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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辞书之作为工具书
辞书有一个特点，即它是供查考用的，它是工具书。
比如说，我们学习语文，教科书是我们的学习材料，遇到生字、成语或典故，就得去查词典或百科辞典。一般说来，词典或百科辞典不是供人通读乃至背诵的，但要查找一个字、一个名词术语的解释，却少不了它。
任何一本书，在编写上都要求：1.取材纯净，消除芜杂；2.分别主次和轻重，尽可能删省那些不必要的东西；3.成为一个有条理、有系统的作品，不能作杂乱无章的文字拼凑。辞书既然也是书，当然也应当符合这些要求。但作为辞书，它当然还有它的特殊要求。
首先，辞书一定要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读者就会感到失望和忿怒。其次，读者遇到的需要查考的东西很繁杂，辞书应当提供简明扼要、完整准确的解释，才能很好满足读者的要求。据此，辞书又有特殊的、不同于一般书的编写规律：
第一，辞书在它的规定范围内是不怕芜杂的，它要做到应有尽有，尽可能求其丰富和齐全。第二，辞书在它的规定范围内所收条目很难说有主次、轻重的分别，对于那些冷僻的、罕见的、陈旧的东西，应当和熟习的、常见的、现实的东西一样看待，甚至可以说应当更加看重，因为凡是冷僻的、罕见的、陈旧的东西反倒更需要查考。第三，辞书虽然有规定的范围，但全书却没有逻辑顺序，也不能形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虽然有些辞书，是按照条目内容分类编排的，或象教科书那样采取逻辑系统来编排的，但它的每个条目都必须是独立而完整的一条，好似一盘散沙或一袋马铃薯而不能是别的。
当然，就每一个条目来说，却又必须力求精炼，反对芜杂；应当分清主次、轻重，突出重点；整个条目也要文从字顺，脉络分明，不可杂乱无章，不知所云。
辞书应当不同于教科书，可是我们现在用教科书的编法来编辞书的风气还很盛行。以政治经济学而言，这个学科的辞书就很受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例如“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在教科书里可以只讲它的一方面内容，不一定要象辞书那样既讲到它的来历、它的全部主要内容，又讲到它的历史变化和各个学派的不同解释。我们的辞书受教科书影响，往往只说它是“通货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的金属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这是不够的(法国《拉鲁斯学生词典》的解释虽然极简单，却还是提到了它的两个重要含义：纸币的过分膨胀和物价的过分膨胀)。我们的辞书的释文的最大问题，就是成了教科书中有关部分的节要或翻版。
二辞书的条目
从辞书编写的特殊规律来说，辞书的条目应当广为搜罗，应有尽有。而且，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发达和文化的进步，新的名词术语在不断增加。虽然条目也存在新陈代谢现象，但新的产生总是超过旧的退隐。至于辞书的篇幅，却是有限的，不加限制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日益增大的名词术语堆积，另一方面是不能不加限制的辞书篇幅，这的确是苦恼了辞书编者的很大矛盾。
人们往往采取以下两种办法来解决矛盾：并不缩减辞条的范围和数量，但将每个辞条的释文压缩；或者，缩小辞条的范围，但并不减少限定范围内的辞条，释文也不缩短。
这两种办法都是比较合理的。
还有一种常用的、但不符合辞书编写规律的第三种办法，这就是压缩辞书所收辞条的数目。为了达到压缩的目的，有的是只选收能够反映进步优秀文化、时代精神、正面东西的辞条，人物也只选正面的大人物，至于反映落后腐朽文化、反动思潮、反面人物、反面东西的辞条就不收或少收；有的是删除冷僻的、罕见的、古老的辞条，只保留熟悉的、常见的、不大古老的辞条。
应当说，只收反映进步等等的辞条这种做法，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进步和落后，本来都是生活中的存在，可以砍掉反映落后等等的辞条，却不能抹掉生活中的落后等等。再说，在生活中，正面的东西同反面的东西是同时存在、互相依存的，没有反面，就不能真懂正面。没有查顿、颠地等人的大贩鸦片，也就没有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禁烟。只谈岳飞，不讲秦桧，恐怕连岳飞也讲不清。美国的三K党，在美国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对我国更断乎不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我们的辞书里应当有它，问题是我们对它抱什么态度。那种只收反映正面，少收或不收反映反面的辞条，是不符合作为工具书的辞书的要求的。辞书是帮助我们得到知识的工具，不是宣传先进的“喜报”，也不是表扬模范人物的“光荣榜”。过去流行过一种仿佛“权威”的看法：在我们的辞书里把某个人物或某种事物收进去，好象就是表示对它的肯定、赞成，甚至尊重或表扬。这种看法是不懂得辞书只是工具书，我们在辞书中既可以肯定某些事物，也完全可以否定某些事物。这种看法是十分幼稚的，必须抛弃。
至于冷僻的、罕见的、古老的辞条，往往是人们所需要查考的。那些常用的、常见的辞，谁去查考呢？恐怕很少。例如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劳动”、“生产”等等，谁去查辞典(即使他还是一知半解)？但如“补偿贸易”、“蜘蛛网模型”之类的辞，却就必须查一查了。我们现在的辞书编辑者，却常常是不顾读者的要求而只把熟习的、常见的辞收在辞典里。
又如《新华字典》，所收的字不过九千不到，索引约一百页，正文约六百页，一些比较陌生的字就都查不到。为什么不多收一些字呢？外国的词典就不是这样。外国哪怕是最小的辞典，单字一般都是比较丰富的，所省去的是词组和例句，释文也力求简明。
当然，普通和专门，常见和罕见，通用和冷僻，这其间的区别或界限也只是相对的。在熟悉某一学科的人看来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东西，对于一个不学这一行的陌生者来说，就是冷僻的和罕见的了。
我以为，除了那些还不定型的或确已死亡的辞以外，一般的辞书在原则上都应收录。为了节约篇幅，可以在释文上压缩，甚至可能搞得比较简陋，但不应摒弃所谓冷僻的、罕见的辞。
三辞书的释文
辞书的释文，要求文字简炼，用词谨严，分别主次，表述明白，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等等。
但是，根据辞书编写的特殊规律，释文不仅要简洁精炼，力戒芜杂，而且要把辞条的各种含义都分别解释清楚，不能遗漏、含糊。
如以汉语语词辞典为例，具有十种以上的不同含义的字或词是并不希奇少见的。三十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打算编一部大型的语词百科辞典，单是个“一”字就列了七八十种含义，后来删节归并，也还有六七十条含义。如以专门辞典为例，则一辞含有多义的情形也是普遍的。如“主轴”一词，既有数学上的含义，又有物理学上的含义和机械工程上的含义。“包银”一词，一个含义是元代一种赋税的名目，另一个含义是旧社会艺人所得的报酬。人地名也有不同所指的。如“丹阳”，曾是古代的地区名称、都城名称，又曾是郡名和县名。如“王伦”，史书所记就有三人：一个是北宋山东的农民领袖，一个是南宋时办对金外交的官僚，一个是清代山东农民起义的领袖。《水浒传》所写梁山泊的“白衣秀士王伦”还不算在内。这都须逐一解释。这是辞书释文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辞条与辞条之间，辞条每一项含义的释文之间，应当是平等的，没有主次、轻重之分，所以在编写时也没有应详、应略的分别。详略是只能根据辞条本身的概念大小、内容繁简来定，而无所谓辞条本身的重要、次要。
我们现在编写辞书，往往规定辞条的等级和字数，如特级400字以上，甲级200—400字，等等。其分级的标准是概念大小、内容繁简、重要性如何。我以为，重要性这一条标准应当取消。保留了这条标准，很容易造成所谓重要条目的释文臃肿而浮泛，所谓次要条目的释文干瘪而贫乏。苏联的小百科辞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六十年代初曾到这本辞典里去查找属于部门经济的两个条目，结果是一条没有查到，一条只有两行解释，不能解决问题。而偶然翻到这本辞典的“斯大林”条，却占了好几页。
辞书中的每一个辞条，辞条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平等的，各自成为独立的主题。释文的繁简详略，应当只根据概念本身的大小。对于冷僻的、罕见的辞条，要特别重视，考虑到读者需要查考的殷切期望，而不是看什么辞条的所谓重要性如何。
“斯大林”条，其实只要简要地记载一下就可以，真要研究斯大林，自有许多专著可查。部门经济的那两条，我是希望得到一个比较详细的完整的说明的，可是没有。这种辞条，既难找到基本资料，又难找到简明的解释，然而苏联小百科辞典却使我失望了。我们必须以苏联小百科辞典为鉴戒。
再其次，辞书全书虽然不成体系，但每一个辞条却是自成体系的。这里要注意对概念作实事求是的介绍，如果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释或纷歧的争论，应当如实的反映，而不能按照编者的主见或流行的某种说法去叙述，因为编者的主见或流行的说法都会歪曲实际的情况。1965年《辞海》未定稿对“贡助彻”的解释虽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向读者介绍了概念的一般意义和来历，过去人们的各种不同认识，以及现在人们对它的分歧意见，比1978年修订稿的主观歪曲要好得多。
辞书有一个特点，即它是供查考用的，它是工具书。
比如说，我们学习语文，教科书是我们的学习材料，遇到生字、成语或典故，就得去查词典或百科辞典。一般说来，词典或百科辞典不是供人通读乃至背诵的，但要查找一个字、一个名词术语的解释，却少不了它。
任何一本书，在编写上都要求：1.取材纯净，消除芜杂；2.分别主次和轻重，尽可能删省那些不必要的东西；3.成为一个有条理、有系统的作品，不能作杂乱无章的文字拼凑。辞书既然也是书，当然也应当符合这些要求。但作为辞书，它当然还有它的特殊要求。
首先，辞书一定要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读者就会感到失望和忿怒。其次，读者遇到的需要查考的东西很繁杂，辞书应当提供简明扼要、完整准确的解释，才能很好满足读者的要求。据此，辞书又有特殊的、不同于一般书的编写规律：
第一，辞书在它的规定范围内是不怕芜杂的，它要做到应有尽有，尽可能求其丰富和齐全。第二，辞书在它的规定范围内所收条目很难说有主次、轻重的分别，对于那些冷僻的、罕见的、陈旧的东西，应当和熟习的、常见的、现实的东西一样看待，甚至可以说应当更加看重，因为凡是冷僻的、罕见的、陈旧的东西反倒更需要查考。第三，辞书虽然有规定的范围，但全书却没有逻辑顺序，也不能形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虽然有些辞书，是按照条目内容分类编排的，或象教科书那样采取逻辑系统来编排的，但它的每个条目都必须是独立而完整的一条，好似一盘散沙或一袋马铃薯而不能是别的。
当然，就每一个条目来说，却又必须力求精炼，反对芜杂；应当分清主次、轻重，突出重点；整个条目也要文从字顺，脉络分明，不可杂乱无章，不知所云。
辞书应当不同于教科书，可是我们现在用教科书的编法来编辞书的风气还很盛行。以政治经济学而言，这个学科的辞书就很受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例如“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在教科书里可以只讲它的一方面内容，不一定要象辞书那样既讲到它的来历、它的全部主要内容，又讲到它的历史变化和各个学派的不同解释。我们的辞书受教科书影响，往往只说它是“通货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的金属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这是不够的(法国《拉鲁斯学生词典》的解释虽然极简单，却还是提到了它的两个重要含义：纸币的过分膨胀和物价的过分膨胀)。我们的辞书的释文的最大问题，就是成了教科书中有关部分的节要或翻版。
二辞书的条目
从辞书编写的特殊规律来说，辞书的条目应当广为搜罗，应有尽有。而且，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发达和文化的进步，新的名词术语在不断增加。虽然条目也存在新陈代谢现象，但新的产生总是超过旧的退隐。至于辞书的篇幅，却是有限的，不加限制也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日益增大的名词术语堆积，另一方面是不能不加限制的辞书篇幅，这的确是苦恼了辞书编者的很大矛盾。
人们往往采取以下两种办法来解决矛盾：并不缩减辞条的范围和数量，但将每个辞条的释文压缩；或者，缩小辞条的范围，但并不减少限定范围内的辞条，释文也不缩短。
这两种办法都是比较合理的。
还有一种常用的、但不符合辞书编写规律的第三种办法，这就是压缩辞书所收辞条的数目。为了达到压缩的目的，有的是只选收能够反映进步优秀文化、时代精神、正面东西的辞条，人物也只选正面的大人物，至于反映落后腐朽文化、反动思潮、反面人物、反面东西的辞条就不收或少收；有的是删除冷僻的、罕见的、古老的辞条，只保留熟悉的、常见的、不大古老的辞条。
应当说，只收反映进步等等的辞条这种做法，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进步和落后，本来都是生活中的存在，可以砍掉反映落后等等的辞条，却不能抹掉生活中的落后等等。再说，在生活中，正面的东西同反面的东西是同时存在、互相依存的，没有反面，就不能真懂正面。没有查顿、颠地等人的大贩鸦片，也就没有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禁烟。只谈岳飞，不讲秦桧，恐怕连岳飞也讲不清。美国的三K党，在美国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对我国更断乎不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我们的辞书里应当有它，问题是我们对它抱什么态度。那种只收反映正面，少收或不收反映反面的辞条，是不符合作为工具书的辞书的要求的。辞书是帮助我们得到知识的工具，不是宣传先进的“喜报”，也不是表扬模范人物的“光荣榜”。过去流行过一种仿佛“权威”的看法：在我们的辞书里把某个人物或某种事物收进去，好象就是表示对它的肯定、赞成，甚至尊重或表扬。这种看法是不懂得辞书只是工具书，我们在辞书中既可以肯定某些事物，也完全可以否定某些事物。这种看法是十分幼稚的，必须抛弃。
至于冷僻的、罕见的、古老的辞条，往往是人们所需要查考的。那些常用的、常见的辞，谁去查考呢？恐怕很少。例如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劳动”、“生产”等等，谁去查辞典(即使他还是一知半解)？但如“补偿贸易”、“蜘蛛网模型”之类的辞，却就必须查一查了。我们现在的辞书编辑者，却常常是不顾读者的要求而只把熟习的、常见的辞收在辞典里。
又如《新华字典》，所收的字不过九千不到，索引约一百页，正文约六百页，一些比较陌生的字就都查不到。为什么不多收一些字呢？外国的词典就不是这样。外国哪怕是最小的辞典，单字一般都是比较丰富的，所省去的是词组和例句，释文也力求简明。
当然，普通和专门，常见和罕见，通用和冷僻，这其间的区别或界限也只是相对的。在熟悉某一学科的人看来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东西，对于一个不学这一行的陌生者来说，就是冷僻的和罕见的了。
我以为，除了那些还不定型的或确已死亡的辞以外，一般的辞书在原则上都应收录。为了节约篇幅，可以在释文上压缩，甚至可能搞得比较简陋，但不应摒弃所谓冷僻的、罕见的辞。
三辞书的释文
辞书的释文，要求文字简炼，用词谨严，分别主次，表述明白，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等等。
但是，根据辞书编写的特殊规律，释文不仅要简洁精炼，力戒芜杂，而且要把辞条的各种含义都分别解释清楚，不能遗漏、含糊。
如以汉语语词辞典为例，具有十种以上的不同含义的字或词是并不希奇少见的。三十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打算编一部大型的语词百科辞典，单是个“一”字就列了七八十种含义，后来删节归并，也还有六七十条含义。如以专门辞典为例，则一辞含有多义的情形也是普遍的。如“主轴”一词，既有数学上的含义，又有物理学上的含义和机械工程上的含义。“包银”一词，一个含义是元代一种赋税的名目，另一个含义是旧社会艺人所得的报酬。人地名也有不同所指的。如“丹阳”，曾是古代的地区名称、都城名称，又曾是郡名和县名。如“王伦”，史书所记就有三人：一个是北宋山东的农民领袖，一个是南宋时办对金外交的官僚，一个是清代山东农民起义的领袖。《水浒传》所写梁山泊的“白衣秀士王伦”还不算在内。这都须逐一解释。这是辞书释文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辞条与辞条之间，辞条每一项含义的释文之间，应当是平等的，没有主次、轻重之分，所以在编写时也没有应详、应略的分别。详略是只能根据辞条本身的概念大小、内容繁简来定，而无所谓辞条本身的重要、次要。
我们现在编写辞书，往往规定辞条的等级和字数，如特级400字以上，甲级200—400字，等等。其分级的标准是概念大小、内容繁简、重要性如何。我以为，重要性这一条标准应当取消。保留了这条标准，很容易造成所谓重要条目的释文臃肿而浮泛，所谓次要条目的释文干瘪而贫乏。苏联的小百科辞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六十年代初曾到这本辞典里去查找属于部门经济的两个条目，结果是一条没有查到，一条只有两行解释，不能解决问题。而偶然翻到这本辞典的“斯大林”条，却占了好几页。
辞书中的每一个辞条，辞条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平等的，各自成为独立的主题。释文的繁简详略，应当只根据概念本身的大小。对于冷僻的、罕见的辞条，要特别重视，考虑到读者需要查考的殷切期望，而不是看什么辞条的所谓重要性如何。
“斯大林”条，其实只要简要地记载一下就可以，真要研究斯大林，自有许多专著可查。部门经济的那两条，我是希望得到一个比较详细的完整的说明的，可是没有。这种辞条，既难找到基本资料，又难找到简明的解释，然而苏联小百科辞典却使我失望了。我们必须以苏联小百科辞典为鉴戒。
再其次，辞书全书虽然不成体系，但每一个辞条却是自成体系的。这里要注意对概念作实事求是的介绍，如果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释或纷歧的争论，应当如实的反映，而不能按照编者的主见或流行的某种说法去叙述，因为编者的主见或流行的说法都会歪曲实际的情况。1965年《辞海》未定稿对“贡助彻”的解释虽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向读者介绍了概念的一般意义和来历，过去人们的各种不同认识，以及现在人们对它的分歧意见，比1978年修订稿的主观歪曲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