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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铁凝在小说《永远有多远》中塑造了白大省、“我”、西单小六三种女性形象，这三种女性形象分别代表着传统道德中的女性，大多数的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以及独立自主意识下的女性形象。通过对白大省和西单小六这两种极端的生活状态的描写，反映出“我”在这两种状态中游走的尴尬地位和矛盾心理。这是当今社会下大多数女性的生活状态，而这种生活状态的形成则是由几千年的传统道德制度下的社会归属造成的。
关键词：铁凝 《永远有多远》 女性地位 传统道德 独立自主意识
铁凝在《永远有多远》中运用象征的手法描写了当今社会下女性逐渐觉醒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传统道德制度之间的冲击和碰撞，也反映了时代新女性在当今社会角色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小说主人公白大省就象征着在这个商品潮流中物欲与利益膨胀的社会中残存的古老的传统美德。白大省的善良、忍让处处受人利用，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使自己受到伤害，这又象征着那些传统的令人温暖的美德似乎与这个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了[1]。白大省一直不愿意做自己，总想着改变自己，这又不得不让人担忧这仅存的美德是否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殆尽。文中虽然对西单小六的描写不多，但这个人物却是独立自主意识的代表，她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而不受传统道德制度的制约，这是很多女性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可作为这很多女性代表的“我”始终在传统道德制度和独立自主意识的边缘间观望游走，而这正是当下女性在家庭、社会职责和人生价值中所处的尴尬地位。
“我”和白大省都向往成为西单小六那样的女人，西单小六是个被胡同里的“男男女女口头诅咒的人物”，这个“染着恶俗的杏黄指甲的女人”是反传统的代表，虽然“我”和白大省不会完全认同西单小六的行为，可心中却还是羡慕和喜欢的，这是女性追求个性自由和反抗传统的觉醒意识。然而，在传统社会的规范制约下，女性被套上了宽容、忍耐、善良、妥协、牺牲的道德枷锁。在小说中，白大省是那种被社会规范所奴役，想要挣脱却终究无法挣脱的女性形象，西单小六则与白大省的人物形象形成强大的反差，是一个完全反抗这种规范的女性形象，而小说中的“我”则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羡慕西单小六我行我素和坦荡自在，却又无法完全脱离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2]，这样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女性形象，游走于两种道德极端的边缘，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当代女性也无法完全摆脱传统道德中“相夫教子”这种观念的制约，尽管当今的女性拥有足够的能力享有或承担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可这个社会依然是一种男权的社会，女性的解放也没有达到完全的解放。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女人还是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在生活中也还是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女人最终的归宿是家庭，女人最大的幸福是在男人身上，这就是几千年来施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道德规范，即使是在如此开明自由进步的社会里，这种思想依然深深根植于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白大省不想成为她已经成为的那种人，她也曾发誓改变自己，可终究敌不过已经在她身上滋长了三十年的道德规范，她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是长久以来的所谓的美德让她成为了这样的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过，“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同样的，男人也不是天生就是男人，是后天才形成了男人。可以想象，在一个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道德制度制约的乌托邦世界里，男人可以是女人，女人也可以是男人。可以说，人本没有性别之分，都是后来人强加的。
在现在这个世界环境中，女性意识越发高涨，独立自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有些女性主义者强烈要求与男性享有同等的社会待遇和价值认同，可长久以来，无论是在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还是世界里的其它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要求始终无法实现，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男权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自身的价值实现，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进步，在社会职责中，女性的地位虽依然不及男性，可也在不断地追赶持平。
可是在女性不断追求独立自主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受着传统道德制度的制约。《礼运大同篇》中言，“男有分，女有归”。这种说法又符合阴阳合和的哲学道理，似乎男女区分，各司其职才能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有序地循环转动。
男女在身体结构上的差异也注定了男女社会价值地位的不对等，尽管这种不对等的现象已经变得不太明显，可是在家庭关系中，做出牺牲的往往还是女人，这种现象又是处处存在的，似乎女人不为家庭做出牺牲就是自私的，是违反道德的，似乎女人天生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最终的归宿就是围着家庭灶台，也正是因为这种被大家认可并习以为常的不对等现象才助长了男性在家庭地位中的资本，注定了在绝大多数家庭关系中出现男强女弱的现象，注定了在绝大多数家庭中女人依附男人而生活的现象，注定了“抛妻弃子”这个成语的泛滥出现，而不是“抛夫弃子”，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男友分，女有归”的社会道德归属，并不是因为女人天生弱小，男人天生强大，这种强弱之分本来就不是可以绝对划分的，男女可以在生活上互补，在工作和社会职责中同样可以互补，只是太多人忽略了这种互补，男人不是绝对的强，女人也不是绝对的弱，是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制度强化了男人，弱化了女人。
社会进步了，可这种不对等的男女归属却没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女人越来越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依然不能完全摆脱掉这种性别划分所带来的压迫。然而，当男女真正实现地位对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样的社会是否会比如今的社会更加进步，更加和谐呢？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女性都不能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即使是多么进步开明的女性，她们的思想中也根植着传统的道德束缚，她们在实现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往往受到这种束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外界因素强加给她们的，而她们也做出了妥协；有些则是她们自愿的。
在这样的社会观念中，新时代的女性该如何自处，白大省是传统道德的代表，西单小六是独立自主的代表，而绝大多数的“我”就处在夹缝中左右逢源，在不断争取独立自主的同时也不得不向社会道德妥协，这就是当代女性的一种生活状态。小说中的“我”向往着西单小六的任性自由却没有勇气打破常规去追求那样的生活，而“我”虽对白大省的好人品质感到无奈和气愤，却又无意识中害怕着她的改变，“我”虽然极不赞同白大省的这种“好人”模式，可当白大省决心改变自己，挑一些“大花的，或者透得厉害的，或者弹力紧身的”衣服的时候，“我”并没有支持她的改变，反而不断地制止，并认为这些衣服不适合白大省。在这里，“我”的心情也应该是矛盾的，虽然认为像白大省这样的“好人”品质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有些“过时”了，可还是想留住这一点仅存的“好人”品质，“我”害怕这种品质会改变，会消失。没有了这种仁义和善良的社会是令人害怕的，那么从另一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了传统道德的社会也是令人害怕的。
而白大省希望自己改变，最终还是没能改变，这都是当代女性在进步的独立自主意识和传统的道德规范之间无法挣脱，无法完全获得精神自由的无奈和妥协。白大省说，“我想成为的这种‘好人’根本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这是对自我的不认同，白大省从小就被戴上了仁义的帽子，她想改变自己却无法摆脱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一次又一次违背自我的需要，不断地选择退让和妥协，从而获得良心上的平静和满足。
白大省最终没有改变，她最终和郭宏结婚了，这样的结局也反映出“我”对这种美德的留恋，也是对传统道德制度的默认与妥协。
参考文献
[1]朱崇娴.“我们在哪里？”——论铁凝《永远有多远》的生活哲学思考[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9（2）：60-62.
[2]马堃，张克勇.主体精神的延续——读铁凝《永远有多远》[J].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16（1）：55-57.
关键词：铁凝 《永远有多远》 女性地位 传统道德 独立自主意识
铁凝在《永远有多远》中运用象征的手法描写了当今社会下女性逐渐觉醒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传统道德制度之间的冲击和碰撞，也反映了时代新女性在当今社会角色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小说主人公白大省就象征着在这个商品潮流中物欲与利益膨胀的社会中残存的古老的传统美德。白大省的善良、忍让处处受人利用，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使自己受到伤害，这又象征着那些传统的令人温暖的美德似乎与这个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了[1]。白大省一直不愿意做自己，总想着改变自己，这又不得不让人担忧这仅存的美德是否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殆尽。文中虽然对西单小六的描写不多，但这个人物却是独立自主意识的代表，她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而不受传统道德制度的制约，这是很多女性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可作为这很多女性代表的“我”始终在传统道德制度和独立自主意识的边缘间观望游走，而这正是当下女性在家庭、社会职责和人生价值中所处的尴尬地位。
“我”和白大省都向往成为西单小六那样的女人，西单小六是个被胡同里的“男男女女口头诅咒的人物”，这个“染着恶俗的杏黄指甲的女人”是反传统的代表，虽然“我”和白大省不会完全认同西单小六的行为，可心中却还是羡慕和喜欢的，这是女性追求个性自由和反抗传统的觉醒意识。然而，在传统社会的规范制约下，女性被套上了宽容、忍耐、善良、妥协、牺牲的道德枷锁。在小说中，白大省是那种被社会规范所奴役，想要挣脱却终究无法挣脱的女性形象，西单小六则与白大省的人物形象形成强大的反差，是一个完全反抗这种规范的女性形象，而小说中的“我”则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羡慕西单小六我行我素和坦荡自在，却又无法完全脱离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2]，这样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女性形象，游走于两种道德极端的边缘，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当代女性也无法完全摆脱传统道德中“相夫教子”这种观念的制约，尽管当今的女性拥有足够的能力享有或承担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可这个社会依然是一种男权的社会，女性的解放也没有达到完全的解放。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女人还是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在生活中也还是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女人最终的归宿是家庭，女人最大的幸福是在男人身上，这就是几千年来施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道德规范，即使是在如此开明自由进步的社会里，这种思想依然深深根植于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白大省不想成为她已经成为的那种人，她也曾发誓改变自己，可终究敌不过已经在她身上滋长了三十年的道德规范，她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是长久以来的所谓的美德让她成为了这样的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过，“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同样的，男人也不是天生就是男人，是后天才形成了男人。可以想象，在一个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道德制度制约的乌托邦世界里，男人可以是女人，女人也可以是男人。可以说，人本没有性别之分，都是后来人强加的。
在现在这个世界环境中，女性意识越发高涨，独立自主的意识也越来越强，有些女性主义者强烈要求与男性享有同等的社会待遇和价值认同，可长久以来，无论是在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还是世界里的其它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要求始终无法实现，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男权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自身的价值实现，这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进步，在社会职责中，女性的地位虽依然不及男性，可也在不断地追赶持平。
可是在女性不断追求独立自主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受着传统道德制度的制约。《礼运大同篇》中言，“男有分，女有归”。这种说法又符合阴阳合和的哲学道理，似乎男女区分，各司其职才能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有序地循环转动。
男女在身体结构上的差异也注定了男女社会价值地位的不对等，尽管这种不对等的现象已经变得不太明显，可是在家庭关系中，做出牺牲的往往还是女人，这种现象又是处处存在的，似乎女人不为家庭做出牺牲就是自私的，是违反道德的，似乎女人天生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最终的归宿就是围着家庭灶台，也正是因为这种被大家认可并习以为常的不对等现象才助长了男性在家庭地位中的资本，注定了在绝大多数家庭关系中出现男强女弱的现象，注定了在绝大多数家庭中女人依附男人而生活的现象，注定了“抛妻弃子”这个成语的泛滥出现，而不是“抛夫弃子”，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男友分，女有归”的社会道德归属，并不是因为女人天生弱小，男人天生强大，这种强弱之分本来就不是可以绝对划分的，男女可以在生活上互补，在工作和社会职责中同样可以互补，只是太多人忽略了这种互补，男人不是绝对的强，女人也不是绝对的弱，是传统的社会道德和制度强化了男人，弱化了女人。
社会进步了，可这种不对等的男女归属却没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女人越来越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依然不能完全摆脱掉这种性别划分所带来的压迫。然而，当男女真正实现地位对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样的社会是否会比如今的社会更加进步，更加和谐呢？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女性都不能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即使是多么进步开明的女性，她们的思想中也根植着传统的道德束缚，她们在实现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往往受到这种束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外界因素强加给她们的，而她们也做出了妥协；有些则是她们自愿的。
在这样的社会观念中，新时代的女性该如何自处，白大省是传统道德的代表，西单小六是独立自主的代表，而绝大多数的“我”就处在夹缝中左右逢源，在不断争取独立自主的同时也不得不向社会道德妥协，这就是当代女性的一种生活状态。小说中的“我”向往着西单小六的任性自由却没有勇气打破常规去追求那样的生活，而“我”虽对白大省的好人品质感到无奈和气愤，却又无意识中害怕着她的改变，“我”虽然极不赞同白大省的这种“好人”模式，可当白大省决心改变自己，挑一些“大花的，或者透得厉害的，或者弹力紧身的”衣服的时候，“我”并没有支持她的改变，反而不断地制止，并认为这些衣服不适合白大省。在这里，“我”的心情也应该是矛盾的，虽然认为像白大省这样的“好人”品质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有些“过时”了，可还是想留住这一点仅存的“好人”品质，“我”害怕这种品质会改变，会消失。没有了这种仁义和善良的社会是令人害怕的，那么从另一种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了传统道德的社会也是令人害怕的。
而白大省希望自己改变，最终还是没能改变，这都是当代女性在进步的独立自主意识和传统的道德规范之间无法挣脱，无法完全获得精神自由的无奈和妥协。白大省说，“我想成为的这种‘好人’根本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这是对自我的不认同，白大省从小就被戴上了仁义的帽子，她想改变自己却无法摆脱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一次又一次违背自我的需要，不断地选择退让和妥协，从而获得良心上的平静和满足。
白大省最终没有改变，她最终和郭宏结婚了，这样的结局也反映出“我”对这种美德的留恋，也是对传统道德制度的默认与妥协。
参考文献
[1]朱崇娴.“我们在哪里？”——论铁凝《永远有多远》的生活哲学思考[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9（2）：60-62.
[2]马堃，张克勇.主体精神的延续——读铁凝《永远有多远》[J].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16（1）：55-57.