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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冬天，我在长沙火车站连续三天没有买到去深圳的车票。第四天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据说那天，江泽民主席去韶山时会路过长沙，所以那一天火车站的票贩子销声匿迹。我仅花了半小时不到，轻易就车票在手。
第二天早上8点多抵达深圳。从深圳火车站坐小巴到龙岗新生，中间我被卖了两次猪崽，多出了10元的冤枉钱，我跟他们理论了几句，就被两个彪形大汉从车上踹了下来。中午，我赶到某丝花厂门口，正碰上工人下班，身着蓝色厂服的年轻男女潮水般从铁栅栏门口涌出来。我站在路边的一棵芒果树下，踮起脚尖朝人群里张望，忽然有人从背后拍我的肩膀，回过头来，是弟弟两年不见的笑脸。
当晚，和弟弟睡在仙人岭村一间低矮潮湿的出租屋里，好不容易在老鼠和蚊虫的载歌载舞中进入梦乡，迷糊中突然传来“砰砰蓬蓬”打门的声音，弟弟一跃而起：“哥，快点，查暂住证了。”一把把我从窄小的窗口推到外面。我踩着墙沿爬到屋顶上。“千万别出声！”弟弟招呼我，“查完了我再叫你下来。”我像只夜猫一样潜伏在瓦片上，连大气都不敢出。我听到弟弟把厂牌和暂住证交给他们查看，我听到他们生硬而粗暴的普通话，最后，听到他们甩门出去的声音。
后来，白天，我沿着工业区的厂门口一家一家去找工作，吃饭的时候又匆忙跑回来分吃弟弟偷打出来的那份饭菜，虽然只是豆芽和水白菜，兄弟俩却“吧叽吧叽”嚼得十分香甜。也许是我的长相不太正点，找工的时候，常常在保安那一关就被腰斩，从没有进人事部面试的机会。这样一找就是半个月，每天早出晚归地在工业区里穿梭，心里焦急而无望。那段时间，我对写有招聘广告的红纸特别敏感，只要看到红色张贴，都会跑近去看个究竟。有一回，远远看见一张招工广告样的红纸，我斜穿过汽车飞驰的街道和人流，一路奔跑过去，近了才看清楚，那不过是一条女人的红色内裤。我站在那条内裤前，指手骂这个戏弄我的骗子，这时，耳边响起一声天真稚嫩的童音：“妈妈你看，那个疯子在骂一条裤子。”循声望去，一对母女从我身边经过，她们牵手走在阳光中的背影温暖而安静。
那一刻，我的眼里有泪流出。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一位老乡从某电镀厂面试回来，跟我说：“那厂里招一个记录员，我就是字写得跟鸡爪似的，人家不要。你字不错，去试试吧，可能有机会。”
我去到某电镀厂门口，同往常一样，被保安满口拒绝。可我听出了保安的乡音，赶忙改口用家乡话跟他求情。保安是武冈的，听了乡音果然改变了态度，看了我的证件，然后放我进去二楼的人事部面试。
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证件齐全。到了人事部，把红红绿绿的证件摆满了一桌子，连同各种获奖证书和优秀通讯员证。人家根本没瞄一眼，只说：“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我写了一行柳体正楷，那人瞥一眼说：“可以了，你明天来上班吧！”
我就这样做了这家电镀厂的一名记录员。上班那天，我特意买了包白沙烟给保安，保安跟我客气，然后告诉我：“记录员工作很累的，你做不了多久就会后悔。”
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我厂牌上写的是“记录员”，其实他们要的就是一个有点文化基础的搬运工。我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把从外厂拉回来的五金半成品过磅、记数，跟踪每一道工序的数量和重量，核对电镀颜色，一直跟到出货。那些五金半成品都是刚从机器里生产出来的，不但死重，而且满是油污，产品的角角落落都是尖利的披锋和毛刺。没几天，我的手脚上到处是血口子，伤痕累累。有一次快下班了，厂车才回来，下午又要赶着出货，主管吩咐我连班。每一袋螺丝都有一百五六十斤重，油滑滑的，手又抓不稳，我费尽死力好不容易把它们提到磅秤边上，一松手又滑了下来，再搬上去再滑下来，屡搬屡滑。看着别人都在吃饭，没有一个人过来帮我，心里委屈得直想哭。再次往磅秤上搬货的时候，伸过来一只戴着粗金戒指的白手帮我提了一把，然后他朝食堂那边招了一下手，主管立刻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和我一起干活。后来我知道，那个是老板。
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爬上仓管那个位置，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那份工作。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看见仓管坐在仓库门口，吹着风扇，收物料，发货，如此简单轻松的工作却可以和主管经理们一起坐在小食堂里吃饭，每个月还能拿到800块钱的固定工资。那段时间，每次从仓库门口经过，我都无限羡慕地朝里面张望，心里想，仓管什么时候会辞工呢？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庆幸自己不是仓管。一天晚上10点左右，白班和晚班正在进行工作交接，仓管用小拖车拉着一壶浓硫酸进到滚镀车间，经过一条水泥路坎的时候，拖车颠簸了一下，壶盖冲了出来，冲得老高，壶里的硫酸溶液随着盖子一起冲了出来，泼洒在仓管的脸上和身上。车间里顿时乱成一锅粥。我看见仓管仓皇抓起一根水管，使劲往自己脸上冲水。主管连忙过来抢了他的水管，同时大声叫喊着司机送他去医院。
两个月后，仓管从龙岗中心医院出院，和他妻子一起来到厂里找老板要赔偿。我看见他从车间经过，原先清秀的国字脸上像爬满了横七竖八的蚯蚓，眼睛一大一小，鼻子左右也错了位，一个鼻孔朝天露着。一些吃饭的女工当场流露出要呕吐的表情。
赔偿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我也没法去关心。厂里的货越来越多，我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也不再巴望那个仓管的职位。几天后，我向经理交了辞工书，经理看我一眼，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字。
一年以后，我在路上遇到以前电镀厂的总务主管，他对我说，如果你不走，你就是华光厂的人事主管了，那时候经理看中你了，有文化又能吃苦，正准备提拔你呢！
听了这话，我心里既感慨又遗憾，自己在关键时候还是缺少坚持下去的毅力。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杨梅岗的某家枧厂做了包装部的主管，下面管着200多号员工，无论是工资待遇还是生活条件，都比在电镀厂好了很多。也是这一年，我挣了结婚的钱，把分分合合八年之久的女朋友升级成了妻子。
第二天早上8点多抵达深圳。从深圳火车站坐小巴到龙岗新生，中间我被卖了两次猪崽，多出了10元的冤枉钱，我跟他们理论了几句，就被两个彪形大汉从车上踹了下来。中午，我赶到某丝花厂门口，正碰上工人下班，身着蓝色厂服的年轻男女潮水般从铁栅栏门口涌出来。我站在路边的一棵芒果树下，踮起脚尖朝人群里张望，忽然有人从背后拍我的肩膀，回过头来，是弟弟两年不见的笑脸。
当晚，和弟弟睡在仙人岭村一间低矮潮湿的出租屋里，好不容易在老鼠和蚊虫的载歌载舞中进入梦乡，迷糊中突然传来“砰砰蓬蓬”打门的声音，弟弟一跃而起：“哥，快点，查暂住证了。”一把把我从窄小的窗口推到外面。我踩着墙沿爬到屋顶上。“千万别出声！”弟弟招呼我，“查完了我再叫你下来。”我像只夜猫一样潜伏在瓦片上，连大气都不敢出。我听到弟弟把厂牌和暂住证交给他们查看，我听到他们生硬而粗暴的普通话，最后，听到他们甩门出去的声音。
后来，白天，我沿着工业区的厂门口一家一家去找工作，吃饭的时候又匆忙跑回来分吃弟弟偷打出来的那份饭菜，虽然只是豆芽和水白菜，兄弟俩却“吧叽吧叽”嚼得十分香甜。也许是我的长相不太正点，找工的时候，常常在保安那一关就被腰斩，从没有进人事部面试的机会。这样一找就是半个月，每天早出晚归地在工业区里穿梭，心里焦急而无望。那段时间，我对写有招聘广告的红纸特别敏感，只要看到红色张贴，都会跑近去看个究竟。有一回，远远看见一张招工广告样的红纸，我斜穿过汽车飞驰的街道和人流，一路奔跑过去，近了才看清楚，那不过是一条女人的红色内裤。我站在那条内裤前，指手骂这个戏弄我的骗子，这时，耳边响起一声天真稚嫩的童音：“妈妈你看，那个疯子在骂一条裤子。”循声望去，一对母女从我身边经过，她们牵手走在阳光中的背影温暖而安静。
那一刻，我的眼里有泪流出。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一位老乡从某电镀厂面试回来，跟我说：“那厂里招一个记录员，我就是字写得跟鸡爪似的，人家不要。你字不错，去试试吧，可能有机会。”
我去到某电镀厂门口，同往常一样，被保安满口拒绝。可我听出了保安的乡音，赶忙改口用家乡话跟他求情。保安是武冈的，听了乡音果然改变了态度，看了我的证件，然后放我进去二楼的人事部面试。
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证件齐全。到了人事部，把红红绿绿的证件摆满了一桌子，连同各种获奖证书和优秀通讯员证。人家根本没瞄一眼，只说：“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我写了一行柳体正楷，那人瞥一眼说：“可以了，你明天来上班吧！”
我就这样做了这家电镀厂的一名记录员。上班那天，我特意买了包白沙烟给保安，保安跟我客气，然后告诉我：“记录员工作很累的，你做不了多久就会后悔。”
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我厂牌上写的是“记录员”，其实他们要的就是一个有点文化基础的搬运工。我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把从外厂拉回来的五金半成品过磅、记数，跟踪每一道工序的数量和重量，核对电镀颜色，一直跟到出货。那些五金半成品都是刚从机器里生产出来的，不但死重，而且满是油污，产品的角角落落都是尖利的披锋和毛刺。没几天，我的手脚上到处是血口子，伤痕累累。有一次快下班了，厂车才回来，下午又要赶着出货，主管吩咐我连班。每一袋螺丝都有一百五六十斤重，油滑滑的，手又抓不稳，我费尽死力好不容易把它们提到磅秤边上，一松手又滑了下来，再搬上去再滑下来，屡搬屡滑。看着别人都在吃饭，没有一个人过来帮我，心里委屈得直想哭。再次往磅秤上搬货的时候，伸过来一只戴着粗金戒指的白手帮我提了一把，然后他朝食堂那边招了一下手，主管立刻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和我一起干活。后来我知道，那个是老板。
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爬上仓管那个位置，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那份工作。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看见仓管坐在仓库门口，吹着风扇，收物料，发货，如此简单轻松的工作却可以和主管经理们一起坐在小食堂里吃饭，每个月还能拿到800块钱的固定工资。那段时间，每次从仓库门口经过，我都无限羡慕地朝里面张望，心里想，仓管什么时候会辞工呢？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庆幸自己不是仓管。一天晚上10点左右，白班和晚班正在进行工作交接，仓管用小拖车拉着一壶浓硫酸进到滚镀车间，经过一条水泥路坎的时候，拖车颠簸了一下，壶盖冲了出来，冲得老高，壶里的硫酸溶液随着盖子一起冲了出来，泼洒在仓管的脸上和身上。车间里顿时乱成一锅粥。我看见仓管仓皇抓起一根水管，使劲往自己脸上冲水。主管连忙过来抢了他的水管，同时大声叫喊着司机送他去医院。
两个月后，仓管从龙岗中心医院出院，和他妻子一起来到厂里找老板要赔偿。我看见他从车间经过，原先清秀的国字脸上像爬满了横七竖八的蚯蚓，眼睛一大一小，鼻子左右也错了位，一个鼻孔朝天露着。一些吃饭的女工当场流露出要呕吐的表情。
赔偿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我也没法去关心。厂里的货越来越多，我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也不再巴望那个仓管的职位。几天后，我向经理交了辞工书，经理看我一眼，二话没说，就在上面签了字。
一年以后，我在路上遇到以前电镀厂的总务主管，他对我说，如果你不走，你就是华光厂的人事主管了，那时候经理看中你了，有文化又能吃苦，正准备提拔你呢！
听了这话，我心里既感慨又遗憾，自己在关键时候还是缺少坚持下去的毅力。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杨梅岗的某家枧厂做了包装部的主管，下面管着200多号员工，无论是工资待遇还是生活条件，都比在电镀厂好了很多。也是这一年，我挣了结婚的钱，把分分合合八年之久的女朋友升级成了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