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张学良捉蒋后为什么电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去西安协助处理捉蒋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事实上，张、杨兵谏不仅遭到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的一致谴责，在东北军内部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动荡。其中，洛阳兵变成为张学良在危急中向中共求助的重要动因。
　　
　　股肱部下背叛少帅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时，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接到孙鸣九从临潼打回的电话后，自知捉蒋兵谏已成事实。张学良意识到将面临的军事威胁：即南京政府在获悉蒋被捉的消息后，肯定派大批中央军西犯，而潼关则是保证“事变”是否成功的重要关隘。他这才明白事变前没对潼关进行军事部署是重大失误。
　　当夜，张学良给两位东北军将领发急电，一是驻扎在保定的万福麟。二是驻守洛阳的王荣寰，密令他们马上向潼关进军，这是张学良兵谏后向外发的第一批电报。而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则在此后数小时才公布于世。
　　张学良当时最为倚重的是镇守洛阳的王荣寰，因他可就近占据潼关要塞。王荣寰，黑龙江省双城人，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即为张学良麾下得力炮兵连长，深受少帅器重，视若股肱。1935年张学良率兵由湖北向陕西进驻时，把王荣寰旅作为心腹安插在东北军和中央军联合混驻的咽喉要地洛阳。
　　张学良发给王荣寰的电报中虽已告知兵变发生，但没明示蒋介石安危。张学良要王荣寰火速调炮兵旅向潼关方向进发，随时阻击来犯的中央军。但张学良没想到，他最信任的将领王荣寰竟早已心怀异志。
　　原来，王荣寰凌晨5时收机要员送来的密电时，虽还不知西安发生何事，但让他发兵潼关，肯定与蒋介石在西安的处境有关。如执行张学良的命令，他担心万一事变功败垂成，让他的炮兵六旅陷入尴尬。但拒绝少帅命令，又有违张学良多年的精心栽培。在王荣寰举棋不定时，一个叫黎萍的女人起到了让王荣寰背叛少帅、投靠南京的重要作用。
　　
　　消息传到南京
　　
　　此时，王荣寰刚与北平女学生黎萍结婚，正是儿女情长的蜜月时期，当然不想前往潼关。黎萍听说张学良有密电调王荣寰去潼关，心生不快。她读了张氏密电，方知东北军举事，黎萍认为系因抗日主张不合，张、蒋火并，于是便替王荣寰吹冷风。她说，如王荣寰听信张氏电令前往潼关，很可能与南京救兵发生冲突。两军对垒之际，东北军必然不堪一击，到那时王荣寰非但毫无益处，反要面临仕途的毁灭。
　　王荣寰听信黎萍指点，果断作出背叛张学良的决定。清晨7时，他紧急求见中央军驻洛守军祝绍周少将。祝绍周多年前就极力巴结蒋介石，如今忽得王荣寰主动送来的张学良密电，他火速用专线电话将张、杨在西安举事的消息，报告在南京主持军事的何应钦。祝是最早把“西安事变”信息传到南京的人。
　　何应钦接到祝绍周的密报后，叮嘱他不得把蒋氏在西安出事的情况报告给当时在上海的宋美龄和宋子文，同时要他负责与西安取得联络，进一步试探、摸清蒋介石的安危近况，以便南京伺机采取军事行动。
　　祝绍周在得到何应钦的密令后，精神更加抖擞，以为改变处境的机会就在眼前。所以祝绍周马上打电话向西安刺探军机，果然不出他所料，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和随行军政大员们住宿的京西宾馆，电话均无法接通。他再给杨虎城打电话，竟也无人接听，祝绍周因此断定蒋介石在西安肯定遭遇了不测。他急忙又给王荣寰打电话，告诉他：“南京方面已知委员长的处境，现正在研究如何轰炸西安。你的炮兵旅在这紧要关头是否效忠委员长。可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设“鸿门宴”
　　
　　王荣寰向祝绍周告密后，也感到心里发虚。一是他不知张学良、杨虎城的兵变结果如何，担心万一张学良将来成了气候，他就再无回旋余地；二是回想起张学良多年来对他的关怀培养，特别是在东北时期把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炮兵提拔起来。此种知遇之恩居然变成了以怨报德。
　　王荣寰深恐手下官兵获悉他背叛的行径以后难以服众，只好和黎萍密商对策。黎萍继续指点他：张学良和杨虎城虽有抗日热情，但西北兵力毕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只要南京发兵救蒋，张、杨两股作乱之军肯定不堪一击。到那时如果你跟着张学良作乱反蒋，必然是死路一条。现在手下的几个团长虽然都是张学良的人，可只要你把事情真相告诉他们，相信所有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跟着张学良作乱。到南京发兵征讨西安的时候，现在不执行张学良密令的人都是功臣。
　　王荣寰因有黎萍的支持，所以决定把背叛张氏、投靠南京中央军的做法坚持到底。
　　但是，王荣寰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因为他虽是东北军驻洛的最高官员，麾下的东北军炮12团团长徐德庸却是张学良多年倚重的将才。而12团内多数士兵都是抗日情结较深的东北汉，当年张学良在吉林剿匪时这个炮团就是张氏独立旅的班底。万一他的命令在徐德庸这里得不到贯彻，甚至发生兵变，他在洛阳叉如何做成投蒋反张的大事?
　　一直拖到下午，王荣寰才把徐德庸等人叫到他的旅部。与徐同来的还有东北军炮兵旅的另外两位上校团长，一位是独立17团(亦称“重炮团”)团长叶海泉，一位是正在洛阳军校接受集训的东北军教导大队队长赵云飞。
　　王荣寰知道他能否顺利指挥在洛阳的全部东北军将士，关键在他是否能笼络住徐德庸、赵云飞和叶海泉3人。
　　为了能让3个团长听命于他的指挥，王荣寰事前和妻子黎萍设计了一个制服3人的计划，即采取“鸿门宴”的方式，以给黎萍祝贺生日为由。突然命令传令兵前往3个防地请3人赴宴。
　　王荣寰想好了如何让他们就范的应对之计，即假若3人不肯服从他的调遣，必要时可采取铁腕手段，强迫他们就范。为让自己的计划得逞，王荣寰还密调士兵在旅部内外设下暗哨，以应付不测之变。此外，王荣寰又将他的亲信、二营营长张兴华密调旅部，带兵士数人准备随时应变。
　　
　　洛阳兵变
　　
　　下午3时，王荣寰准时在旅部大摆“宴席”。席问，他向徐德庸、赵云飞和叶海泉等团长出示张学良当日凌晨发来的密电，并将他从祝绍周处获悉的西安事态简要通告。
　　他最后说：“蒋委员长据说被押在城里，大批国府大员也都命在旦夕。党国的生死存亡，都系于我们一身。诸位，在此生死关头，我们在洛阳的守军再也不能糊涂了，因副司令(张学良)此举太过分，南京很快会发兵轰炸西安。何去何从，要听诸将意见而定。这就是我今天设宴的原因!”
　　徐德庸看罢张学良的电报，当即将桌案一拍，冲王荣寰大喝：“这么重要的电报，你为何现在才出示?”赵云飞也起来响应。
　　王荣寰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他把枪在桌上一拍：“实话告诉你们，电报已通过祝主任报告了南京。不错，副司令从前对我不薄。可国家大事为上，个人恩怨事小。我 不能因顾及副司令的好处，无视国家生灵涂炭、内战将起，现在副司令反对中央，莫非我们能因一己之私背叛党国吗?”王荣寰震住了想要反抗的徐德庸。
　　赵云飞本想指责王荣寰，忽见餐厅外已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候，知形势不利，但他仍然抗议：“我们都是副司令从关东带出的军人，他在西安举事，我们又岂能置身事外?”叶海泉见势不妙，又无法坚持带兵前往潼关扼守，只好双手掩面哭泣起来。
　　当天夜里，王荣寰因得祝绍周支持，密捕了赵云飞，随即又将徐德庸和叶海泉软禁。在他将张兴华提职时，又派兵缴了徐德庸12炮团士兵的枪械。王荣寰自此由少帅信任的少将，变成了东北抗日将士的叛徒。
　　
　　向中共求助
　　
　　在王荣寰的参与下，洛阳所有东北军均受祝绍周和中央军的军事管制。祝绍周一面与洛阳空军航校主任王叔铭、空军指挥官毛邦初等联系共同对付东北军，随时向西安讨伐进攻；一面在洛阳策划一个冒险前往西安解救蒋介石的“劫人方案”。
　　王荣寰主动提议派空军飞往西安高空侦察，在获得蒋介石准确羁押地点后，再派熟悉西安的飞行员驾机前往，突如其来地把蒋介石救出，以抢头功。随后，王派飞行员蔡锡昌在天黑前密飞西安华清池。
　　这时的祝绍周、王荣寰和王叔铭因不明西安情况，只是估计蒋氏仍在他多次居住的华清池五间厅内。所以，蔡锡昌驾驶新式美国战斗机于12日晚7时飞临西安上空。
　　蔡锡昌虽然技术高超，对西安地形也非常熟悉。但他毕竟不知西安的军事情况，所以当他驾机飞临华清池并降落在骊山脚下的一方空地上时，被附近的东北军战士当场逮住。
　　张学良亲自审问蔡锡昌。蔡拒不交代飞临西安的使命，只称是新来的飞行员，因不熟悉地形而误降骊山。张学良当场戳穿蔡锡昌的阴谋，证据是从飞机里发现一套专供蒋出逃时用的飞行服装。还有人认出蔡锡昌并非新来的飞行员，而是国民党空军中有名的“空中英雄”。至此，蔡锡昌不得不供认洛阳兵变及王荣寰等人背叛东北军的真相。
　　张学良对此大为惊叹，没有想到多年培养的王荣寰竟在关键时刻成了东北军的叛徒。此时更让张学良痛心的消息也从河北传来，受张氏多年倚重的东北军宿将万福麟(驻扎保定，时为第53军军长)，居然在接到张学良发的密电后按兵不动，拒绝执行抢占潼关、断绝中央军进陕之路的军事行动。张学良这才意识到事变过于仓促，甚至连东北军内部部署也没完成，致使军令在紧要关头得不到响应。
　　当时张学良处于捉蒋在手、却无妥善之计处理西安事变的困境，才有向中共中央急电求助的电报发出。洛阳兵变以后，国民党中央军逼近西安，张学良尤其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12月17日，当周恩来抵达西安后，困境中的张学良才精神一振，处理事变的善后事宜也开始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