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生态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当今的生态运动中存在着"红绿派"与"绿绿派",即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这一对立直接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在环境保护主义中,真正与后现代主义相近而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只是生态中心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则非但与后现代主义无缘,相反在许多方面却与现代主义走到一起去了。后现代主义是冲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运动而来的。它从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特别是生态危机开始,进而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首先不满的就是这种"超越现代的情绪"。他们同样对现代化的种种负面效应,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不否定现代化本身。环境保护运动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即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他们从反对工业化对自然的掠夺出发,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要用生态中心来取代人类中心。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般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类在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提出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社会的所有弊端都归罪于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的恶性膨胀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左右,进而主张消解理性。环境保护运动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即生态中心主义者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同,也完全是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他们把批判启蒙理性与批判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自然的严重破坏始于启蒙理性的得逞。他们从否定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开始,进而否定整个理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也尖锐地批判了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尽管也深刻了揭露了启蒙理性给生态环境,进而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的不幸,但不对理性加以从根本上否定。他们强调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人们仍然只能用理性去纠正理性的偏差,理性本身并没有过错,理性也不可能被消解。环境保护运动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即生态中心主义者把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主义贯穿于环境保护运动之中,他们把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沿着反生态方向的使用的批判,延伸为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他们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说成是技术缺陷本身造成的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发现大量揭露科学技术的使用如何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成种种负面效应的言论,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他们并没有把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作用说成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离开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所谓"罪恶"。他们强调,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生产方式,包括使用科学技术的方式的危机。环境保护运动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即生态中心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反对把消除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崇尚无政府主义,说到底,这与他们同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取消本体论问题的存在的立场有关。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理想,更反对这一理想得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逻各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者把本体论问题虚无化。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只是在形而上学封闭的"城堡"上凿了一个窗口,而实际上则彻底地摧毁了这一"城堡"。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者面对生态危机,如此地无所适从,最后乞求于无政府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们缺乏本体论的根基密切相关。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对意义的追寻与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注重于研究社会主义的存在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