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中，音乐被视为西学体系的一部分，相对于传统音乐教育而言呈现出截然的断裂。1898年，康有为以德国学制为例，在《请开学校折》中，向光绪皇帝建议，仿效德、日，开设“算术、舆地、物理、歌乐”等课程。20世纪初，留日学生曾志忞、沈心工和李叔同等人倡导与推广“学堂乐歌”，成为近现代新式学校音乐教育的发端。
　　长期执教于杭州师范学校，被誉为“音乐妈妈”的南派二胡名家、音乐教育家顾西林正是在“学堂乐歌”兴盛时期，于1906年进上海启明女校，接受音乐教育的。
　　顾西林（1892—1968），原籍浙江嘉善，出生于上海一个雅好音乐的富足封建家庭。她5岁学箫，6岁学扬琴，9岁入私塾，同时学习二胡。幼年的传统音乐教育给顾西林打下扎实的基础，长达6年的教会学校学习生涯，又给了她系统正规的西方音乐训练。启明女校毕业后，顾西林离开上海，从此开始了她在江浙闽地区的音乐教育生涯。她在苏州江苏省立一师附小担任音乐教师期间，喜爱上了昆曲。她认识到昆曲是一种中国歌剧，专心学习，小有成就。20世纪60年代，七旬的顾西林在杭州曾分别与昆曲名师王传淞、周传瑛同台表演《尼姑思凡》《游园惊梦》，传为一时佳话。
　　顾西林对昆曲的发现，对其为一种中国歌剧的正确判断，实为当时在反思西乐与国乐关系过程中，一种自发的、来自民间的努力。从学堂乐歌时代欲尽毁国乐，以西乐代之，到试图在新式学校音乐教育的框架中，重新吸取、纳入国乐，对国乐认识的转变，恰恰是从对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的重新发现而开始。1926年，顾西林与王沛伦、王宪伦、王允功、张季让、胡逸民、陆修棠等人共同发起了丙寅音乐团，改编、创作了许多民乐作品。顾西林擅长演奏刘天华的二胡作品。丙寅音乐团是江南地区颇有影响的民乐乐团，其成立比1927年刘天华、张友鹤等在北京发起的国乐改进社还要早一年。
　　从研习昆曲到发起组建丙寅音乐团，顾西林开始主动地转向中国民族音乐与器乐。顾西林并非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但她在启明女校求学期间，受到过严格规范的中等程度的西式音乐训练，激活了她幼年时所受的民族音乐与器乐熏染。这充分说明，传统似断未断，民族音乐的基因终究会在西方音乐的刺激下获得重生。重兴国乐，使得创造中国新音乐成为一种可能。
　　从事国乐教学与研究，成为顾西林主动的选择。在福建音专，她潜心国乐，编选了《二胡练习曲》共计30首，从弓法练习到简短小曲，循序渐进；又修订了她在任教镇江中学时编写的《二胡曲集》（上下册），收入了《瑞雪》《散步》等10首顾西林的创作曲目，并举办多场民乐演奏会。这一时期，顾西林的南派二胡风格基本形成。她采用呢料垫于琴马下琴皮与琴弦之间，这就是后来使用的控制垫。将小提琴的指法、弓法运用于二胡演奏中，同时将戏曲中的声韵特点变通地运用于二胡演奏中，善用滑音、装饰音顿弓、断弓，演奏风格清新典雅，细腻委婉，极富江南特色。她与学生顾宗鹏同被尊为南派二胡名师。1947年，福建音专国乐系取消，顾西林回到杭州师范学校任教。
　　对国乐如何进行教学，顾西林在教学方法上也做了中西交融的努力。1918年8月至1927年7月，顾西林在江苏省立一师附小任教。江苏省立一师附小是近现代中国最早进行小学实用主义教学法研究的试验地。自1920年秋起，在俞子夷的指导下，沈百英、顾西林在一年级开始实施设计教学法。其后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教育杂志》“小学各科教学法专号”发表《小学音乐教学法》，对设计教学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运用做了系统总结。《小学音乐教学法》是最早的小学音乐教学法研究著作之一。顾西林从“生活”本身的意义来理解音乐教学的目的。她采用体态律动法等教学方法，在欣赏、体验与游戏中，潜移默化，提升小学生的音乐素养。看似自由散漫、杂乱无章的设计教学课堂，想唱什么唱什么，或唱歌，或表演，反而养成儿童学习音乐的主动性。设计教学法在音乐教学领域恰恰打破了班级授课制的弊端，使因材施教、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等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可以内嵌入新式学校教学体系中，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其后，在师范、音专的教学中，顾西林也在班级授课之余，传授学生二胡、小提琴、昆曲等，这都是为学生开小课，单独辅导，沿用传统师徒相授的教学方法，手把手，一句句口耳相传。
　　从小学到师范，再到音专，顾西林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如民族音乐学家何芸，二胡家吴逸亭，作曲家寄明，声乐教育家张权，音乐理论家周大风，戏曲家陈乃铨、方观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汪培元等。顾西林的主修国乐，也对学生们起到相当的影响，有的研究民族音乐，还有的投身传统戏曲。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存在两个音乐运动：一个是以陈洪、萧友梅等学院派为代表，其目标是创建俄罗斯民族乐派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乐派；另一个则以聂耳、吕骥等左翼非学院派为主力，主张革命的大众音乐的创作。顾西林的音乐教育成就却在两者之外。
　　顾西林在西方音乐的严格训练基础上，潜心于国乐的改良与创新，在50余年的音乐教育生涯中，更多地融合了两个派别的优点，如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范期间她所编写的《小学歌曲选》《联师之音》可以看出，兼顾了宣传和艺术两方面的需求。她立足师范音乐教育，成为从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到专业音乐教育的联结点，对于近现代音乐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毕竟，相对于少数音乐天才的脱颖而出，普通大众的音乐素养的提升对音乐教育而言，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顾西林对民族乐器二胡演奏艺术的提升，对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的倡导，事实上对传统民族音乐的雅化与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都是两个新音乐派别所忽视的部分。而革命派所重视的民间音乐，顾西林要到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土改时才得以接触。可惜那时顾西林已经年老体弱，未能对此深入研究。
　　由顾西林所开启的诸多问题，如戏曲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独特地位，国乐的雅化、提升与普及，非遗民间音乐的雅俗定位等，其本质都指向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后，音乐领域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问题。在顾西林所开辟的百年民族音乐道路上继续前进，在中西交融的视野下延续、重谱浙江音乐之梦，回顾、总结顾西林音乐教育道路的贡献与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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