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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29208）
2013年6月2日至7日，国际旅游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在葡萄牙阿尔加夫召开了第13届双年会。国际旅游研究院（又译：国际旅游科学院）成立于1988年，旨在“推进对旅游的学术研究和专业调查，鼓励成果的应用，及增进旅游知识的国际融合与交换”（…to further the scholarly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investigation of tourism.to encourage the application of findings.and to adv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and exchange of tourism knowledge）。研究院现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70名“会士”（fellows）（原则上总数不超过75名），云集了国际旅游界众多殿堂级学者。《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前主编贾法·贾法利（Jafar Jafari）担任了首任主席。自成立以来，国际旅游研究院的双年会被认为是国际旅游学术界最高规格的盛会之一，并对全球旅游研究方向有指标意义。自2009年第11届双年会起，国际旅游研究院增设了新兴杰出学者奖（Emerging Scholars of Distinction），用于表彰新近博士毕业（获博士学位10年内）且对旅游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旅游学者。2009和2011两届会议共评选出了5名新兴学者，2013年又选出了3名。笔者即以新兴杰出学者身份参加了本届会议。
本届会议以“变化时期的旅游——东西方交汇”（Tourism in Changing Times—West Meets East）为主题，4天的议程安排十分紧凑。简单开幕式之后，会议的首项讨论内容是“全球旅游趋势”，讨论组成员包括研究院现任主席拉瑞·德维尔（Larry Dwyer）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的田桂成院长，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教授等。几位专家对当前全球旅游发展的多个热点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特别谈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旅游快速发展对全球旅游格局变化的深远影响。其后，美国天普大学的丹·费森梅尔（DanFesenmaier）和奥地利模都尔（MODUL）大学的卡尔·韦伯（Kad Wiiber）两位教授以“知识变革”（transformingknowledge）为题，探讨了旅游知识共享、学术成果发表、开源电子期刊等热门话题。下午的两个学术报告环节分别围绕理论前沿和旅游经济相关话题，可谓精彩纷呈。比如，以色列著名旅游人类学家艾瑞克·科恩（Erik Cohen）介绍了他和合作者对旅游研究范式的最新探索；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杰弗瑞·克劳奇（Geoffrey Crouch）则延续了他之前对基因/进化论研究与旅游的关联性的理论回顾，介绍了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香港X-r-大学的鲍勃·麦克切尔（Bob McKercher）教授报告了他对旅游界诸多常见“迷思”（Myth）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样来自香港X-r大学的宋海岩教授则介绍了他的研究团队对国际旅游需求预测的统合分析（meta-analysis）结果。当晚的招待会上，会士们分享了各自所在国家或地区出产的名酒和奶酪——这是研究院的一项老传统。会上介绍了研究院最新接纳的3位会士，本届提名的会士候选人，以及3位新兴杰出学者。
第二天的议程包括了“全球旅游教育趋势”讨论组报告，报告人包括英国萨里大学的约翰·揣伯（JohnTribe），香港理工大学的布莱恩·金（Brian King）等著名学者。尽管旅游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可谓欣欣向荣，与会者把注意力投向了旅游教育和业界需求的联系，新技术环境下的旅游教育，新生代旅游教师的实践背景等存在挑战的领域。在其后的会士候选人和新兴杰出学者报告中，报告者介绍了各自的研究历程和主要成就。第三天的议程以“全球旅游研究趋势”讨论组报告为开始，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瑞克·普度（RickPerdue），英国萨里大学的亚伦·威廉姆（Allan William）等教授讨论了博士培训、学术期刊发展、多种理论视角等话题。其后的学术报告环节中，来自英国伯恩茅斯大学的迪米特里奥斯·布哈利斯（Dimitrios Buhalis），香港理工大学的徐惠群等教授围绕新技术环境下的旅游体验和服务失败等专题，报告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会议特地邀请了当地旅游从业者以及会议承办方阿尔加夫大学的老师，介绍了葡萄牙特别是阿尔加夫地区的旅游发展状况。众多会士们从自身专业角度给予了精彩的建议和评说。
最后一天的议程仍然充实紧张。连续3组报告跨越了可持续旅游、旅游的社区参与、旅游文化、目的地危机管理、世界旅游组织知识网络项目等诸多议题。举例来说，来自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大卫·韦弗（David Weaver）教授在对可持续旅游的回顾中提出了“文明的大众旅游”（enlightened mass tourism）的概念。著名的旅游地理学家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回顾了对一处偏远小岛跨越50年的跟踪研究。美国天普大学的丹·费森梅尔教授则介绍了基于大数据的目的地营销模式突破。
本次会议包含了国际旅游趋势、旅游教育趋势、旅游研究趋势等议题，充分体现了国际性和前瞻性。参会会士大多发表了演讲。能亲耳聆听各位旅游学界泰斗的演讲，并利用茶歇、用餐和参观等机会与他们进行深度交流，对笔者而言不啻为一次学术思想的饕餮盛宴。以下的几点感受愿意和《旅游学刊》的读者，特别是有志于旅游研究的同学和年轻学者们分享：
（1）从会士们选择的研究主题看，旅游研究领域将呈现持续多元化的特点，且研究的范围将进一步延伸。本届会议的报告内容既涵盖了目的地主客关系、需求预测模型、旅游文化等经典话题，也包括了大数据分析、基因一进化论研究与旅游的关联、旅游研究的范式转变等前沿方向。揣伯将旅游研究分为商业和非商业“两大阵营”，这一点清楚的体现在研究院会士们的背景和研究视角上。与会者中既有传统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范式下的思辨和总结，也有根植于商业类学科、以应用为目的的实证研究。这两大阵营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和脉络，并各自对旅游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促进二者的整合、交融将成为本领域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2）自其诞生伊始，国际旅游研究院即以推动旅游研究进一步国际化为己任；今年的会议中，特别是关于全球旅游研究趋势的讨论环节中，“学术流动”（academic mobilities）更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来自英语国家的学者目前仍占大多数，且英语仍是主要/唯一的交流工具，但研究院在国际化道路上确已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这可以从参会者的研究内容，历届会议的选题、选址等多方面看到。从近年来会士和新兴杰出学者遴选的情况看，全球化、国际化的学术生涯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目前，活跃在国际旅游研究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有异国求学、工作或研究的经历。在他们的履历中多包含跨文化、多学科的学术背景和跨国、跨校、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支持。但是，因为新一代旅游学者（他们大多持旅游类博士学位，故有所谓Generation T之称），也面临着“母学科”功底不够扎实、旅游从业经验匮乏等问题。这也引起了一些会士们的关注。
（3）许多会士已年逾花甲，一些甚至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旺盛的学术热情、谦逊的作风以及对本领域发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确令人由衷钦佩。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对研究的兴趣不减。在笔者和众多会士的交流中，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到了“整体研究成果”（body of work）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名学者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取决于其发表文章的数量，而是要看他/她是否在自己的领域内作出过持续、系统、富于创新性的贡献。对于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来说，这也意味着建立自己的领域，培养大局观和前瞻性，在研究的质与量之间优化平衡。
致谢：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宋海岩教授审阅初稿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2013年6月2日至7日，国际旅游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在葡萄牙阿尔加夫召开了第13届双年会。国际旅游研究院（又译：国际旅游科学院）成立于1988年，旨在“推进对旅游的学术研究和专业调查，鼓励成果的应用，及增进旅游知识的国际融合与交换”（…to further the scholarly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investigation of tourism.to encourage the application of findings.and to adv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and exchange of tourism knowledge）。研究院现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70名“会士”（fellows）（原则上总数不超过75名），云集了国际旅游界众多殿堂级学者。《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前主编贾法·贾法利（Jafar Jafari）担任了首任主席。自成立以来，国际旅游研究院的双年会被认为是国际旅游学术界最高规格的盛会之一，并对全球旅游研究方向有指标意义。自2009年第11届双年会起，国际旅游研究院增设了新兴杰出学者奖（Emerging Scholars of Distinction），用于表彰新近博士毕业（获博士学位10年内）且对旅游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旅游学者。2009和2011两届会议共评选出了5名新兴学者，2013年又选出了3名。笔者即以新兴杰出学者身份参加了本届会议。
本届会议以“变化时期的旅游——东西方交汇”（Tourism in Changing Times—West Meets East）为主题，4天的议程安排十分紧凑。简单开幕式之后，会议的首项讨论内容是“全球旅游趋势”，讨论组成员包括研究院现任主席拉瑞·德维尔（Larry Dwyer）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的田桂成院长，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教授等。几位专家对当前全球旅游发展的多个热点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特别谈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旅游快速发展对全球旅游格局变化的深远影响。其后，美国天普大学的丹·费森梅尔（DanFesenmaier）和奥地利模都尔（MODUL）大学的卡尔·韦伯（Kad Wiiber）两位教授以“知识变革”（transformingknowledge）为题，探讨了旅游知识共享、学术成果发表、开源电子期刊等热门话题。下午的两个学术报告环节分别围绕理论前沿和旅游经济相关话题，可谓精彩纷呈。比如，以色列著名旅游人类学家艾瑞克·科恩（Erik Cohen）介绍了他和合作者对旅游研究范式的最新探索；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杰弗瑞·克劳奇（Geoffrey Crouch）则延续了他之前对基因/进化论研究与旅游的关联性的理论回顾，介绍了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香港X-r-大学的鲍勃·麦克切尔（Bob McKercher）教授报告了他对旅游界诸多常见“迷思”（Myth）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样来自香港X-r大学的宋海岩教授则介绍了他的研究团队对国际旅游需求预测的统合分析（meta-analysis）结果。当晚的招待会上，会士们分享了各自所在国家或地区出产的名酒和奶酪——这是研究院的一项老传统。会上介绍了研究院最新接纳的3位会士，本届提名的会士候选人，以及3位新兴杰出学者。
第二天的议程包括了“全球旅游教育趋势”讨论组报告，报告人包括英国萨里大学的约翰·揣伯（JohnTribe），香港理工大学的布莱恩·金（Brian King）等著名学者。尽管旅游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可谓欣欣向荣，与会者把注意力投向了旅游教育和业界需求的联系，新技术环境下的旅游教育，新生代旅游教师的实践背景等存在挑战的领域。在其后的会士候选人和新兴杰出学者报告中，报告者介绍了各自的研究历程和主要成就。第三天的议程以“全球旅游研究趋势”讨论组报告为开始，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瑞克·普度（RickPerdue），英国萨里大学的亚伦·威廉姆（Allan William）等教授讨论了博士培训、学术期刊发展、多种理论视角等话题。其后的学术报告环节中，来自英国伯恩茅斯大学的迪米特里奥斯·布哈利斯（Dimitrios Buhalis），香港理工大学的徐惠群等教授围绕新技术环境下的旅游体验和服务失败等专题，报告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会议特地邀请了当地旅游从业者以及会议承办方阿尔加夫大学的老师，介绍了葡萄牙特别是阿尔加夫地区的旅游发展状况。众多会士们从自身专业角度给予了精彩的建议和评说。
最后一天的议程仍然充实紧张。连续3组报告跨越了可持续旅游、旅游的社区参与、旅游文化、目的地危机管理、世界旅游组织知识网络项目等诸多议题。举例来说，来自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大卫·韦弗（David Weaver）教授在对可持续旅游的回顾中提出了“文明的大众旅游”（enlightened mass tourism）的概念。著名的旅游地理学家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回顾了对一处偏远小岛跨越50年的跟踪研究。美国天普大学的丹·费森梅尔教授则介绍了基于大数据的目的地营销模式突破。
本次会议包含了国际旅游趋势、旅游教育趋势、旅游研究趋势等议题，充分体现了国际性和前瞻性。参会会士大多发表了演讲。能亲耳聆听各位旅游学界泰斗的演讲，并利用茶歇、用餐和参观等机会与他们进行深度交流，对笔者而言不啻为一次学术思想的饕餮盛宴。以下的几点感受愿意和《旅游学刊》的读者，特别是有志于旅游研究的同学和年轻学者们分享：
（1）从会士们选择的研究主题看，旅游研究领域将呈现持续多元化的特点，且研究的范围将进一步延伸。本届会议的报告内容既涵盖了目的地主客关系、需求预测模型、旅游文化等经典话题，也包括了大数据分析、基因一进化论研究与旅游的关联、旅游研究的范式转变等前沿方向。揣伯将旅游研究分为商业和非商业“两大阵营”，这一点清楚的体现在研究院会士们的背景和研究视角上。与会者中既有传统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范式下的思辨和总结，也有根植于商业类学科、以应用为目的的实证研究。这两大阵营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和脉络，并各自对旅游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促进二者的整合、交融将成为本领域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2）自其诞生伊始，国际旅游研究院即以推动旅游研究进一步国际化为己任；今年的会议中，特别是关于全球旅游研究趋势的讨论环节中，“学术流动”（academic mobilities）更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来自英语国家的学者目前仍占大多数，且英语仍是主要/唯一的交流工具，但研究院在国际化道路上确已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这可以从参会者的研究内容，历届会议的选题、选址等多方面看到。从近年来会士和新兴杰出学者遴选的情况看，全球化、国际化的学术生涯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目前，活跃在国际旅游研究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有异国求学、工作或研究的经历。在他们的履历中多包含跨文化、多学科的学术背景和跨国、跨校、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支持。但是，因为新一代旅游学者（他们大多持旅游类博士学位，故有所谓Generation T之称），也面临着“母学科”功底不够扎实、旅游从业经验匮乏等问题。这也引起了一些会士们的关注。
（3）许多会士已年逾花甲，一些甚至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旺盛的学术热情、谦逊的作风以及对本领域发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确令人由衷钦佩。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对研究的兴趣不减。在笔者和众多会士的交流中，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到了“整体研究成果”（body of work）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名学者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取决于其发表文章的数量，而是要看他/她是否在自己的领域内作出过持续、系统、富于创新性的贡献。对于刚刚起步的青年学者来说，这也意味着建立自己的领域，培养大局观和前瞻性，在研究的质与量之间优化平衡。
致谢：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宋海岩教授审阅初稿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