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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实际性问题，且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农村扶贫问题是随着社会情况及农村贫困实际情况的变动而变动的，扶贫模式也是紧跟社会和农村形势的发展和变动而不断创新和完善。凡事都具有两面性，在扶贫模式的背后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农村贫困问题的不断变化，农村贫困问题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形，创新和完善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扶贫发展模式，对于更好地推进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贫困；农村扶贫；扶贫模式
贫困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要强、农民必强，农民要强、经济要强，而要搞好农民的经济，就必须缩小农民的贫困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目前农村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农民在发展方面的情况还不容乐观，虽然国家在大力搞新农村建设，人们的衣、食、住、行已基本得到了解决，但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贫困问题在许多地区还有待于解决，唯有解决了农村的贫困问题，才能不断缩小我国的城乡差距，进而推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一、解析贫困及贫困的标准问题
贫困既是一种经济问题，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英国的汤森认为贫困是一个被侵占被剥夺的过程，当人们因为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从而使得他们缺乏社会上公认应该有的食物、服务等，甚至丧失社会成员的身份，那么他们就是贫穷。乐施会认为贫穷是用来形容物资缺乏的生活状况。世界银行曾经指出：“当一些人、家庭或者群体不能获取他们所在的社会所认同的、一般都能够享受的饮食、舒适、生活条件和某些机会，那么他们就处于贫困状态。”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贫困的涵义做了补充，认为贫困是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但考量生活水平不但要考虑家庭收入和支出，还应该考虑社会福利，把营养、预期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入学年龄等指标作为补充。然而，在我国，贫困的定义也不是确定、统一的，学者周彬彬认为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不能达到所在社会所可以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状况。还有一种综合的定义，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不仅包括了低收入、低生活水平，还包括社会、文化、发展机会和手段的缺乏。
关于贫困的标准问题，目前并无统一的定论，再加上这一标准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世界银行提出了人均日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国际上还有一种通行的做法是按恩格尔系数来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我国也有自己的划分标准，1986年的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06元，2007年的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785元，2008年的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1067元，2009年的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1196元，2010年、2011年的标准均为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2012年以来的标准则调整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经济收入只是贫困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便于衡量和操作，但贫困的表现形式还远不止这些，还包括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贫困标准的划分有助于明确贫困的对象，进而有助于削弱贫困，甚至最终消灭贫困。由于贫困标准的划分方式过于单一，导致部分处于贫困地区的人民无法得到帮助，仍然处于一种贫困状态。
二、浅析贵州农村贫困的原因
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贵州的贫困现状，但造成贵州贫困的原因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经过历史的积淀慢慢地衍生的。贵州农村贫困的原因是许多因素造成的，诸如自然环境因素、政策因素、市场经济因素等。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包括土壤、气候、水、生物、森林等，尽管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已不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但自然环境对农民的贫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影响很大，自然环境通过交通、疾病、农业生产、自然资源等四个方面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发展。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之间、工农业生产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从而压制了农民的商品意识和发展机会，遏制了许多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困地区却发展缓慢，农民没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再加之农村贫困人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区，还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甚至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农贸市场，经济结构单一，他们大多消极无为、听天由命、小富即安、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缺乏积极的市场经济竞争观和价值观，他们自我生产，再加上信息闭塞，难于与市场相联结，却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产品很难卖出去，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再加上多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造成许多贫困农民增产难增收的现象。
三、创新贵州扶贫模式
要有效推进贵州的扶贫工作，必然要建立一个符合贵州实际的扶贫发展模式，针对贵州的贫困现状，制定了以下扶贫创新模式：1.社会化大扶贫资金委员会。扶贫工作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有一个可持续提供资金的机制来保障，实践表明，政府扶贫专项资金、各种非政府组织出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捐赠都是我国扶贫资金的来源，由于这些资金是分散管理、分散使用，不利于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需建立一个第三方组织，设立统一账户，统一管理，确保扶贫工作有序进行。2.社会化大扶贫模式需要吸纳社会各界构建反贫困联盟。反贫困联盟是参与方出于提升贫困地区社会发展的共同目的，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由社会各界的互相协作和资源整合的合作模式。在组建方式上，主要是吸纳社会各界有志于提升农村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民生活水平的组织或个人，将他们组织在一起共同服务于反贫困大业。3.贫困主体应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作为扶贫对象的主体，在扶贫对象中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这不利于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也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和建设。在扶贫工作中，建立参与式扶贫模式，即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扶贫过程，从事项目选择、制定计划、计划执行、项目管理和监督等工作，从而有效地推进扶贫工作深入开展，提高扶贫的效率和效果。4.政府应完善相关社会制度。社会化大扶贫模式归根到底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扶贫工作方面可以发挥比政府更大的作用，但社会制度的完善仍需推动政府的建立，首先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以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鼓励发展城乡一体化经济；其次，取消城乡户籍制度，促进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加强完善农村在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农村已取得了在医疗、教育和卫生方面的较大进展，但城乡之间的差距还很大，从而导致了农村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因此，应在农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实现城乡统一。
参考文献：
[1]孙建北.贫困与扶贫（第一版）[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4]陈凡、杨越.中国扶贫资金投入对缓解贫困的作用[J].农业技术经济，2003.
【关键词】：贫困；农村扶贫；扶贫模式
贫困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要强、农民必强，农民要强、经济要强，而要搞好农民的经济，就必须缩小农民的贫困差距，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目前农村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农民在发展方面的情况还不容乐观，虽然国家在大力搞新农村建设，人们的衣、食、住、行已基本得到了解决，但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贫困问题在许多地区还有待于解决，唯有解决了农村的贫困问题，才能不断缩小我国的城乡差距，进而推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一、解析贫困及贫困的标准问题
贫困既是一种经济问题，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英国的汤森认为贫困是一个被侵占被剥夺的过程，当人们因为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从而使得他们缺乏社会上公认应该有的食物、服务等，甚至丧失社会成员的身份，那么他们就是贫穷。乐施会认为贫穷是用来形容物资缺乏的生活状况。世界银行曾经指出：“当一些人、家庭或者群体不能获取他们所在的社会所认同的、一般都能够享受的饮食、舒适、生活条件和某些机会，那么他们就处于贫困状态。”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贫困的涵义做了补充，认为贫困是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但考量生活水平不但要考虑家庭收入和支出，还应该考虑社会福利，把营养、预期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入学年龄等指标作为补充。然而，在我国，贫困的定义也不是确定、统一的，学者周彬彬认为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不能达到所在社会所可以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状况。还有一种综合的定义，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不仅包括了低收入、低生活水平，还包括社会、文化、发展机会和手段的缺乏。
关于贫困的标准问题，目前并无统一的定论，再加上这一标准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世界银行提出了人均日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国际上还有一种通行的做法是按恩格尔系数来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我国也有自己的划分标准，1986年的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06元，2007年的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785元，2008年的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1067元，2009年的标准为农民人均纯收入1196元，2010年、2011年的标准均为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2012年以来的标准则调整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经济收入只是贫困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便于衡量和操作，但贫困的表现形式还远不止这些，还包括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贫困标准的划分有助于明确贫困的对象，进而有助于削弱贫困，甚至最终消灭贫困。由于贫困标准的划分方式过于单一，导致部分处于贫困地区的人民无法得到帮助，仍然处于一种贫困状态。
二、浅析贵州农村贫困的原因
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贵州的贫困现状，但造成贵州贫困的原因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经过历史的积淀慢慢地衍生的。贵州农村贫困的原因是许多因素造成的，诸如自然环境因素、政策因素、市场经济因素等。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包括土壤、气候、水、生物、森林等，尽管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已不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但自然环境对农民的贫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影响很大，自然环境通过交通、疾病、农业生产、自然资源等四个方面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发展。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之间、工农业生产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从而压制了农民的商品意识和发展机会，遏制了许多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困地区却发展缓慢，农民没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再加之农村贫困人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区，还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甚至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农贸市场，经济结构单一，他们大多消极无为、听天由命、小富即安、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缺乏积极的市场经济竞争观和价值观，他们自我生产，再加上信息闭塞，难于与市场相联结，却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产品很难卖出去，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再加上多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造成许多贫困农民增产难增收的现象。
三、创新贵州扶贫模式
要有效推进贵州的扶贫工作，必然要建立一个符合贵州实际的扶贫发展模式，针对贵州的贫困现状，制定了以下扶贫创新模式：1.社会化大扶贫资金委员会。扶贫工作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有一个可持续提供资金的机制来保障，实践表明，政府扶贫专项资金、各种非政府组织出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捐赠都是我国扶贫资金的来源，由于这些资金是分散管理、分散使用，不利于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需建立一个第三方组织，设立统一账户，统一管理，确保扶贫工作有序进行。2.社会化大扶贫模式需要吸纳社会各界构建反贫困联盟。反贫困联盟是参与方出于提升贫困地区社会发展的共同目的，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由社会各界的互相协作和资源整合的合作模式。在组建方式上，主要是吸纳社会各界有志于提升农村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民生活水平的组织或个人，将他们组织在一起共同服务于反贫困大业。3.贫困主体应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作为扶贫对象的主体，在扶贫对象中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这不利于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也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和建设。在扶贫工作中，建立参与式扶贫模式，即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扶贫过程，从事项目选择、制定计划、计划执行、项目管理和监督等工作，从而有效地推进扶贫工作深入开展，提高扶贫的效率和效果。4.政府应完善相关社会制度。社会化大扶贫模式归根到底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扶贫工作方面可以发挥比政府更大的作用，但社会制度的完善仍需推动政府的建立，首先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以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鼓励发展城乡一体化经济；其次，取消城乡户籍制度，促进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加强完善农村在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农村已取得了在医疗、教育和卫生方面的较大进展，但城乡之间的差距还很大，从而导致了农村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因此，应在农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实现城乡统一。
参考文献：
[1]孙建北.贫困与扶贫（第一版）[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4]陈凡、杨越.中国扶贫资金投入对缓解贫困的作用[J].农业技术经济，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