商务，1938）、何建民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张宏英译《中央亚细亚的文化》（羽田亨，商务，1941）等。
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两种译著影响较大，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书房，1931）据历次东西洋人在西域的探险报告，扼要地阐述西域文化的本质、来源及其演变。本书论点大体可立，然谓中国历代文明对西域无多大影响，其原因是为存有优劣之差，有商榷余地。羽田亨被国内学界誉为“日本中亚研究之第一人”。《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此书预告，并大力推介，“羽田氏书于佛教美术，及回鹘文化数章，皆见精彩”。钱稻孙译本尚未出版，《文学副刊》获钱之同意，选刊第四节“古代西域人种”，又得李秉中从日本寄来第八、九两章译文，亦陆续揭载。原著出版的同年，钱稻孙即译成中文，自印出版，列为泉寿译丛之一。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郑元芳译本。有学者认为在西域史著作极缺乏的时期，羽田之书“实有亟切的需要，尤其是我国人更有阅读的需要”。
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悠远密切，廿四史与其他旧籍多有记载，若能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大有裨益于中西交通史探讨。国外汉学家于南海史地钻研之勤，著述之富，诚有过于吾国学者，如伯希和（Pelliot）、戴闻达（Duyvendak）、费琅（Ferrand）、柔克义（Rockhill）、藤田丰八、桑原骘藏诸氏，于此学享有盛名。而国内学者对此大多隔膜，“近世以来，华侨豪富虽崛兴而学殖愈荒落，若史地之考证，若科学之阐扬，莫不唯外人是赖；即吾国史书之纪载，外人反复?译利用，而国人则漠然视之，宁不可叹”。就国人研究南洋史地者而言，唯冯承钧著述最多，学问亦博，其他如向达、张星?亦有所贡献，但与欧美学者较仍相形见绌。国人翻译西人有关南海史地作品以冯承钧最多，收录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此外还有陈裕菁译《蒲寿庚考》（桑原骘藏，中华，1929），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桑原骘藏，商务，1935），黄素封、姚!译《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商务，1936），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等等。
《蒲寿庚考》在中西交通史领域享有盛名。凡五章：蕃汉通商大势、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蒲寿庚之先世、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桑原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荟集大量有价值的中外史料，以蒲寿庚为经，以唐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诸国交通之史迹为纬，疏通证明，尤为详备。关于蒲氏事迹，藤田丰八《泉州之阿拉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域开阔，考订精详，附注尤富，甫经问世，即震动国际。1926年，获日本帝国学士院赏，1928年东洋文库印刊英译本PuShou－Kêng，犪犿犪狀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犚犲犵犻狅狀狊，狑犺狅狑犪狊狋犺犲狊狌狆犲狉犻狀狋犲狀犱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犜狉犪犱犻狀犵犛犺犻狆狊＇犗犳犳犻犮犲犻狀犆犺狌狀－犮犺狅狌，狋狅狑犪狉犱狊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犛狌狀犵犱狔狀犪狊狋狔，诚为一部不朽的名著。
桑著得到国内学者的推重，1924年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谓“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陈裕菁译本对原著索隐钩沉，多有补证，以“裕菁按”，附于正文、注释和补注。陈裕菁为江苏镇江人，系近世著名学人陈庆年之子，他对译著的处理与冯承钧的做法相似，所加按语，是对原著的一大提升，带有研究性质。陈译本出版后，向达为之推介谓：“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典籍的解比西洋学者来得深；而其对于西洋资料的接触以及语言方面的修养，又比中国学者来得广。所以他们的成就有时竟可以胜过中西学者而自树一帜，我们讲东洋史，对于日本学者的成就，不能不虚怀承认。”1929年，向达曾感慨，“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嗣后，冯承钧寄望于向达致力于此事，不过一部由国人所写堪比《蒲寿庚考》之《郑和考》始终没有问世，仍需伯希和为国人代写了一本《郑和下西洋考》，然侧重版本及史料，于元明时期中西交通史未能展现，难尽向达之望。《蒲寿庚考》出版后，国内学者始重视这一历史人物，张星?、赵万里、白寿彝、罗香林均对蒲寿庚极有兴趣。罗香林据新发现蒲寿庚家谱，著《蒲寿庚研究》一书，是对桑著的一大推进，日人石田干之助不得不承认：“罗氏此一新著之出现，吾人以往只根据桑原博士之著作而草成之蒲寿庚、蒲寿晟等小传，遂不得不从新改写。”即便如此，桑著在蒲寿庚“发现史”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二
20世纪上半期，英文世界出版了大量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论著，除张星?、向达、朱杰勤诸氏外，国人大多未从事译业，以嘉惠他人。法文汉学著作则有冯承钧翻译，日文汉学著作有少许留日学者?译，独英文汉学著作译成中文者颇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T.F.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犜犺犲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犘狉犻狀狋犻狀犵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犐狋狊犛狆狉犲犪犱犠犲狊狋狑犪狉犱，1925）实属异例，中译本尚未出版前，即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项重大贡献。关于研究中国的印刷史，从发明的背景、演变以及西传，卡著首先作了全面梳理，在国际汉学界声誉甚佳，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典之作。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认为：“卡特氏之落笔着墨，至谨严不苟。……凡关于印刷术之发明及发展种种问题，均用新发现之资料考核。……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然无遗。”于是撮述其内容，加以评赞。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条理之分明，系统之讲究，诚有过于吾国老生宿儒。然以汉文之艰难，书籍之广泛，纵使从事斯学数十载，亦难免有误解与挂漏之憾。如卡氏之作，处理如此复杂课题，又无先行者为之引导，其失误不可免。国内学者一方面高度赞誉此著，同时提出补充材料或修正意见。张德昌评论1932年英文修订版，认为卡特之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邓嗣禹概括卡氏 著作四项优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论断谨严，图表适当；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同时，他对卡著可议之点、缺点、疑误之点，一一指出。
向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即着手翻译卡著，部分译文刊登于《图书馆学季刊》和《北平图书馆月刊》，后赵万里得知，“请将全书转登，以广流传”。邓嗣禹称许向氏译文，“于信达雅三者均颇致力，殊属难得”。向译本并无印行单行本，10年之后刘麟生才出版完整中译本，据1932年修订本易名《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先连载于1936年《出版周刊》，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单行本。译者加按语十余处，拾遗补阙，有功原著；1941年，英文原版在北平影印发行，封面中文题名“中国印刷发明史”。当时西方的汉学著作很少能如卡特这部书那样，译前译后，均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书评不断，引征率甚高，反复重译，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实享殊荣。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与19世纪中叶以来域外探险家对广袤的亚洲腹地的考察活动密不可分。在这些探险家中，有的是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是时，新疆牵入英俄两国的争斗中，他们派探险家往新疆、蒙古各地调查旅行，起初在沙漠中偶然发见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城市遗址，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俄人勒柯克（LeCoq）、英人斯坦因（AurelStein）、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组织探险队，先后到新疆一带考察，皆有惊人的收获。各国探险的成绩，大多有正式报告印行。中亚探险旅行所产生的大量游记和考察报告，使这片原本令人陌生而神秘的地区在沟通古代东西文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突然呈现于世人面前，促进中西交通史这一学科的诞生。因此，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游记、考察报告、旅行日志等文本对研究中西交通史意义不凡。民国学界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如唐开斌译《西藏游记》（青木文教，商务，1931），李述礼译《长征记》（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及《亚洲腹地旅行记》（斯文赫定，开明，1934），孙仲宽译《我之探险生涯》（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向达译《西域考古记》（斯坦因，中华，1936），郑宝善译《新疆之文化宝库》（勒柯克，蒙藏委员会，1934），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V.Segalen，商务，1932）及《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J.Mullie，商务，1930），“为中亚和中国的历史研究增加了不少的资料，并且影响了中国近代学者研究古代历史的态度”。
“敦煌盗宝第一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犗狀犪狀犮犻犲狀狋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狊犻犪狀狋狉犪犮犽狊，1933），是上述诸种考察报告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是书据实物资料，探讨有关丝路地貌、地质变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向达将这本较为通俗综合性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很合国内学界的需要。不过，有学者认为，斯氏对中文以及古代中亚语言，一无所通，“斯氏的书最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他的探险的经过，及对于实物的描述，考证方面，若要据为典要，应该很审慎的使用。”此外，斯坦因的书都异常之贵，卷帙浩繁，普通图书馆不易购备，且印数不多，得之不易，故1941年北京中原书店影印英文原版多种，如《古代和阗考》（犃狀犮犻犲狀狋犓犺狅狋犪狀）、《西域考古记》和《沙埋和阗废址记》（犛犪狀犱犫狌狉犻犲犱犚狌犻狀狊狅犳犓犺狅狋犪狀）。
三
译者群体在沟通中外学术中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季羡林回忆：“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恭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冯承钧的汉学译业广为人知，然而其他译者成绩也不俗，译作至今沿用，他们为中国的汉学译业所作贡献却罕为人知，有的甚至连生平亦不详。
何健民（1902—？），字黎峰，又名何涂生、何建明，福建人。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士，留学日本，获台北帝国大学法学士。归国后参加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经济研究会、社会科学社、黎明社等学术团体。历任岭南大学讲师，国立编译馆人文组编译、陕西武功农校教师等职，后赴台湾。他翻译中西交通史方面的作品有：《蒙古概观》（民智，1932）、《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法显传考证》（足立喜六，国立编译馆，1937）、《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匈奴民族考》（白鸟库吉，中华，1939）。此外，他还翻译田中忠夫、小竹文夫等人经济史论文。何氏是一位职业翻译家，并不研究中西交通史。后在台湾出版《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论丛》等。
杨炼，生平不详，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留学。经他翻译的日本汉学著作计10种：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1934）及《唐宋贸易港研究》（1935）、驹井和爱《中国历代社会研究》（1935）、藤田丰八《西域研究》（1935）及《西北古地研究》（1935）；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1935）、滨田耕作《东亚文化的曙光》（1935）及《古物研究》（1936）、中原舆茂九郎《西南亚细亚文化史》（1936）、原随园《希腊文化东渐史》（1940），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1936年间竟出版9种汉学译著，译本质量都不佳，大有率尔操觚为射利之嫌。
而一部成功的译著，其价值或有过于著述。朱杰勤《南洋史地的研究》一文说：
吾人处此南洋研究尚待开辟之中国，切不可轻视翻译，翻译名著对于文化之贡献，不下一己之创作，外国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夏德、柔克义、戴宏达之流，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些方面实胜吾人。吾人对于彼等之大章，亦有翻译介绍之责任。近人冯承钧对于西北及南洋史地造诣精宏，岂不能专门著作，而彼好将法国之汉学权威者之研究结果择要翻译，以供国人参考。其重视翻译，务实不务名之处，至足为吾人效法。
冯承钧在汉学译业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对西北、南洋史地尤有造诣，却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且以病困之躯，数十年志于译事，厥功甚伟，百年来无有第二人。冯氏的可贵正衬托出中国汉学译业的不景气，民国史坛不乏外语、专业具佳之才，然国人更愿意追逐名山事业，鲜有人将译事作为终生之业。
概言之，20世纪上半期汉学译业之弊病，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急功近利。急功近利者必趋易避难。大部头著作不愿译，难度大者亦不在考虑之列。考狄（HenriCordier）《西人论华书目》（犅犻犫犾犻狅狋犺犲犮犪狊犻狀犻犮犪）是国人了解西人汉学成果必备的工具书，虽常被学者提及，也曾在国内影印出版，但无学者或机构组织人员翻译；玉尔的《东域纪程录丛》（犆犪狋犺犪狔犪狀犱狋犺犲犠犪狔犜犺犻狋犺犲狉）是中西交通史的经典之作，除了张星?摘译部分外，无人过问这部相当有难度的杰作。国际汉学界公认的一流著作多未及时译介，而二三流或通俗性作品却大行其道；急功近利者必然好名利。东拉西扯些东西以欺国人，或译事草率。
翻译本非易事，绝非一部袖珍字典之助，即可轻率为之。若欲从事译业，须通晓外文，达到鉴赏原文的地步，尚需较好的国文功底，此外对所译内容应有相当认识，否则易望文生义。在民国汉学译界，如冯承钧、向达、张星?诸氏，译笔谨严，且对原著详加考订，并非常见；急功近利者必图快。“裁剪割裂”之作屡现，自言所作之文或书系以某西书为蓝本，或谓原书冗长，节译提要以利读者云云。既然以某书为蓝本，为什么不直接翻译更为省事？既然冠之以“著”，就应该多事参考，而未闻以一两本书为蓝本者可谓“著”。在近代学人中间，何炳松不止一次热衷此道，其《中国文化西传考》即节译利奇温（AdolfReichwein）之《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犈狌狉狅狆犲：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犪狀犱犪狉狋犻狊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狊犻狀狋犺犲18.犮犲狀狋狌狉狔，1925）一书，后人粗心不察，常视其为何氏的名文。以何氏的外语水平和国文程度，翻译利奇温之书，应不在话下，此举有功于学术界甚大，但他就是喜欢做“裁剪割裂”之事，害得国内不谙外文者读的尽是一些残缺的作品。
其次，以译代著。近代中外学界联络并非那么紧密，有些欺世盗名之徒竟以为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掇拾外文书中一二章，翻译发表，撇开原著者，公然署己名，不加任何说明，误导学术之本源。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者方壮猷将白鸟库吉发表于《史学杂志》第21、22期《东胡民族考》译为中文，分《匈奴王号考》和《鲜卑语言考》两文发表，只署自己的大名，送给陈垣审阅，陈以为作者不仅通德语、日语，又通蒙古、满洲、契丹语文，真了不起，便介绍给《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发表。后被人揭发，经查内容系取自白鸟之文，而无任何提示，令陈垣很狼狈，被指摘为粗心大意。嗣后，方氏给《燕京学报》来函解释：“《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一点，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个人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之前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因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此举似有欲盖弥彰之嫌，编委会并不认可方氏的自辩，刊登一则启事，郑重声明：“查本报主旨，在于发表研究心得，凡此类似翻译之文字而不声明其出处者自属不便登载，此后请投稿诸先生注意，苟非自己研究之结果，幸勿见赐也。”方氏的伎俩不仅蒙蔽了陈老法眼，险些也让金毓黻上当。1937年，金氏读到方氏《东北史纲》第二卷《安东都护考》，谓“取材颇丰，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东都护符》为主，又辅以他种之史料，既有条理，更多创获。余撰《史稿》亦至此题，于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甚为赞许，两天后经仔细研读，却发现方著“悉以津田氏之文为蓝本，殆等于译作，别无新组织之可言”。
最后，重复翻译。从事翻译之事者本不多，加之不断出现多人先后译同一种作品，使中国读者失去更多接触域外汉学著作的机会。如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和《蒲寿庚考》、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等，均出现两种中译本；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例，至少有张星?、冯承钧、李季三种汉译本，冯、李二氏译本均正式出版，而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张氏所译玉尔译本，只出版了《导言》及第1册，却没有出版社愿意承印，而无法问世；其他单篇论文重译现象更为严重，说明译界同仁缺乏必要的交流。这种状况虽可解释为中国学界关心域外汉学，热心沟通中外学术，但以当时国内学界实际情形考量，应该更多更全面地译介域外汉学。重译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后出者转精，取代较为劣质译本，对学术也是一种推动。这种细致活在中国学界已充分掌握国际汉学的“发达”期，固然值得提倡，但在百废待兴，亟待域外新知补充动力的“饥荒”期，重译之举非但浪费人力，亦不利节约成本，以尽快融入世界学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袁剑）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响，却为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这一学问在中国本为新兴的，但在近数十年中，其成绩的表现已颇为惊人，在将来是一定可以驾欧美而上之的”。大量翻译外人论著亦属成绩之一，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首先，以法人、日人著述为多，俄、德两国的汉学著作鲜有汉译本。国人懂英文者虽不少，但英文汉学著作如玉尔（H.Yule）、劳佛尔（B.Laufer）、夏德（F.Hirth）者，亦少译为汉文。事实上，这些英文著作在民国学者间传阅甚广，或在国内影印发行，然而毕竟中译本较易流传，且便以不谙外文者参考。其次，译著以专题研究著作为主，通论性作品较少；以人名、地名、物产、路线、人物等考证性论著为多，中外文化交流史译本较少。再次，就文本形式而言，著作与游记并重。中西交通史研究发源于欧美、日本探险家对中亚地区的考古探险，这些探险旅行的主要成果则是游记或考察报告，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有些著名的游记和考察报告均有汉译本。最后，译界颇为混乱，学术规范也不严格，国内学者常以“译”代“著”，而不加以说明。有学者曾如此评论近代中国汉学译业，“盖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而外人之著述，又或瑕瑜不掩，加以印行困难，解人难得，中国国学遂似与外国汉学者绝缘，实一不合理之现象”。若说“绝缘”，或略有过言，毕竟还有少许学者从事?译工作，但若与日本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不热心于译业，则是不争的事实。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地带，不仅因汉代交通西域而重要，而且是中国文化西传以及域外文化近如印度、远如欧洲传入东方的通道，因此西域史地向来是学者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心课题。民国时期出版较重要的西域史地译著如：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注》（藤田丰八，泉寿，1929）及《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泉寿，1931）、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商务，1933）、向达译《匈奴史》（E.H.Parker，商务，1934）、梁园东译《西辽史》（E. Bretschneider，中华，1934）、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白鸟库吉，商务，1936）、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白鸟库吉，商务，1938）、何建民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张宏英译《中央亚细亚的文化》（羽田亨，商务，1941）等。
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两种译著影响较大，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书房，1931）据历次东西洋人在西域的探险报告，扼要地阐述西域文化的本质、来源及其演变。本书论点大体可立，然谓中国历代文明对西域无多大影响，其原因是为存有优劣之差，有商榷余地。羽田亨被国内学界誉为“日本中亚研究之第一人”。《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此书预告，并大力推介，“羽田氏书于佛教美术，及回鹘文化数章，皆见精彩”。钱稻孙译本尚未出版，《文学副刊》获钱之同意，选刊第四节“古代西域人种”，又得李秉中从日本寄来第八、九两章译文，亦陆续揭载。原著出版的同年，钱稻孙即译成中文，自印出版，列为泉寿译丛之一。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郑元芳译本。有学者认为在西域史著作极缺乏的时期，羽田之书“实有亟切的需要，尤其是我国人更有阅读的需要”。
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悠远密切，廿四史与其他旧籍多有记载，若能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大有裨益于中西交通史探讨。国外汉学家于南海史地钻研之勤，著述之富，诚有过于吾国学者，如伯希和（Pelliot）、戴闻达（Duyvendak）、费琅（Ferrand）、柔克义（Rockhill）、藤田丰八、桑原骘藏诸氏，于此学享有盛名。而国内学者对此大多隔膜，“近世以来，华侨豪富虽崛兴而学殖愈荒落，若史地之考证，若科学之阐扬，莫不唯外人是赖；即吾国史书之纪载，外人反复?译利用，而国人则漠然视之，宁不可叹”。就国人研究南洋史地者而言，唯冯承钧著述最多，学问亦博，其他如向达、张星?亦有所贡献，但与欧美学者较仍相形见绌。国人翻译西人有关南海史地作品以冯承钧最多，收录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此外还有陈裕菁译《蒲寿庚考》（桑原骘藏，中华，1929），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桑原骘藏，商务，1935），黄素封、姚!译《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商务，1936），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等等。
《蒲寿庚考》在中西交通史领域享有盛名。凡五章：蕃汉通商大势、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蒲寿庚之先世、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桑原采用注释考证的方法，荟集大量有价值的中外史料，以蒲寿庚为经，以唐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诸国交通之史迹为纬，疏通证明，尤为详备。关于蒲氏事迹，藤田丰八《泉州之阿拉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域开阔，考订精详，附注尤富，甫经问世，即震动国际。1926年，获日本帝国学士院赏，1928年东洋文库印刊英译本PuShou－Kêng，犪犿犪狀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犚犲犵犻狅狀狊，狑犺狅狑犪狊狋犺犲狊狌狆犲狉犻狀狋犲狀犱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犜狉犪犱犻狀犵犛犺犻狆狊＇犗犳犳犻犮犲犻狀犆犺狌狀－犮犺狅狌，狋狅狑犪狉犱狊狋犺犲犲狀犱狅犳狋犺犲犛狌狀犵犱狔狀犪狊狋狔，诚为一部不朽的名著。
桑著得到国内学者的推重，1924年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谓“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陈裕菁译本对原著索隐钩沉，多有补证，以“裕菁按”，附于正文、注释和补注。陈裕菁为江苏镇江人，系近世著名学人陈庆年之子，他对译著的处理与冯承钧的做法相似，所加按语，是对原著的一大提升，带有研究性质。陈译本出版后，向达为之推介谓：“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典籍的解比西洋学者来得深；而其对于西洋资料的接触以及语言方面的修养，又比中国学者来得广。所以他们的成就有时竟可以胜过中西学者而自树一帜，我们讲东洋史，对于日本学者的成就，不能不虚怀承认。”1929年，向达曾感慨，“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嗣后，冯承钧寄望于向达致力于此事，不过一部由国人所写堪比《蒲寿庚考》之《郑和考》始终没有问世，仍需伯希和为国人代写了一本《郑和下西洋考》，然侧重版本及史料，于元明时期中西交通史未能展现，难尽向达之望。《蒲寿庚考》出版后，国内学者始重视这一历史人物，张星?、赵万里、白寿彝、罗香林均对蒲寿庚极有兴趣。罗香林据新发现蒲寿庚家谱，著《蒲寿庚研究》一书，是对桑著的一大推进，日人石田干之助不得不承认：“罗氏此一新著之出现，吾人以往只根据桑原博士之著作而草成之蒲寿庚、蒲寿晟等小传，遂不得不从新改写。”即便如此，桑著在蒲寿庚“发现史”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二
20世纪上半期，英文世界出版了大量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论著，除张星?、向达、朱杰勤诸氏外，国人大多未从事译业，以嘉惠他人。法文汉学著作则有冯承钧翻译，日文汉学著作有少许留日学者?译，独英文汉学著作译成中文者颇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卡特（T.F.Carter）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犜犺犲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犘狉犻狀狋犻狀犵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犐狋狊犛狆狉犲犪犱犠犲狊狋狑犪狉犱，1925）实属异例，中译本尚未出版前，即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
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一项重大贡献。关于研究中国的印刷史，从发明的背景、演变以及西传，卡著首先作了全面梳理，在国际汉学界声誉甚佳，长期以来被视为经典之作。荷兰汉学家戴闻达认为：“卡特氏之落笔着墨，至谨严不苟。……凡关于印刷术之发明及发展种种问题，均用新发现之资料考核。……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然无遗。”于是撮述其内容，加以评赞。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条理之分明，系统之讲究，诚有过于吾国老生宿儒。然以汉文之艰难，书籍之广泛，纵使从事斯学数十载，亦难免有误解与挂漏之憾。如卡氏之作，处理如此复杂课题，又无先行者为之引导，其失误不可免。国内学者一方面高度赞誉此著，同时提出补充材料或修正意见。张德昌评论1932年英文修订版，认为卡特之书“不但在内容上取材丰富，而且在方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邓嗣禹概括卡氏 著作四项优点：沟通中西印刷与文化之关系；善于鉴别材料与组织材料；论断谨严，图表适当；文字简明，便于观览。同时，他对卡著可议之点、缺点、疑误之点，一一指出。
向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即着手翻译卡著，部分译文刊登于《图书馆学季刊》和《北平图书馆月刊》，后赵万里得知，“请将全书转登，以广流传”。邓嗣禹称许向氏译文，“于信达雅三者均颇致力，殊属难得”。向译本并无印行单行本，10年之后刘麟生才出版完整中译本，据1932年修订本易名《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先连载于1936年《出版周刊》，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单行本。译者加按语十余处，拾遗补阙，有功原著；1941年，英文原版在北平影印发行，封面中文题名“中国印刷发明史”。当时西方的汉学著作很少能如卡特这部书那样，译前译后，均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书评不断，引征率甚高，反复重译，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实享殊荣。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兴起，与19世纪中叶以来域外探险家对广袤的亚洲腹地的考察活动密不可分。在这些探险家中，有的是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是时，新疆牵入英俄两国的争斗中，他们派探险家往新疆、蒙古各地调查旅行，起初在沙漠中偶然发见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城市遗址，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俄人勒柯克（LeCoq）、英人斯坦因（AurelStein）、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组织探险队，先后到新疆一带考察，皆有惊人的收获。各国探险的成绩，大多有正式报告印行。中亚探险旅行所产生的大量游记和考察报告，使这片原本令人陌生而神秘的地区在沟通古代东西文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突然呈现于世人面前，促进中西交通史这一学科的诞生。因此，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游记、考察报告、旅行日志等文本对研究中西交通史意义不凡。民国学界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如唐开斌译《西藏游记》（青木文教，商务，1931），李述礼译《长征记》（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及《亚洲腹地旅行记》（斯文赫定，开明，1934），孙仲宽译《我之探险生涯》（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1933），向达译《西域考古记》（斯坦因，中华，1936），郑宝善译《新疆之文化宝库》（勒柯克，蒙藏委员会，1934），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V.Segalen，商务，1932）及《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J.Mullie，商务，1930），“为中亚和中国的历史研究增加了不少的资料，并且影响了中国近代学者研究古代历史的态度”。
“敦煌盗宝第一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犗狀犪狀犮犻犲狀狋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狊犻犪狀狋狉犪犮犽狊，1933），是上述诸种考察报告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是书据实物资料，探讨有关丝路地貌、地质变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实。向达将这本较为通俗综合性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很合国内学界的需要。不过，有学者认为，斯氏对中文以及古代中亚语言，一无所通，“斯氏的书最重要的我以为还是他的探险的经过，及对于实物的描述，考证方面，若要据为典要，应该很审慎的使用。”此外，斯坦因的书都异常之贵，卷帙浩繁，普通图书馆不易购备，且印数不多，得之不易，故1941年北京中原书店影印英文原版多种，如《古代和阗考》（犃狀犮犻犲狀狋犓犺狅狋犪狀）、《西域考古记》和《沙埋和阗废址记》（犛犪狀犱犫狌狉犻犲犱犚狌犻狀狊狅犳犓犺狅狋犪狀）。
三
译者群体在沟通中外学术中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季羡林回忆：“五六十年以前，冯承钧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及中外交通史的论著。用力至勤，成就最大，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至今学者恭受其益。其间还有许多学者，如向达、贺昌群、方壮猷、姚!、朱杰勤、王古鲁、张小柳、何健民等等先后翻译介绍了不少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国内学人至今还感谢他们。可惜的是，从那时以后，学者大都忙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翻译介绍之事，只是偶一为之，像冯承钧先生那种锲而不舍终身从事的劲头，而今真已成广陵散了。”冯承钧的汉学译业广为人知，然而其他译者成绩也不俗，译作至今沿用，他们为中国的汉学译业所作贡献却罕为人知，有的甚至连生平亦不详。
何健民（1902—？），字黎峰，又名何涂生、何建明，福建人。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士，留学日本，获台北帝国大学法学士。归国后参加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经济研究会、社会科学社、黎明社等学术团体。历任岭南大学讲师，国立编译馆人文组编译、陕西武功农校教师等职，后赴台湾。他翻译中西交通史方面的作品有：《蒙古概观》（民智，1932）、《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藤田丰八，商务，1936）、《法显传考证》（足立喜六，国立编译馆，1937）、《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匈奴民族考》（白鸟库吉，中华，1939）。此外，他还翻译田中忠夫、小竹文夫等人经济史论文。何氏是一位职业翻译家，并不研究中西交通史。后在台湾出版《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论丛》等。
杨炼，生平不详，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留学。经他翻译的日本汉学著作计10种：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1934）及《唐宋贸易港研究》（1935）、驹井和爱《中国历代社会研究》（1935）、藤田丰八《西域研究》（1935）及《西北古地研究》（1935）；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1935）、滨田耕作《东亚文化的曙光》（1935）及《古物研究》（1936）、中原舆茂九郎《西南亚细亚文化史》（1936）、原随园《希腊文化东渐史》（1940），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1936年间竟出版9种汉学译著，译本质量都不佳，大有率尔操觚为射利之嫌。
而一部成功的译著，其价值或有过于著述。朱杰勤《南洋史地的研究》一文说：
吾人处此南洋研究尚待开辟之中国，切不可轻视翻译，翻译名著对于文化之贡献，不下一己之创作，外国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夏德、柔克义、戴宏达之流，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些方面实胜吾人。吾人对于彼等之大章，亦有翻译介绍之责任。近人冯承钧对于西北及南洋史地造诣精宏，岂不能专门著作，而彼好将法国之汉学权威者之研究结果择要翻译，以供国人参考。其重视翻译，务实不务名之处，至足为吾人效法。
冯承钧在汉学译业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且对西北、南洋史地尤有造诣，却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且以病困之躯，数十年志于译事，厥功甚伟，百年来无有第二人。冯氏的可贵正衬托出中国汉学译业的不景气，民国史坛不乏外语、专业具佳之才，然国人更愿意追逐名山事业，鲜有人将译事作为终生之业。
概言之，20世纪上半期汉学译业之弊病，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急功近利。急功近利者必趋易避难。大部头著作不愿译，难度大者亦不在考虑之列。考狄（HenriCordier）《西人论华书目》（犅犻犫犾犻狅狋犺犲犮犪狊犻狀犻犮犪）是国人了解西人汉学成果必备的工具书，虽常被学者提及，也曾在国内影印出版，但无学者或机构组织人员翻译；玉尔的《东域纪程录丛》（犆犪狋犺犪狔犪狀犱狋犺犲犠犪狔犜犺犻狋犺犲狉）是中西交通史的经典之作，除了张星?摘译部分外，无人过问这部相当有难度的杰作。国际汉学界公认的一流著作多未及时译介，而二三流或通俗性作品却大行其道；急功近利者必然好名利。东拉西扯些东西以欺国人，或译事草率。
翻译本非易事，绝非一部袖珍字典之助，即可轻率为之。若欲从事译业，须通晓外文，达到鉴赏原文的地步，尚需较好的国文功底，此外对所译内容应有相当认识，否则易望文生义。在民国汉学译界，如冯承钧、向达、张星?诸氏，译笔谨严，且对原著详加考订，并非常见；急功近利者必图快。“裁剪割裂”之作屡现，自言所作之文或书系以某西书为蓝本，或谓原书冗长，节译提要以利读者云云。既然以某书为蓝本，为什么不直接翻译更为省事？既然冠之以“著”，就应该多事参考，而未闻以一两本书为蓝本者可谓“著”。在近代学人中间，何炳松不止一次热衷此道，其《中国文化西传考》即节译利奇温（AdolfReichwein）之《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犈狌狉狅狆犲：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犪狀犱犪狉狋犻狊狋犻犮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狊犻狀狋犺犲18.犮犲狀狋狌狉狔，1925）一书，后人粗心不察，常视其为何氏的名文。以何氏的外语水平和国文程度，翻译利奇温之书，应不在话下，此举有功于学术界甚大，但他就是喜欢做“裁剪割裂”之事，害得国内不谙外文者读的尽是一些残缺的作品。
其次，以译代著。近代中外学界联络并非那么紧密，有些欺世盗名之徒竟以为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掇拾外文书中一二章，翻译发表，撇开原著者，公然署己名，不加任何说明，误导学术之本源。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者方壮猷将白鸟库吉发表于《史学杂志》第21、22期《东胡民族考》译为中文，分《匈奴王号考》和《鲜卑语言考》两文发表，只署自己的大名，送给陈垣审阅，陈以为作者不仅通德语、日语，又通蒙古、满洲、契丹语文，真了不起，便介绍给《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发表。后被人揭发，经查内容系取自白鸟之文，而无任何提示，令陈垣很狼狈，被指摘为粗心大意。嗣后，方氏给《燕京学报》来函解释：“《匈奴王号考》一文，其主旨在说明冒顿以后匈奴模仿秦制之一点，虽取材有借镜之处，而文旨则系个人年来研讨较久所发见者。至《鲜卑语言考》一文，多取材于白鸟博士所著《东胡民族考》之前部，复因他事未及终篇，卒加以头尾而发表之。虽于绪论及结论中已略叙其原委，而语焉不详。原拟俟下篇完成时补叙，以琐事匆匆，久未如愿。因恐有掠美之嫌，特此声明。”此举似有欲盖弥彰之嫌，编委会并不认可方氏的自辩，刊登一则启事，郑重声明：“查本报主旨，在于发表研究心得，凡此类似翻译之文字而不声明其出处者自属不便登载，此后请投稿诸先生注意，苟非自己研究之结果，幸勿见赐也。”方氏的伎俩不仅蒙蔽了陈老法眼，险些也让金毓黻上当。1937年，金氏读到方氏《东北史纲》第二卷《安东都护考》，谓“取材颇丰，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东都护符》为主，又辅以他种之史料，既有条理，更多创获。余撰《史稿》亦至此题，于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甚为赞许，两天后经仔细研读，却发现方著“悉以津田氏之文为蓝本，殆等于译作，别无新组织之可言”。
最后，重复翻译。从事翻译之事者本不多，加之不断出现多人先后译同一种作品，使中国读者失去更多接触域外汉学著作的机会。如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和《蒲寿庚考》、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等，均出现两种中译本；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例，至少有张星?、冯承钧、李季三种汉译本，冯、李二氏译本均正式出版，而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张氏所译玉尔译本，只出版了《导言》及第1册，却没有出版社愿意承印，而无法问世；其他单篇论文重译现象更为严重，说明译界同仁缺乏必要的交流。这种状况虽可解释为中国学界关心域外汉学，热心沟通中外学术，但以当时国内学界实际情形考量，应该更多更全面地译介域外汉学。重译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后出者转精，取代较为劣质译本，对学术也是一种推动。这种细致活在中国学界已充分掌握国际汉学的“发达”期，固然值得提倡，但在百废待兴，亟待域外新知补充动力的“饥荒”期，重译之举非但浪费人力，亦不利节约成本，以尽快融入世界学术。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