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给大家上写作课，主要就是讲小说、诗歌、散文、非虚构写作，应用文类就不多涉及了。你们从小学开始，接受了不少这方面的训练。我们谈到写作，就是指虚构类的小说、诗歌、散文，还有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是目前很兴盛的写作门类，虽然定义不是很清晰，边界也不太明显，但是跟通常我们理解的虚构小说或纪实散文不太一样。归纳起来，非虚构写作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真实的，本来就存在，但一直不为人知。有些偏重人物，有些偏重事件。这些人物或事件虽然是真实的，通常因为各种原因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一个目光犀利、感受敏锐的作家在自己的生活和研究中发现了这种真实，并被这种真实所刺激，而构思写出了以真人或真事为对象的作品。通常来说，之所以这么写作，是因为作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揭示某种一直不为人知的真相。
　　对于写作来说，“虚构”和“非虚构”看起来截然不同，但实际写作共性却非常多。
　　例如，对人物性格，“虚构”可以塑造；“非虚构”则原原本本写出自己所表达的那个人的性格。对于故事的发展，“虚构”可以采用更多的特殊手法来增加故事的趣味和吸引力；“非虚构”则不能离开事实去写。有些真实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历史之复杂，经历之跌宕，比一般的虚构作品要丰富得多，“非虚构”作者需要做的是尽力把这种丰富性用文字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来看，人物也好，结构也好，文章的主要定位是在哪里？就在开头。
　　一部小说的开头，决定整部小说的走向。
　　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
　　又如《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新文学的写作，差别是很大的。
　　当我们在讨论一部现代文学作品时会发现，文学作品基本的叙事基调都在开头里出现。
　　例如弗朗茨·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开头是这样的：“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这是不科学的。今天大家都接受过科学的训练，不相信人会变成虫子。但文学可以不科学，允许不科学的事物出现在文学的世界里。用精神分析学来分析它，这是一种精神变异的象征，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是在精神上变成了一只虫子。他的无穷无尽的推销员生活，他所肩负的养家糊口和供妹妹上学的重担，都让他在精神上变成了一只虫子。
　　虫子有什么特点？人类又有什么特点？
　　弗朗茨·卡夫卡这个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变形”这个元素用在现代人的精神压抑上。一開始，推销员不承认自己是虫子，他使劲地要从床上翻下来，小手不停地蠕动但是动不了。在精神上，他还是一个人，一早起来要赶火车去卖东西的推销员。他要养家糊口，二老在家嗷嗷叫，妹妹要去上音乐学院还缺一笔学费。他精神上是人，但肉体已经变成了虫子。小说的最终结局是，他接受了自己变成虫子的事实，最后遭到家里人的嫌弃。他的精神和肉体一起变成了死去的虫子，他这个人也彻底消失了。
　　一次奇怪的变形，使整个故事的基调完全落定。
　　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像这样的故事，很多中国作家会在结尾处理成是一场梦？或者，虽然变成了虫子，最终还是变回了人——例如，妹妹深刻的亲情，感动了他；父母的关爱和责任感，激励了他，他最终恢复了人形。这是我们通常能想到的结尾，但卡夫卡自然与众不同，他不给这样“大团圆”结局的机会，在他这里，事情一旦发生了变化，就是不能挽回的。
　　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旦变成了虫子，就再也回不来了。
　　一次变形，终生遗憾。
　　小说有它的要求和规律，不能随意变来变去。
　　也许新一代的同学看很多网络小说，会写网文。上次课我说过，很多网络作品不讲究。没有规律，随意变化，这就是不讲究。就像一个工匠在锤炼一件工艺品的时候要有讲究的精神，一定要有规则、规律，才能形成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想象的有边界空间。如同一个圆，要把这个想象的空间填满，但是不能随意反悔，更不能把圆形突然变成正方形。
　　在穿越小说《寻秦记》中。香港特战队队长项少龙穿越去了战国末年，但这是“有限车票”，他只能去，回来则要满足特定条件。这样，一开始就是一个悲剧的设定，因为无法回到原来的处境。可以说，不能回到原来处境的写作，都带有悲剧性。只有能完美解决问题、完全回到人物最初处境的作品，才可以说是有大团圆结局、是喜剧性的作品。但是，喜剧性作品通常带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因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反而是任何事物和人物，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才子佳人小说里，才子最终考中状元，回来娶佳人为妻。这是一个精致的圆环结构，首尾相接，自成一体。主要人物之外，不会节外生枝，不会出现变故。即便有变故和枝节，也不过是为了夸赞才子才高志坚的。
　　假设才子完全不愿意读圣贤书，只想读一些有趣的作品，只想跟姐姐妹妹们一生厮混在一起，最终却曲终人不见呢？这就是不朽的杰作《红楼梦》，超越了通常的才子佳人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